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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李鸿章被迫于马关春帆楼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后日本势力开始大肆渗入；而今日本引火自焚，屈膝投降，自然是大快人心。陈寅恪有诗《乙酉九月三日日本签订降约于江陵感赋》曰：“梦里匆匆两乙年，竟看东海变桑田。燃萁煮豆萁先烬，纵火焚林火自延。来日更忧新世局，众生谁忏旧因缘。石头城上降幡出，回首春帆一慨然。”又有《春帆楼》曰：“取快恩仇诚太浅，指言果报亦茫然。当年仪叟伤心处，依旧风光海接天。”前一首诗的两乙年，一者指马关条约签订的乙未年，一者指而今日本投降的乙酉年；后一首诗中的仪叟是李鸿章。当年李鸿章无奈的签订马关条约，返国后一病不起，呕血数升，伤心且死，而今旧地依然，伤心不再，海天相接的无限风光里镶嵌着的是中华民族百年抗争扬眉吐气的豪情和快意。
然而我们必须清楚，抗日战争的胜利，只是宣告着日本势力退出中国，并不表示中国已经摆脱了屈辱。1945年初，美英两国为诱使苏联在亚洲协助美英打击日本，在没有中国代表出席的情况下于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达签订了秘密协议，即《雅尔达密约》，允许苏联恢复沙皇俄国时期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并默许外蒙古独立。而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也于1945年8月14日同意战后外蒙古是否独立由其选民自决，这就意味着国民政府默认了外蒙古的独立。日本势力退出了中国，而苏联乘机又将其势力渗入中国，中国此时的形势与抗战时期又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此外，不仅外患没有得到事实上的改变，国家内部也开始酝酿着分裂的迹象。战时，国共两党基于全面抗战的需要，实现了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寇。战争结束之后，内战的乌云又笼罩在中国的上空。内忧外患，依然压抑着始终忧国忧民的陈寅恪。再者，1945年春，陈寅恪双目失明，虽然经多方诊治，仍不能恢复，这使他伤心不已。抗战结束，他欣喜之余，已经不能亲眼看到庆祝胜利的盛况，对时局和自己的治学前景甚为感慨①。这期间，他赋诗数首，表达他的忧虑和感慨，其中《乙酉八月听读张恨水著水浒新传感赋》写道：“谁结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妖乱豫么同有罪，战和飞桧两无成。梦华一录难重读，莫遣遗民说汴京。”又有《玄菟》：“前朝玄菟阵云深，兴废循环梦可寻。秦月至今长夜照，汉兴从此又秋阴。当年覆辙当年恨，一寸残山一寸金。留得宣和头白老，锦江衰病独哀吟。”这两首伤时的作品，道不尽他对国家民族深深的忧虑之情。这显示出他对胜利之后的中国局势仍不明朗的预感，这种预感源于他的理性。他虽然“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但这并不表示他对国家政局前途不关注。他做学问坚持的“独立之思想，自有之精神”同样可以应用到他的处事原则上，不为他人的言语所动，不为时局的得失左右。
陈寅恪到达南京时，他的妻女已经从成都飞抵南京，陈寅恪住俞大维官邸。就在陈寅恪流寓南京的短暂时间内，命运让两条原本长年平行的人生轨迹发生了交叉，留学归国同样也在南京的季羡林在俞馆拜访了自己在清华园时的老师陈寅恪。事实上，当陈寅恪尚在英国就医的时候，风闻其事的季羡林就匆忙地给自己的老师写过一封长信汇报自己在德国十年间的学习和科研情况，并寄呈了自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及其他一些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他乡逢旧徒的欣喜，特别是季羡林在东方语言学方面的深湛造诣引起了陈寅恪对这位当年清华毕业生的关注，他很快就给季回复了一封长函，一方面告诉当年的学生自己的近况和行程，一方面讲要把他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等几位先生推荐，这让年轻的季羡林感到喜出望外。这一次他显然是专程来看老师的。师生相见论谈甚欢，两人都比较详细地讲述了阔别十余年来的自己所经历和见闻的种种，用季羡林的话说“先生十分高兴”，临行嘱其带上其德文论文去鸡鸣寺下的中研院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后来季为北大聘任，并很快由副教授升格为正教授而且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的主任。这里面固然和季自己的语言学造诣有关，我们想这还必然地与陈寅恪的褒扬性肯定大有其关系，谁都知道，在民国时期的学者圈里，陈寅恪的话在当时确实有一言九鼎的效力。
