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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的长得还不错。他特别注意会唱歌的税务官的妻子。
“当着这些夫人的面说了这么久拉丁文，真不好意思，”他望着她说道，“如果吕比纽先生（就是那位两院院士）肯随意念一句拉丁文，我不接着用拉了文原文回答，看能不能即席翻译出来。”
这第二个测验使他的光荣达到顶点。
席间有好几位富有的自由党人，然而他们也是有可能获得奖学金的孩子们的幸福的父亲，因此上次布道以后突然改变了信仰。尽管他们表现出这种政治的精明，德·莱纳先生仍不愿在家里接待他们。这些老实人只是耳闻于连的大名，在国王驾临本城那天看见他骑在马上，于是就成了最热烈的崇拜者。“这些傻瓜听到什么时候才会厌烦这种他们一窍不通的圣经风格呢？”相反，这种风格的奇特让他们开心，他们笑个不停。然而，于连厌烦了。
六点的钟声响了，他严肃地站了起来，谈起利戈里奥的新神学的一章，他得把它记牢，第二天背给谢朗先生听。“因为我的职业，”他愉快地补充说，“是让人背书给我听，也让我背书给别人听。”
众人听了大笑，赞不绝口；这就是维里埃人所说的机智啊。于连没有坐下，大家也就不顾礼仪地纷纷站了起来，这就是天才的威力。瓦勒诺太太把他多留了一刻钟，请他务必听听孩子们背诵教理问答；他们背得颠三倒四，滑稽透顶，只有他一个人听得出。然而他并不加以纠正。“对宗教的基本原理多么无知啊！”他想。最后，他鞠了一躬，以为可以脱身了，然而不，他还得领教一篇拉封丹寓言。
“这是一个很不道德的作家，”于连对瓦勒诺太太说，“有一则关于让·舒阿尔大人的寓言竟敢对最可敬的事物大肆嘲笑。他受到最优秀的批评家的严厉谴责。”
于连在离去之前收到四、五份午宴的请帖。“这年轻人为本省增了光，”宾客们很高兴，齐声说道。他们甚至谈到从公共积金中拨出一笔津贴，让他去巴黎深造。
正当这个贸然提出的主意在餐厅里引起回响的时候，于连已迅速地跨出大门。“啊，流氓！流氓！”他连着低声喊了三、四次，尽情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此刻他觉得自己完全是个贵族，长久以来，他发现在德·莱纳先生家里人们对他的种种礼貌的深处有一种轻蔑的微笑和高傲的优越，因此很是反感。他不能不感到极大的区别。“忘掉吧，”他边走边对自己说，“甚至忘掉他们从可怜的被收容者身上偷钱，还禁止他们唱歌！德·莱纳先生何曾想过要对他的客人报出他拿出来的每瓶酒的价钱？可是这位瓦勒诺先生呢，他在反复列举他的财产的时候，例如说他的房子、他的产业等等，如果他老婆在场，就总是说您的房子、您的产业。”
这位太太看来对财产的快乐很敏感，午餐中间，她还跟仆人大吵，因为他打碎了一只高脚杯，让她那—打杯子少了—只；而那位仆人回答她时极不客气。
“怎样的一帮人啊！”于连想；“即使他们把偷来的钱给我一半，我也不愿意跟他们一起生活。有朝一日，我会暴露的；我不能不让他们在我心中引起的轻蔑表现出来。”
但是，依照德·莱纳夫人的吩咐，此类午宴必须参加多次；于连走红了；人们原谅了他那身仪仗队服装，或者更可以说，那种冒失正是他成功的真正原因。很快，在维里埃，问题只是看谁在这场争夺博学的年轻人的斗争中获胜，是德·莱纳先生还是收容所所长。这两位先生和马斯隆先生一起形成一种三头政治，多年来在这座城里说一不二。人们嫉妒市长，自由党人怨声载道；但是说到底他是个贵族，生来就高人一等，而瓦勒诺先生的父亲甚至没有给他留下一笔六百利弗尔的年金。对于他，人们得从怜悯过渡到羡慕，怜悯的是他年轻时穿着一套蹩脚的苹果绿衣服，羡慕的是他的诺曼底马、金链、巴黎买来的衣服和眼下的发达。
于连面对一个崭新的世界，芸芸众生中他以为发现了一个正直的人，那是一位几何学家，姓格罗，被看作是一个雅各宾党人。于连发过誓只对自己说那些他认为是虚假的事情，因此只能对格罗先生也疑虑重重，他收到从韦尔吉来的大包大包的作业练习。人家还劝他常去看看父亲呢，他履行了这倒霉的义务。一句话，他相当成功地挽回了名誉。一天早上，他突然觉得有两只手捂住了他的眼睛，醒了。
