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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于连觉得德·拉莫尔府高贵的客厅里的一切都很怪，那么，他这个脸色苍白、身穿黑衣的年轻人，在肯注意他的那些人后来，也是很特别的。德·拉莫尔夫人向她丈夫建议，在有要人来吃饭的日子里，把他打发出去办事。
“我想把试验进行到底，”侯爵答道。“彼拉神甫认为，我们伤害用在身边的人的自尊心，是不对的。一个人只能靠在有抵抗力的东西上……。此人之不合适不过是其生面孔罢了，反正是又聋又哑。”
“为了熟悉这里的情况，”于连心想，“我得把在这间客厅里见到的人的名字写下来，并对他们的性格写上一句话。”
他把这个家庭的五、六位朋友放在了第一行，他们以为他得到任性的侯爵的保护，就讨好他，以防万一。这是些穷人，多少有些庸俗乏味；不过也应该说句话，夸一夸今天还能在贵族客厅里见到的此类人物，他们并非在所有的人面前都一样地平庸乏味。他们中有的人甘心忍受侯爵的粗暴，但是德·拉莫尔夫人若说一句生硬的话，他们就会反抗。
在这家主人的性格深处，有太多的骄傲和太多的烦闷；他们为了散心而习惯于侮辱别人，因此他们不能得到真正的朋友。然而，除了下雨天和极少的特别烦闷的日子外，人们总是觉得他们彬彬有礼。
那五、六个清客对于连表示出一种父执般的友谊，如果他们不来德·拉莫尔府了，侯爵夫人就会面临长时间的孤独；而在这个地位的女人眼中，孤独是可怕的：这是失宠的标志。
侯爵对妻子无可挑剔；他注意让她的客厅总有足够的人；不是那些贵族院议员，他觉得这些新同僚不够高贵，不能作为朋友来他家，又不够有趣，不能作为下属来接纳。
于连很久以后才了解这些内情。执政者的政策是资产者家庭的话题，而在侯爵这个阶级的家庭中，只有在身处困境之中才会论及。
寻欢作乐的需要，就是在这个百无聊棘的世纪，也支配着一切，因此，甚至在有晚宴的日子里，一旦侯爵离开客厅，大家也都逃之夭夭。只要不拿天主、教士、国王、在位的人、受宫廷保护的艺术家和一切即成的事情打哈哈，只要不说贝朗瑞、反对派报纸、伏尔泰、卢梭和一切胆敢稍许直言的人的好话，尤其绝口不谈政治，那就可以自由地谈论一切了。
即使十万年金的收入，蓝绶带，也斗不过这种客厅的规矩。稍有一点生气的思想都似乎是一种粗鄙。尽管得体，彬彬有礼，想取悦于人，烦闷还是明摆在每个人的额头上。年轻人来此尽义务，害怕说到什么可能被怀疑为有思想的东西，或者害怕泄漏读过什么禁书，就说几句关于罗西尼和今天天气的漂亮话，随后即钳口不言。
于连注意到，谈话通常由侯爵在流亡中结识的两位子爵和五位男爵撑着，才不至中断。这些先生们都有七、八千利弗尔年金的收入；四位支持《每日新闻》，三位支持《法兰西报》。其中一位每天都要讲个宫廷里的小故事，“了不起”这个词儿是免不了的。于连注意到他有五枚十字勋章，而其他几位一般只有三枚。
此外，前厅有十名穿号衣的仆人，整个晚上，每隔一刻钟供应一次冰冻饮料或茶，午夜有一顿带香槟酒的夜宵。
为此，于连有时候留下来一直到底；尽管这样，他几乎还是不理解，他们如何能在这间如此金碧辉煌的豪华客厅里一本正经地听那种平平常常的谈话。有时候，他望着说话的人，看他们自己也觉得是在信口开河。“我的德·迈斯特先生的著作我能背，他说得可要好上一百倍，”他想，“然而就是他也还令人生厌呢。”
觉察到这种精神窒息的，并非于连一个。为了自我宽解，有的人喝大量的冰镇饮料，有的人则在晚上剩下的时间里大谈：“我从德·拉莫尔府来，我知道了俄国如何如何……”
于连从一个清客的嘴里知道，不到六个月前，德·拉莫尔夫人让复辞以来一直当专区区长的勒布吉尼翁男爵当上了省长，作为对他二十多年不懈的陪伴的奖赏。
这件大事重新激起了这些先生们的热忱；从前他们为之生气的事情不多，现在则一点儿也没有了。对他们缺乏敬重，这很少直接表现出来，但是于连在饭桌上有两三次无意中听见侯爵夫妇间的闲谈，很简短，却对坐在他们身边的人很残酷。这些高贵的人物并不掩饰他们对所有那些不是坐过国王马车的人的后代所怀有的真诚的轻蔑。于连注意到，唯有十字军东征这个词才能使他们的脸上现出夹杂着敬意的极严肃的表情。通常表现出来的敬意总带有讨好的味道。
在这豪华和烦闷之中，于连除了德·拉莫尔侯爵以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一天，于连高兴地听见他声称，在可怜的勒布吉尼翁晋升这件事上，他没出过一点儿力。原来这是对侯爵夫人献的一个殷勤，于连从彼拉神甫那儿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一天早晨，神甫和于连在侯爵的图书室里处理那桩没完没了的福利莱评讼案。