当然，陈寅恪他们在南京并未久留，1946年秋天，清华大学在北平复校。加上为了不耽误两个女儿流求和小彭在南京金陵女大附中的学业，他们带小女儿美延于当年经上海乘船北上，于1946年10月回到清华园。其长女流求曾作笔记：1946年春，（陈寅恪）由英伦乘轮船返回祖国。八年抗战虽已胜利，内战继起。父亲双眼完全失去复明的希望，父母心情很沉重。为了不耽误我和小彭妹高中课程，留我们继续在南京金陵女大附中复课，……结束了万里跋涉，回到北京清华大学。作为盲人教授，期望在同事和朋友们帮助下继续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经历了战乱、失明而重新回到北平的陈寅恪，颇有恍如隔世之感。但是他很快从伤感哀愁中走了出来，投入到他为之奋斗半生的学术研究中，他除了在清华授课外，还兼任燕京大学的导师。他将其书斋命名为“不见为净之室”，目虽盲，但做的学问却并不因目盲而显得“盲目”。这是因为他对书籍太熟悉了，而且，他的记忆力非常好，这使他在目盲之后仍然能继续他的学术研究。在成都任他助手的石泉曾回忆道：陈师记忆极好，我在成都任他的助手时，指示我代查资料，往往连版本、页数，以至行数都对，听陈师母说过，陈师幼年在湖南时，只有八、九岁，祖父陈宝箴会客，随侍在旁静听。客走后，谈过的话，别人都记不得了，陈师照述无遗。陈师母还说过，陈师从小看书，只消一遍，就能背诵，对新、旧《唐书》尤其熟。①石泉曾在陈寅恪指导下做论文《中日甲午战前后的中国政局》，他回忆在写作论文过程中，从搜集史料到整理、鉴别与解释史料，形成观点，最后写成初稿，都经过陈寅恪的指点、问难与审查，每完成一小章或一大节，都要念给他听。陈寅恪记忆特别好，往往事隔多日后，听下一章的内容时仍然记得以前章节的内容，前后左右，纵横贯通地进行联系、分析，提出很有启发的意见。②还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那就是陈寅恪的坚毅，毕竟在目盲之后做学问与之前肯定大有不同。这其中，如果没有坚强的毅力，做学术研究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陈寅恪做到了，而且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在清华，在陈庆华、王永兴等人帮助下，他修订完毕之前在成都所草的《元白诗笺证稿》等书稿，还口授了《从史实论切韵》等多篇分量很重的学术文章，另外，有《丁亥元夕用东坡韵》、《丁亥春日清华园作》等多首诗作。除继续写文章外，他仍认真备课，严谨教学，指导学生。
教学之外，陈寅恪也开始享受一位师者应有的快乐。装点着陈寅恪快乐心情的紫藤花这一时期便曾在其心灵的深处留下无比美好的回忆。据当时已在北大任教的季羡林回忆：“有一年的春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招来了众多的游人和蜜蜂。我们一群弟子们，记得有周一良、王永兴、汪海У龋老壬āＯ衷谒浠寄考玻＝鳎坏菹壬约核担行┒骰鼓苡坝按麓驴吹揭煌庞白印４笃俾芑ǖ淖瞎猓壬蚧鼓芸吹健６以谀侵直穆砺摇⑽锛鄯烧恰⑷嗣⑶场⒊槐ＯΦ那榭鱿拢颐窍肭胂壬⒁簧⑿模餮壬囊饧挥υ省Ｎ颐钦媸谴笙补诶唇裼晷俾苌畲Γ业揭桓霾枳溃滔壬凵妥咸佟Ｏ壬匀恍酥录摺Ｎ颐翘感Ψ缟』抖ⅰＮ蚁耄庖残硎窍壬谀茄哪晖防镒钣淇斓氖笨獭！薄�
《元白诗笺证稿》是陈寅恪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他笺诗的最佳之作。它和陈寅恪晚年的巨著《柳如是别传》同是陈寅恪“以诗证史”“文史互证”的重要代表作品。虽然“以诗证史”“文史互证”这种范例并不是陈寅恪的首创，但他却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使得“以诗证史”“文史互证”成为他治学最精华之所在，也是他对传统学术最杰出的贡献之一。“文史互证”将中国传统的训诂学、考据学方法和西方近代的史学、语言学、诠释学等方法融会贯通，它一方面从史学角度考证诗文，即用史家广博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对古诗文中不易理解或易被浅解、误解的字、词、出典等，从历史的角度予以透辟的考订、辨误、解说，尤其要找出或注意诗中所含与当时历史事实有关的“今典”成分；其二即是以诗文为史料，用所谓的“历史的眼光”，通过发现其中时间、地域、人物等史料成分，分析诗中之古典与今典，并与史籍所载相参证，从而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真相，对古人之思想、情感及其所处之时代社会达到真正同情之了解。①在学术这一严格的领域里，要将文与史相互印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需要有传统的考据学和史学根基，又要有近代西方史学方法，还要有传统诗学的修养。即使具备了这些条件，真正能够在这一领域做出成绩的就更有限了。就陈寅恪而言，他有很深的家学渊源，文史修养自不待言；又有多年的留学经历，对西方史学、西方汉学、佛学乃至梵学都有相当的研究。因此，陈寅恪敢于并做到了在史学领域里面运用其文学素养，以诗解史，诗史互证。
陈寅恪研究唐诗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他早就注意到唐诗中大量的运用“比兴”手法，而中唐时元稹、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