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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最要紧的工作是安排客人，制表和统计一样重要。但是，在推拿中心，有一项工作也必不可少。那就是运送枕巾和床单。按照卫生部门的规定，推拿中心的枕巾和床单必须一人一换。用过的枕巾和床单当然要运回去，漂洗干净了，第二天的上午再运过来。这一来就必然存在一个接送的问题。为了节约人手，沙复明就把运送枕巾和床单的任务交给了前台。不会骑三轮车，无论你的眼睛怎样地迷人和怎样地醉人，沙复明坚决不录用。
好在三轮车也不是飞机，尝试了几下，高唯已经能够熟练地向左转和向右转了，还能够十分帅气地从裤裆的下面拉上刹车。和推拿师以及服务员比较起来，在推拿中心做前台算是一个好差事了。主要是可以轮休。也就是说，做一天就歇一天。但是，高唯从来都不轮休，每一天都要上下班。她上班的目的是为了把都红送过去，到了深夜，再用三轮车把都红接回来。正因为这一层，都红和季婷婷的关系慢慢地淡了，最终和高唯走到了一起。她们两个连说话都不肯大声地喧哗，而是用耳语，叽叽喳喳的。如果有人问她们：“说什么呢？”都红一般都是这样回答：“说你的坏话呢。”
季婷婷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心里头老大的不痛快。好在都红聪明，在这个问题上调剂得不错，时不时给季婷婷送一些吃的。比方说，三四瓣橘子，七八颗花生，四五个毛栗子。每一次都是这么一点点，却亲亲热热的，像是专门省给了婷婷姐。这一来反而把这一点可怜的吃食弄出人情味来了，越是少吃起来才越是香，完全是女人们之间的小情调。都红偶尔还给季婷婷梳梳头。季婷婷究竟是一个心胸开阔的女人，又比都红年长好多岁，不再介意了。她对都红的态度分外地满意。都红都意思到了，行了。都是盲人，可以理解的。和“三轮车”把关系搞好，多多少少是个方便。
都红学推拿不能算是专业，顶多只能算是半路出家。还在青岛盲校的时候，她的大部分精力一直都花在音乐上了。如果都红当初听从了老师的教导，她现在的人生也许就在舞台上了。老师们都说，都红在音乐方面有天分，尤其是音乐的记忆上面。一般来说，当事人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自己在某个方面的才能，当这种才能展露出来的时候，他能知道的只有一点——做起来特别地简单。
音乐相对于都红来说正是这样。都红是怎么学起音乐来的呢？这话说起来远了，一直可以追溯到都红的小学五年级。那一天都红她们学校包场去“看”电影，电影是好莱坞的，所描绘的是未来的宇宙，从头到尾就听见很尖锐的声音在那里乱窜。音乐就更乱了，很不着调，又空洞又刺耳，这就是所谓的太空音乐吧。一个星期之后，都红的音乐老师到卫生间里小解，听到有人在一边哼，耳熟，却不知道是什么。一想，想起来了，可不是好莱坞的太空音乐么。老师洗过手，就站在那里等，最后等出来的却是都红。老师就问，这么乱哄哄的乐曲你也能记得住？都红很不解，笑了，反过来问她的老师：“音乐又不是课文，需要记么？”这句话听上去大了。如果这句话是一个健全人说出来的，多多少少都有点自信得过了头的意思。盲人没有这样的自信，即使有，他们的表达也不是这种样子。所以，这句很“大”的话在都红的嘴里只有一个意思，是一句实话。
老师便把都红拉到了办公室，当着所有老师的面，给都红弹奏了一段勃拉姆斯。四句。弹完了，老师把双手放在膝盖上，等着都红视唱。都红站在钢琴的旁边，两只胳膊挂在那儿，怎么说都不出声。老师知道了，她这是不好意思，就用表情示意其他老师“都出去”。老师们都离开了，都红站在那里，还是不肯。躲在窗外的老师们最终失去了耐心，散了。等他们真的散了，都红开始了她的视唱。她视唱的是右手部分，也就是旋律，音程和音高都很准。老师还没有来得及赞叹，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都红把左手的和声伴奏也视唱出来了。这太难了。太难了。只有极少数的天才才能够做到。老师惊呆了，双手扶着都红的肩膀，向左拨了一下，又向右拨了一下，用力地看。这孩子是都红么？是那个数学考试总是四十多分的小姑娘么？
这孩子是都红。学数学，她不灵。学语文，她不灵。学体育，她也不灵。音乐却不用学，一听就灵。怎么就没发现呢？可现在发现也不晚哪，她才五年级。老师当机立断，抓她的钢琴。都红却不感兴趣。老师说，你究竟对什么感兴趣？都红说，我喜欢唱歌。老师坐在了琴凳上，急了，不停地用巴掌拍打自己的大腿，用的是进行曲的节拍——
都红，你不懂事啊，不懂事！你一个盲人，唱歌能有什么出息？你一不聋，二不哑巴，能唱出什么来？什么是特殊教育，啊？你懂么？说了你也不懂。特殊教育一定要给自己找麻烦，做自己不能做的事情。比方说，聋哑人唱歌，比方说，肢体残疾的人跳舞，比方说，智力障碍的人搞发明，这才能体现出学校与教育的神奇。一句话，一个残疾人，只有通过千辛万苦，上刀山、下火海，做一并做好——他不方便、不能做的事情，才具备直指人心、感动时代、震撼社会的力量。你一个盲人，唱歌有什么稀奇？嘴巴一张就来了嘛。可弹钢琴难哪。盲人最困难的是弹、钢、琴——你懂不懂？你多好的条件啊，怎么就不知道珍惜？你这是懒——把你的家长喊过来！
