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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一九五六年被评为重工业部先进生产者，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一九五七年在建筑材料工业部任工程师、副处长时，被错划为右派。四哥杨德豫，国内著名文学翻译家，先后翻译、出版过《朗费罗诗选》、《拜伦抒情诗七十首》以及莎士比亚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莎士比亚全集》）。他翻译的《华兹华斯抒情诗选》，经萧乾、文洁若、孙绳武、绿原、屠岸联合推荐，被评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鲁迅文学奖中的1995…1996年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的获奖作品。北京解放时，他正就读于清华大学外语系，差一年就要毕业了，他毅然抛弃学业，投笔从戎。一九五七年，他在广州军区《战士报》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到湖南大通湖农场劳动改造。在那里，他曾经被停发工资，依靠自己的工分所得勉强维持生计；在那里，他患了血吸虫病得不到有效治疗，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等到右派改正时，他仍是孤身一人，且已身老（五十一岁）体弱。虽然改正后他仍在奋力拼搏，但年富力强的宝贵年华早已逝去，给他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我有两个姐姐，大姐夫袁久坚，二姐夫周铁铮，都是右派兼反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父亲从北京回到故乡的湖南大学（校址由长沙市迁至湘西的辰溪县）任教，周铁铮就是他的学生之一。我父亲很喜欢这个学生，曾想把我大姐嫁给他，大姐嫌他是〃书呆子〃而不同意，周最后成了我的二姐夫。周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讲师（解放后院、系调整，我父亲和周都到了湖南师范学院），正在和正要出成果的时候，却被错划为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追求过他的一个女孩，代他报名参加了一个〃健新学会〃），判刑三年，发配到西湖农场劳改。我二姐为了子、女的前途，和他离了婚。周因表现良好提前释放在农场就业，一九六五年回到长沙，在街道工厂磨铲子等维持生活。一九七八年元月二日，他已半身麻木不遂，勉强用火钳夹藕煤时把棉裤（一些棉花露在外面）烧着了，等到人们发现时，他已被烧得奄奄一息，因无钱住院治疗，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如果能够多活一、两年，碰上胡耀邦同志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情况就会好得多了。
除了直系亲属外，如果把叔伯兄妹等也算在内，我家的〃阶级敌人〃就真是〃数也数不清〃了。〃改正〃后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著有《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的古籍专家杨伯峻，是我的堂兄，在北京大学任教时，错划为右派，被发配到兰州大学，后来成为中华书局的三个台柱子之一。我的表姐夫周汝聪，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在长沙市工作，和几个曾经从事地下工作的领导干部接触较多，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成员，文革中〃畏罪自杀〃身亡。我姑母的女儿、女婿彭慧、穆木天，均是著名作家，也都是有名的右派分子……。
我父亲是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晨病逝的，享年七十一岁。生前，他曾发下弘愿，要把周秦诸子全部地有系统地重新整理一遍。因此，当时《人民日报》的悼念文章曾说：〃七十一岁的确对他太少了！〃作为子女和亲属，我们当然希望他活得更久、更长。可是，经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风暴以后，我的想法却完全改变了。
父亲为人公正，敢于仗义执言，但有时也让人感到有点狂傲。新中国第一任文史馆馆长符定一，湖南人，当过毛主席的老师。父亲得知这一任命后，在日记中写道：〃京中设文史馆，乡人某任馆长，某乃妄人，不识一字（这是从文字学家的角度来说的）。果有其事，亦足轻朝廷，羞天下之士矣！〃像我父亲这样的性格，如果活到一九五七年，肯定会划为右派。退一步说，就算他自己不被打成右派，家中这么多子、姪、女婿等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心里也会极端痛苦，甚至会被活活气死！因此，我认为父亲死的时间，确实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当年父亲的追悼会开得隆重、热烈，毛主席拍了唁电，周总理献了花圈，省里的党、政领导全部参加。送灵柩至岳麓山安葬时，送葬的小车近百部。如果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后再逝世，情况又将如何呢？
翻案不成反坐牢
