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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就绝不可能了。古代的埃及人和近代的中国人似乎就是靠耕作本国土地、经营国内商业而致富的。据说，古代埃及人，极不注意国外贸易；大家知道，近代中国人极轻视国外贸易，不给与国外贸易以法律的正当保护。以一切邻国陷于贫困境况为目标的近代外国通商原则，如果能够产出它所企望的结果，那就一定会陷国外贸易于不被人注意、不被人重视的地位。
法国和英国间的贸易，所以会在两国都受到那么多的阻碍与限制，就是此等原则的结果。如果这两国能抛弃商业的嫉妒和国民的仇恨，来考察其真实利害关系，那末对英国来说，法国的贸易，将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的贸易更有利；由于同一理由，对法国来说，英国的贸易，亦将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的贸易更有利。法国为英国最近的邻国。英国南部沿海各地与法国北部及西北部沿海各地间的贸易，好象国内贸易一样，可以每年往返四次、五次乃至六次。这两国投在这种贸易上的资本，比较投在国外贸易大多数其他部门上的等量资本，能够推动四倍、五倍乃至六倍的劳动量，能够雇用和养活四倍、五倍乃至六倍的人数。这两国彼此相隔最远的各地间的贸易，也至少可望每年往返一次。所以，就连这种贸易，也比我国对欧洲其他大部分地方的国外贸易同样有利。若与夸大的我国对北美殖民地的贸易（那一般要三年，乃至四年五年以上，才能往返一次）比较，那至少也有利三倍。此外，法国据说有居民二千三百万，我国北美殖民地居民却据说不过三百万。法国又比北美洲富饶得多，虽然由于法国财富分配不平均，法国的贫民乞丐，比北美多得多。所以，与我国北美殖民地比较，法国所能提供的市场，至少大八倍；加以往返更为频繁，利益要大二十四倍。英国的贸易，亦同样有利于法国。英国贸易对于法国的利益，要按照两国财富、人口与邻近的程度，大干法国殖民地贸易对于法国的利益。这就是两国智者所认为宜加以阻止的贸易和最受其偏爱奖励的贸易这二者间很大的差别。
然而，使两国间开放的自由的贸易对两国那么有利的环境，却成为产生这种贸易的主要障碍的原因。因为是邻国，它们必然是故国；于是，一方的富强，增加另一方的恐惧，而本来可增进国民友谊的有利因素，却成为助长激烈的民族仇恨的原因，它们同是富裕勤勉的国家。每一国商人和制造者，都担心会在技术与活动上遇到另一国商人和制造业者的竞争。商业上的嫉妒，由激烈的民族仇恨所激起，而激烈的民族仇恨也助长了商业上的嫉妒，两者相互助长。两国的贸易者，都热烈地确信他们自私自利的谬说，宣称不受限制的国外贸易，必然会生出不利的贸易差额，而不利的贸易差额，又一定会导致国家的灭亡。
在欧洲各商业国内，自命的这种学说的学者常常预告；不利的贸易差额，将使国家频于灭亡。这激起了各商业国不少的忧虑，几乎各商业国都试图改变贸易差额，使对本国有利而对邻国不利。但在这一切忧虑以后，在这一切无效的尝试以后，似乎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曾因上述原因而变得贫困。和重商主义者的预料相反，实行开放门户并允许自由贸易的都市与国家，不但不曾因此种自由贸易而灭亡，而且因此致富。欧洲今日，从某几点说，配称为自由港的都市虽有几个，但配称为自由港的国家却还没有。最接近于此的国家，也许要算荷兰了，虽然仍离此很远。大家承认，不仅荷兰国民财富全部得自对外贸易，而且大部分必要生活资料也得自对外贸易。
我在前面已经说明，有另一种差额，和贸易差额极不相同。一国的盛衰，要看这差额是有利或是不刮。这就是年生产与年消费的差额。前面说过，年生产的交换价值如果超过了年消费的交换价值，社会的资本每年就必然会按照这超过额的比例而增加起来。在这场合，社会在其收入内维持其生存，每年从其收入中节省下来的部分，自然会加到社会资本上去，并用以进一步增加年生产物。反之，如果年生产的交换价值，小于年消费的交换价值，社会的资本每年就必然会按照短少的比例而减少下去。在这场合，社会的支出超过了社会的收入，那必然会侵蚀社会的资本。资本必然会减退，随着资本的减退，其产业年产物的交换价值亦减退。
生产与消费的差额，和所谓贸易差额全不相同。在没有对外贸易、不与世界往来的国家内，可以发生这种差额。在财富、人口与改良都在逐渐增进或在逐渐减退的全地球上，也可以发生这种差额。