都红没有喊家长。妥协了。钢琴老师像一个木匠，她把都红打成了一张凳子，放在了钢琴的前面。都红的进步可以用神速去形容，仅用了三年的工夫，她的钢琴考试达到了八级。都红创造了一个奇迹。
初中二年级，都红的奇迹突然中断了。是她自行了断的。都红说什么也不肯坐到钢琴的面前去了。
这一切都因为一次演出，是一台向残疾人“献爱心”的大型慈善晚会。晚会上来了许多大腕，都是过气的影视明星和当红的流行歌手。作为一名特邀演员，都红穿着一身喇叭状的拖地长裙，参加了这台晚会。都红即将演奏的是巴赫的三部创意曲。这是一部复调作品，特别强调左右手的对位。很难。要说把握，都红对二部创意曲的把握更大些。但是，老师鼓励她了，要上就上难的。这是都红第一次正式的演出，一上台都红就觉得不对劲。她的手紧张。尤其是无名指，突然失去了往昔的自主性，僵硬了，一直都没有呈现出欲罢不能的好局面。要是往细处追究一下的话，“无名指无力”是都红的一个老问题了，都红花过很大的功夫，似乎已经好了。但是，就在这样一个隆重的场合，她“无名指无力”这个老问题再一次出现了。为了增加无名指的力量，都红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发力，她借助于手腕的力量，把无名指往琴键上砸。这一来都红手指上的节奏就乱了，都红自己都不敢听了。这哪里是巴赫？这哪里还是巴赫？
都红是唯美的。她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停下来。停下来，从头开始，重来一遍。可是，这不是练琴，这是公开演出。都红只能顺着旋律把她的演奏半死不活地往下拖。都红的心情严重地变形了。很不甘。她像吃了一大堆苍蝇。手上却又出错了。她的演奏效果连练琴时的一半都没有达到。都红只有破罐子破摔，心中充满了说不出的懊丧。
都红好几次都想哭了，还好，都红没有。都红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弹完的。最后一个音符即将来临，都红伴随着极大的委屈，提起胳膊，悬腕，张开了她的手指。仿佛了却一个心思一样，都红屏住呼吸，把她所有的指头一股脑儿摁在了琴键上。她在等。等完最后一个节拍，都红吸气，提腕，做了一个收势。总算完了。第三创意曲丑陋不堪。太丢人了，太失败了。这个时候的都红终于有些憋不住了，想哭。掌声却响了起来，特别地热烈，是那种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都红就百感交集。站起来，鞠躬。再鞠躬。女主持人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女主持人开始赞美都红的演奏，她一连串用了五六个形容词，后面还加上了一大堆的排比句。一句话，都红的演奏简直就完美无缺。都红想哭的心思没有了，心却一点一点地凉下去。是苍凉。都红知道了，她到底是一个盲人，永远是一个盲人。她这样的人来到这个世界只为了一件事，供健全人宽容，供健全人同情。她这样的人能把钢琴弹出声音来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女主持人抓住都红的手，向前拉，一直拉到舞台的最前沿。女主持人说：“镜头，给个镜头。”都红这才知道了，她这会儿在电视上。全省、也许是全国人民都在看着她。都红一时就不知道怎么才好了。女主持人说：“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都红说：“都红。”女主持人说：“大声一点好么？”都红大声地说：“都——红。”女主持人说：“现在高兴吗？”都红想了想，说：“高兴。”女主持人说：“再高声一点好吗？”都红的脖子几乎都拉长了，呐喊着说：“高——兴！”“为什么高兴？”女主持人问。为什么高兴？这算什么问题？这算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把都红难住了。女主持人说：“这么说吧，你现在最想说的话是什么？”都红的嘴巴动了动，想起了“自强不息”，想起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这些都是现成的成语和格言，都红一时却没能组织得起来。好在音乐响起来了，是小提琴，一点一点地，由远及近，由低及高，抒情极了，如泣如诉的。女主持人没有等待都红，她在音乐的伴奏下已经讲起都红的故事了。所用的语调差不多就是配乐诗朗诵。她说“可怜的都红”一出生就“什么都看不见”，她说“可怜的都红”如此这般才鼓起了“活下去的勇气”。都红不高兴了。都红最恨人家说她“可怜”，最恨人家说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