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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奶奶的遗训,我努力地牢记她和教科书讲述的这些东西,并且“充满悲情”地不放过每一个机会努力宣扬——我自认是个缺点太多的人,不过从来自豪的是自己最起码是一名爱国者,虽然在这样一个“岳飞已经不是民族英雄”的年代,这样做似乎“不合时宜”。
现在,抗战的硝烟过去了五十多年,我们不少同胞争着在日本人在中国开设的工厂里工作,虽然他们中不少人的长辈就死于抗日战争;我们的商场里摆着琳琅满目的日产电器,销路一直不错;街上流行的是“哈日”的风尚;我有位好友喜欢唱日本歌;而我自己喜欢上打排球,则源于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
然而,突然有一天,邱震海博士马立诚先生说我是“不理性”的“极端民族主义份子”了——因为我在日本警察跑到中国领土钓鱼岛把中国公民抓到日本后,在支持“禁止京沪高速铁路采用日本轮轨技术”的决议上签了名;因为我在日本首相公然宣布参拜靖国神社后,理所当然地在亚洲杯所有有日本队参赛的球场上,对日本吹出响亮的嘘声,尤其是重庆,这个在抗战时期饱受日本飞机狂轰乱炸的地方……但我并不同意邱震海博士马立诚先生给我戴的大帽子,我不认为我有什么“仇恨”,事实上我理性得可敬:因为我们在付出巨大代价赢得抗战胜利后,并没有象苏联占据北方四岛那样惩罚性占据硫球群岛——即使硫球直到清朝都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我们甚至还放弃了国家赔偿,因为我们认为如果在日本战败的情况下再要求赔偿,日本可能会重复德国一战失败后、因承担不住巨额赔偿而导致纳粹兴起的历史;我们没有追杀拿中国人做实验品的731部队成员,让他们无处藏身,这些双手染满鲜血的人,个个得以寿终正寝,至死少有成员反省原先的罪行;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甚至接待过曾被定为战犯的日本首相……理性的中国人,最终把中国遭受侵略的责任归咎到自己本身,我们的先辈我们的教科书教育我们:牢记抗战历史,是为了提醒我们,落后必然挨打,这是从我奶奶这样的家庭妇女直到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国家领导人最基本的共识——这样的民族会产生仇恨?这样的民族怎么可能有产生仇恨的土壤?
以色列由国家派出特工全球追杀纳粹漏网之鱼,至今没有停手,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说他们是“极端民族主义份子”,反而认为这是伸张正义;中国老百姓对着不断为侵略战争翻案、不断制造借口侵占我国领土钓鱼岛、暗地里支持台独的日本发出嘘声,怎么就叫做仇恨日本人了呢?怎么就狭隘而不理性了呢?这么多在中国跑来跑去的日本人,有谁被“极端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打了吗?
邱震海马立诚们却煞有介事地开始论证起什么“中国国内近年的民族主义情绪,由于其非理性的特点,再加上中国经济崛起的大背景,在日本国内引起的不但是情绪化的反弹,而且阻碍了日本社会健康、理性力量的成长,客观上对于中日关系和中国长远形象造成损害”,提什么“对日新思维”来了。
二、“仇恨”背后的阴谋
“对日新思维”的荒谬,网上已有不少犀利、深刻的批判,在这里没有重复的必要。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什么新思维,而在于只要一开始辩论这种所谓的“新思维”,无论论辩双方抱持何种观点,首先必须承认一个大前提,即“中国民间仇日情绪太强”,能够争论的,无非是这种强烈是否合理、以及谁应为造成这种局面负责而已,其结果实际是把中国老百姓对于日本倒向军国主义道路的合理反应由正常变为不正常,并且随着辩论激烈程度的增加,愈加聚焦其上,人为制造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状态。这就象美国人不断指责中国卖武器给巴基斯坦,而中国给出各种证据拼命辩解这是子虚乌有——美国的重点其实不在于中国有没有卖武器给巴基斯坦,而是要给人一种印象,即中国卖武器给巴基斯坦是不合法的,事实上,只要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我卖武器给谁你美国管得着吗?你美国不照样不管“八一七公报”,卖武器给台湾吗?