原来是德·莱纳夫人，她进城了，让孩子们去管那只一路上带着的可爱的兔子，自己大步登上楼梯，先到了于连的房间。这时刻柔情缱绻，只是太短：孩子带着兔子上来，他们想让他们的朋友看看，这时德·莱纳夫人已经躲开。于连热烈地欢迎他们，还有那只兔子。他仿佛又回到了家，他觉得他爱这些孩子，喜欢叽叽喳喳地跟他们说话。他们的声音之温柔，小小举止之单纯和高贵，都让他感到惊奇；在维里埃，他是在粗俗的行为方式和令人不快的思想中呼吸，他需要把这—切从他的想象中清除出去。永远是害怕匿乏，永远是奢侈和贫穷之间的撕打。请他吃饭的那些人，说到餐桌上的烤肉，会吐露出一些心里话，令说的人蒙受耻辱，听的人感到恶心。
“你们这些贵族，你们有理由骄傲，”他对德·莱纳夫人说。接着他就给她讲那些他不得不参加的宴会。
“您走红了呀！”她想到瓦勒诺太太每当要见于连时都认为必须搽胭脂，不仅开怀大笑。“我认为她对您有感情上的打算，”她补充说。
早餐十分愉快。孩子们在场，看起来碍事，实际上增加了共同的幸福，这些可怜的孩子又见到于连，真不知道如何证明他们的快乐。仆人们不会不告诉他们，有人多给他二百法郎，要他去教育那些小瓦勒诺。
早餐中间，大病之后还有些苍白的斯坦尼斯拉—克萨维埃突然问母亲他的银餐具和喝水用的高脚杯值多少钱。
“为什么问这个？”
“我想卖了给于连先生发奖金，好让他跟我们在一起不上当。”
于连抱住了他，热泪盈眶。他的母亲眼泪已经下来了，于连把斯坦尼斯拉放在膝上，解释这里为什么不能用“上当”这个词，当差的才这样说。他见德·莱纳夫人高兴，就找些孩子们听了开心的生动例子解释什么是上当。
“我懂了，”斯坦尼斯拉悦，“就是乌鸦傻乎乎地让奶酪掉在地上，给拍马屁的狐狸叼走了。”
德·莱纳夫人欣喜若狂，一个劲儿地吻她的孩子们，她这样做不能不略微靠在于连身上。
突然，门开了，是德·莱纳先生。他那张严厉不满的脸和被他的在场驱走的温馨快乐形成奇特的对比。德·莱纳夫人脸色发白，觉得什么也否认不了了。于连抢先开口，高声向德·莱纳先生讲述斯坦尼斯拉要变卖银高脚杯的故事。他确信这故事不会受到欢迎。首先德·莱纳先生有个好习惯，只要—听见“银”字就皱眉头。“提到这种金属，”他常说，“总是要从我们的钱袋里掏钱的开场白。”
然而这里有比银钱利益更多的东西，那就是疑心的加重。他不在，家里就充满欢乐的气氛，这对于一个虚荣心如此易受伤害的人来说绝非一件好事。他的妻子向他夸耀于连如何优雅巧妙地向他的学生们传授新思想，他却暗想：
“是啊！是啊！我知道，他使我的孩子们讨厌我；他很容易在孩子们眼里显得比我可爱百倍，而我却是一家之主。如今这年头，一切都在丑化合法的权威。可怜的法兰西！”
德·莱纳夫人继续细心观察丈夫对待她的复杂态度。她已看出有可能和于连一起度过十二个钟头。她在城里有一大堆东西要买，说她一定要去酒馆吃饭；无论她丈夫没什么或做什么，她都坚持她的意见。孩子们一听到“酒馆”两个字，都高兴得不得了，现代的假正经说出这两个字时是多么兴味盎然啊。
德·莱纳先生在妻子进入第一家时装店时就离开了她，去拜访几个人。他回家时脸色比早上还难看；他确信全城黎在议论他和于连。其实谁也还没有向他透露公众议论中让人难堪的部分。人们一再向市长先生提起的，只是于连留在他家里象那六百法郎呢，还是接受收容所长提出的八百法郎。
这位所长在社交场所碰见了德·莱纳先生，有意冷落了他一下。此举可称巧妙；在外省，轻率之举本属少见：引起轰动的事情如此之少，有了也让它石沉大海。
瓦勒诺先生是距巴黎百里之外的人所说的“混混儿”的那种人；那是一种生性无礼而粗鲁的人。一八一五年以来，他的飞黄腾达更加强了他的这些美妙品质。这么说吧，他是奉德·莱纳先生之命统治维里埃；但是他更为活跃，寡廉鲜耻，插手一切，不停地走动，写信，说话，从不记得对他的侮辱，也没有任何个人的抱负，他终于在教会的势力中动摇了他的主人的信誉。瓦勒诺先生几乎是对当地杂货商们说：把你们当中最愚蠢的两个人给我；对法官们说：告诉我你们当中最无知的两个人是谁；对医生们说：把你们当中最骗人的两个指给我看。他把各行业最无耻的人集合起来，对他们说：让我们一道统治吧。
德·莱纳先生对这些人的作风深感不快。瓦勒诺的粗鲁刀枪不入，就是小马斯隆神甫当众戳穿他的谎言，也无奈他何。
然而，在这种发达的中间，瓦勒诺先生还需要不时地搞些小小的无礼之举，用来抵制他感觉到人人都有权向他端出的事实真相。阿佩尔先生的来访使他大为恐惧，打那以后他的活动变本加厉，他去了两趟贝藏松，每班邮车都写好几封信，他还能过夜里到他家去的陌生人带过几封。也许他不该参与解除谢朗这位老本堂神甫的职务，因为这一报复性行为使得好几位出身高贵的女信徒把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