一九六二年，我在农村劳动几年又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一段时间后，请求调到中共衡阳地委会工作。当时地委的几个主要领导，大都是我在零陵县工作时的直接或间接领导，对我还是信任的，安排我当了地委农村部的综合科科长。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造反派们给地委〃走资派〃贴出的第一批大字报就点了我的名字。包庇、重用右派分子杨德嘉，成了他们的主要罪名之一。随后，我就被揪了出来，成为群众专政的对象。
被打成右派，我本来就不服气，文化革命一来又揪斗我，我更加不服气。这时候，在当时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一些人的支持下，报社的一批右派集中在长沙搞翻案活动。我当时很幼稚，对文化大革命还抱有幻想，就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结果是案没翻成，反而惹来了更大的麻烦！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三日，当时全省正在刮所谓〃十二级红色台风〃，衡阳地、市军管会召开了号称十万人参加的〃对敌斗争〃大会。当场宣布拘留审查的有六人：衡阳专员公署专员陈祥聚、副专员张维新、中共衡阳市委（当时市委比地委低半级）书记杨兴洲、副书记刘瑞兴、岳剑飞，再加上我这个地委的小小科长。他们的罪名，不外乎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挑动群众斗群众等等。我的罪名：一是莫须有的〃省无联〃骨干，二是沾了点边的右倾翻案急先锋。罪名一经宣布，就戴上手铐，在全市游街示众。市里的三位头头后来关在一个单位里，家属可以探望，可以送吃的，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坐牢。地区的三人，就关进了衡南县的看守所。同天关进这个看守所的，还有中共衡阳地委副书记王守仁，他没有被宣布拘留，而叫作什么〃群众扭送〃。从此，长达八个多月的监狱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饥饿
说起来惭愧。坐了一阵牢以后，最突出的感觉就是肚子饿。开始关进牢房还想这想那，以后差不多就是专想吃了。按说犯人一天有九两米的定量，一日两餐，每餐四两五，坐着不动，应该也差不多了。可是，第一，刑事犯们，如杀人犯、强奸犯、盗窃犯等等，可以外出劳动，不但可以晒太阳，可以呼吸新鲜空气，更重要的是参加劳动期间每餐可吃两钵饭。我们这些政治犯就无权享受这种优待。而外出劳动的刑事犯多吃的粮食，当然要由我们这些政治犯提供。其次，如果有人要贪污、多占犯人口粮，这是最方便不过的。哪个犯人敢去过问、敢去查帐呢？再次，也是最主要的是菜里缺少油水。晕菜平时是没有的，过春节有几片肉、几片香干子就算不错了。新鲜小菜也几乎没有，大都吃些酱园里多年卖不出去的干酱菜。日子一长，就整天陷于饥饿之中了。
在吃饭的问题上，我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段自给有余，刚进牢房思想包袱沉重，看到极差的饭菜难以咽下口，于是勉强吃一点，大多数让给同监的老犯人吃，这段时间很短；第二段自给自足，时间也很短；第三段严重不足，除了吃下自己这一份口粮外，还眼巴巴盼着新来的犯人让点饭菜给自己吃。可是新来的犯人有限，而我们这些当过干部的人毕竟还有点自尊心，也还多少有点警惕性（不知对方何许人也），心里虽然强烈希望别人拨点饭菜给自己吃，但还不至于公开乞讨，因之一直到出狱为止，也没捞到一点剩余物资吃。这一阶段是三个阶段中最漫长、最痛苦的一段。
肚子一饿，就盼着家人送点吃的东西来。对于犯人家属能不能送食品给在押人犯，看守所没有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是不让送的，送去也会遭到严词拒绝。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在押犯人判刑后准备送去劳改时，看守所会主动通知家属，允许送些食品和衣物。另外，在押人犯有的是拘留审查，有的已〃升级〃为逮捕，总的说均尚未最后定性，如果出现多人患水肿等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看守所怕人犯大量死亡难以承担责任，这时如有家属送食品来，他们会接受并转给犯人。由于并不出告示，出通知，绝大多数犯人家属并不知情。情况往往是这样：开始有的家属送了食品遭到拒绝，以后就再不敢送了。
在整个坐牢期间，我吃过同监三个犯人送给我的食品、药品。一个是衡南县人民医院的医生周健，他有一个在当时算作比较高级的收音机，有人揭发他拥有一座和台湾联系的电台，因而被关进了看守所。一九六九年春天，犯人中患病的不少，他有时被抽出去给犯人看病，和我们比较，相对自由些。有一个晚上，他给了我几粒鱼肝油丸子。另外，一个中共衡南县委会的干事，一个地区劳动局的干部，被分别判了刑，他们去劳改前家中送来了食品，分别送给我一两个蛋糕。由于同监犯人很多，他们只能偷偷摸摸地给我，我也只能偷偷摸摸地吃。对于这样的馈赠，我是时刻铭记在心的。
实在饿得受不了啦，同监犯人就打起了〃饭会〃。所谓〃饭会〃，就是两个犯人互相交换，这餐我吃两钵饭，下一餐你吃两钵饭，或者是这餐你吃一钵半，下一餐我吃一钵半。多吃的那一餐当然很舒服，很满足。可是不吃或是少吃的那一餐，就实在难受极了。这样的〃饭会〃，我也打过两次。
在我和地区几个领导干部正在办理手续，准备离开看守所时，突然传来了山东口音的大声喊叫声：〃给我家里传个话，赶快送些吃的东西来！〃喊话的是中共衡阳地委副书记兼衡南县委书记李先明。当时，也关在这个看守所里。这个叫声，我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