“先生，”于连突然说，“每天和侯爵夫人一起吃晚饭，这是我的一个义务呢，还是人家对我的一种厚爱？”
“这是莫大的荣幸！”神甫生气地说，“院士Ｎ．先生十五年来一直百般讨好，却从未能替他的侄子唐博先生争到过。”
“对我来说，先生，这却是我的职务中最难以忍受的部分。我在神学院里也没有这么厌倦。我有几次看见连德·拉莫尔小姐都在打哈欠，她倒是应该对她们家的那些朋友的殷勤习以为常的，我真怕睡着了。求求您，让他们允许我到哪一家无名小店里吃四十个苏一顿的晚饭吧。”
神甫是个真正的暴发户，对和大贵人共进晚餐这种荣幸非常看重。正当他竭力让于连懂得这种感情时，一阵轻微的声音传来，他们转过头。于连看见德·拉莫尔小姐在听。他脸红了。她来找一本书，什么都听到了；她对于连有了几分敬意。“此人不是生来下跪的，”她想，“不像这个老神甫。天主！他真丑。”
晚饭时，于连不敢看德·拉莫尔小姐，她却亲切地跟他说话。那一天人很多，她要他留下。巴黎的女孩子不大喜欢那些上了点儿年纪的男人，尤其是当他们衣冠不整的时候。于连用不着很多的洞察力，就看出德·拉莫尔小姐平时取笑的目标这次有幸落在了滞留在客厅里的勒布吉尼翁的同僚头上。这一天，不管她是不是装腔作势，反正她对那些令人厌倦的人是残酷的。
德·拉莫尔小姐是一个小圈子的核心，这个小圈子几乎每天晚上都在侯爵夫人那把大安乐椅的后面。那里有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德·凯吕斯伯爵，德·吕兹子爵和两、三位年轻军官，不是诺贝尔的就是他妹妹的朋友。这些先生们坐在一张蓝色大沙发上。在沙发的一端，于连不声不响地坐在一把相当矮的小草垫椅子上，正对着坐在沙发另一端的光彩照人的玛蒂尔德。这个不起限的位置受到所有那些献殷勤的人的歆羡；诺贝尔把他父亲的年轻秘书留在那儿，或者说说话，或者晚会上提一两次他的名字，倒也合乎情理。这一天，德·拉莫尔小姐问他，贝藏松城堡所在的那座山有多高。于连从来就说不清这座山是不是高过蒙特玛尔高地。这小圈子里人们说的话常使他开怀大笑，他自觉无力想出类似的话来。好像一种外国话，他听得慌，却说不出。
玛蒂尔德的朋友们这一天持续不断地和来到这个豪华客疗的人作对。这个家庭的那些朋友们首先被选作目标，因为更熟悉。可以想见于连是多么专心；他对什么都感兴趣，无论拿来取笑的事情的内容，还是取笑的方式。
“啊！德库利先生来啦，”玛蒂尔德说，“他不戴假发了；难道他想凭着才华当上省长吗？他炫耀他那光秃秃的额头，说那里面装满了高超的思想。”
“这个人没有他不认识的，”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说，“他也到我叔叔红衣主教那儿去。他能连续数年在每个朋友面前编造谎言，而他的朋友有二、三百之多。他善于增进友谊，这是他的才能。就像你们现在看见的那样，冬天早晨七点钟，他已满身泥巴地来到一位朋友的家门口。
“他时不时地跟人闹翻，然后又写上七、八封信。接着，他跟人言归于好，为了热情洋溢的友谊又写上七、八封信。但他最出众的是像个胸无纤尘的有教养的人那样倾诉衷肠。当他有求于人时，这种花招就使出来了。我叔叔的那些代理主教中有一位讲起德库利先生复辟以来的生活，真是精彩极了。我以后把他带来。
“得了吧！这种话我才不信呢；这是小人物之间的职业性嫉妒，”德·凯吕斯伯爵说。
“德库利先生会在历史上留名的，”侯爵又说；“他跟德·普拉特神甫以及塔列兰、波佐·迪·波尔戈两位先生造成了复辟。
“此人曾经掌管过好几百万，”诺贝尔说，“我想不出他为什么来这儿忍受我父亲的那些常常是很讨厌的俏皮话。‘您出卖过多少回朋友，我亲爱的德库利先生？’有一天他从饭桌的一头朝另一头嚷道。”
“他真的出卖过吗？”德·拉莫尔小姐说，“谁没有出卖过？”
“怎么！”德·凯吕斯伯爵对诺贝尔说，“森克莱尔先生，这个著名的自由党人，也到你们家来；见鬼，他上这几来干什么？我得到他那儿去，跟他谈谈，让他说话；据说他颇有风趣。”
“不过，你母亲会如何接待他呢？”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说，“他有些思想是那么怪诞，那么大胆，那么无拘无束……”
“看哪，”德·拉莫尔小姐说，“那个无拘无束的人在向德库利先生鞠躬，都挨着地了，还握住了他的手。我几乎要以为他会把这手举到唇边哩。”
“一定是德库利跟当局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