由此可见,真正“仇恨”日本的是谁呢?其实是邱震海马立诚们。他们不断忧心忡忡地要中国老百姓冷静再冷静,看来似乎在为中国和平崛起出谋划策,客观上要求中国老百姓“顾全大局”、对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不做反应;客观上煽起的是日本普通人对中国的危机感,客观上是不断在为“中国威胁论”加油添柴,客观上为日本修改”日美安保条约“、推出“有事法案”等等造成良好的国际国内舆论环境——日本为什么必须扩军备战,理由很充足,因为中国越来越强大,而中国人恨我们,一旦中共迫于民意找我们麻烦,谁管得住呀?我们怕呀!——请注意,这时一向认定中共专制的日本传媒,倒是夸起中共“从民意如流”了。
其实对比一下韩国,上述问题不证自明:即使都跟着同一个老大美国,而且在韩战时期,日本作为联合国军的大后方,功不可没(对韩国而言),韩国却一直禁止日本影视作品在韩国的播放,直到几年前才开禁;从电视上,我们看到韩国青年为抗议日本否认过去的战争罪行,愤而切掉了自己的手指;从网络上,我们得知当韩国与日本就独岛有争议时,韩国干脆开了军舰,占岛了事;最新的消息是,韩国总理宣布,要把日据时期的附日人员统统登记造册……按照邱震海马立诚们的“理性”标准,韩国人是“非常仇恨”日本的;而按照邱震海马立诚们的理论,这必然成为“韩国方面影响韩日关系的主要因素,而且也折射出韩国和平崛起过程中,在民族精神世界中的一些隐忧”……
论“过激”,中国人实在和韩国提鞋都比不上,可是日本人从不曾放屁说过什么“韩国威胁论”,“非理性”的韩国照样稳稳当当地和平崛起。
所以,“中国仇日”甚嚣尘上,不过是日本借着某些中国白痴学者的言论,为自己扩军备战所找的遮羞布而已。
而这种“中国仇日论”顺水推舟、顺理成章的逻辑结果,自然是日本政客公开鼓吹要修改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了——一个因发动侵略战争而遭致失败的国家,不但公然在自己国内的教科书中篡改、美化自己的侵略历史,还竟敢由外相宣称要“施加影响”修改战胜国的历史教科书,并把其中证据确凿的“南京大屠杀”等侵略罪行进行“订正”,简直是匪夷所思到骇人听闻!这种闻所未闻的奇迹只能在一个寡廉鲜耻的民族中产生,对此我不会恨他们,只能发出从心底里的鄙视与蔑视;我也一点不害怕、并时刻准备着应付他们的扩军威胁。五十多年前,我们的爷爷奶奶在那么穷困绝望的情况下都没有向侵略者屈服,靠了先辈们鲜血和汗水而强壮起来的我们,如果不能打得胆敢再次来犯的强盗们永世不敢妄动,我们就不配再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三、中国真正的威胁
就如我们反思抗战教训,认识到归根溯源问题出在中国自身一样——中国近百年来之所以饱受列强蹂躏,是因为国弱民穷、一盘散沙的缘故。
时至今日,中国虽已不再是昔日任人宰割的中国,但中国真正的威胁仍是来源于自己。
邱震海博士在德国喝了几年洋墨水,读了一些关于希特勒的书,就回来循循劝诱国人要以德国纳粹产生的教训为鉴,我这里原璧奉还,建议邱博士学好日文,到日本电视台讲给日本人听吧;至于马立诚先生,不过是在日本温泉里泡得舒服了,所以放了一连串的响屁,日本人喜欢闻就多闻闻,也不值得当个大事——我呢,宁可听鲁迅先生的话,多些“兽性”罢!“中国威胁”总好过“东亚病夫”;现在美国电影里拳脚了得、威风凛凛的中国大反派,总好过以前拖着根猪尾巴、直到被人家打死都不敢放个屁的支那窝囊废。中国和平崛起,应该是要告诉全世界,中国的繁荣富强,一不通过战争或是殖民侵略掠夺他国,二不靠火中取栗,大发战争财,总之一句话,不靠损人利己来“长高长壮“;而不是说我要委曲求全、自废武功来博取什么其它人的“心”,乞得一个虚无缥缈的安全来发展。自古大户人家,都是高墙深院、炮楼碉堡、猛犬巨鹰、兵精粮足、更兼管事帮闲狗腿及附庸若干,更加上权钱结合,才能威威煌煌,千秋万载;小老百姓要从正途发家致富,不但巧干加苦干一样不能少,还得努力勤修内功,要让眼红你慢慢有钱的人不敢轻举妄动,否则比你有钱有势的、或者是强盗,随便伸根小指头,不但多年的辛苦毁于一夕,搞不好身家性命都没了。中国和平崛起其实也是这个理,主动权既在自己手上又不在自己手上——我没办法让别人不来找我的茬,不过我可以想办法不断提高自己的内功修为,谁来砸我的场子,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