即使在所谓的贸易差额一般不利于一个国家时，生产与消费的差额仍可不断地有利于这个国家。即使半世纪来，这个国家输入的价值都大于输出的价值；在这全期间内，流入的金银，全部立即输出；流通铸币逐渐减少而以各种纸币替代铸币；甚至它对各主要通商国家所负的债务，亦在逐渐增加；但它的真实财富，它的土地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仍可在这期间，按照比以前大得多的比例增加起来。我国北美殖民地的状态，以及它们在现今的扰乱事件发生以前对不列颠的贸易状态，都可证明这并不是一个不接近于事实的假设。
第四章 论退税
商人和制造业者，不以独占国内市场为满足，却为他们的货物谋求最广大的国外销售市场。但由于他们的国家在外国没有管辖权，他们要独占外国的市场，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一般地说，他们只好请求奖励输出。
在各种奖励中，所谓退税，似乎是最合理的了。在商人输出时，退还本国产业上的国产税或国内税的全部或一部分，并不会使货物的输出量，大干无税时货物的输出量。这种奖励，不会驱使大部分的资本，违反自然趋势，转向某一特定用途，但却会使课税不至于驱使这部分资本中的任何部分转到其他用途去。这种奖励，不会破坏社会上各种用途间的自然平衡，但却会使课税不产生破坏这种自然平衡的作用。这种奖励，不会破坏社会上劳动的自然分配，而会保存这种分配。在大多数场合，保存这种分配是有利的。
输入的外国货物，在再输出时，亦可退税。在英国，所退的税，大都等于输入税的最大部分。规定今日所谓旧补助税的那个议会法令的附则的第二项规定，每个商人，不论国籍，都可于输出时，收回这种旧补助税的一半。但英国商人，应于十二个月内输出，而外国商人应于九个月内输出。只有葡萄酒、小葡萄干和丝精制品。因已领有其他更有利的津贴，故不适用此条例。这个议会法令所规定的税，在当时是唯一的外国商品输入税。后来，把这种及其他各种退税的请求期限延长到三年（乔治一世第七年法令第二十一号第十条）。
旧补助税实施以后所课的各种税，有大部分，是在输出时全部退还的。但此通则有许多例外，所以，退税的原则，便不象最初制定时那么单纯了。
有些外国商品，输入量会大大超过国内消费的必要量是早已预料到了的，所以，在其输出时全部课税都退还，甚至旧补助税也不保留半数。在我国美洲殖民地未曾叛变以前，我们独占了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烟草。我们输入烟草约九万六千大桶，国内消费却据说不及一万四千大桶。这个余额，是必须输出的。为使这巨额必要的输出易于实现，凡是在三年内输出，所纳关税全部退还。
我们还独占（虽不是全部独占，但已近于全部独占）了我国西印度群岛的砂糖。所以，砂糖如果在一年内输出，那末在输入时所纳的一切税，都可退还；如果在三年内输出，那末除了旧补助税的一半，其他一切税都可退还。大部分货物输出时，旧补助税的半数迄今依然保留。砂糖输入额，虽大大超过国内消费的必要额，但此种超过额，与烟草通常的超过额比较，是不足道的。
有些货物，因为是我国制造业者嫉妒的对象，所以禁止其输入，供国内消费。但若缴纳一定的税，即可输入，落栈以待输出。但在这些货物输出时，所课的税是完全不退还的。我们的制造业者，对于这种受限制的输入，似乎亦不愿加以奖励；他们害怕屯栈的货物会被偷运出一部分，来和他们自己的货物竞争。只在这样的限制下才可输入丝精制品、法国亚麻布与上等细麻布、印花染色棉布等。
我们甚至不愿作法国货物的贩运者。法国被视为我国的敌人。我们与其让他们利用我们作媒介而获取利润，无宁放弃我们自己的利润。在一切法国货物输出时，不仅旧补助税的一半不退还，即附加的百分之二十五的税也不退还。
根据旧补助税附则第四条，一切葡萄酒在输出时所准许退还的税，比输入时所缴纳的税的一半还要大。立法者当时的目的，似乎是要特别奖励葡萄酒运送业。与旧补助税同时征课或稍后征课的一些其他税，如所谓附加税，新补助税，三分之一补助税及三分之二补助税，1692年关税，葡萄酒检验税，都允许在输出时全部退还。但这一切税，除了附加税与1692年关税，都在输入时以现金缴纳；如此巨大金额的利息，所费不赀，所以此种货物的运送贸易没有希望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贸易。所以，所谓葡萄酒关税，只有一部分，在输出时退还，而法国葡萄酒输入每大桶所课二十五镑的税，即1745年、1763年和1778年征课的关税，输出时均不退还。1779年和1781年对于一切货物输入所附加的那两种百分之五的关税，在一切其他货物输出时都允许全部退还，所以，在葡萄酒输出时，亦允许其全部退还。1780年特别课加在葡萄酒上的最后关税，亦允许全部退还。因为保留的关税多而且重，所以，上述恩典也许不能使一大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