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衣服，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的，都是我一手给他们缝的。孩子们的袜子也烂得快，几乎天天晚上都要补，我又没有时间衲袜底，后来就用工分券买点棉线，请别人打几双袜底，缝上旧袜面子，给他们穿上。白天上班，晚上就做针线。星期天也没有休息，除了做针线，还要给他们洗澡，搞卫生。
由于身体不好，从农村回来以后，眼睛一下子肿起来了，像一个鱼泡，睁不开，看不见。医生说这是角膜水肿，营养不良，不用吃药，吃鸡蛋就会好。但是鸡蛋太贵，要五角钱一个，吃不起，只好拖着，让它左边肿完右边肿，右边肿完再肿左边。因为缺营养，肾盂肾炎也一直没好。
经过几年的磨难，现在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家了，虽然还经常有人提起我们的〃右派〃身份，经常有人〃警告〃我们，小孩在报社子弟小学校里也受到歧视，成绩很好却入不了队。但不管怎样，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孩子们也长大一些了，以后会好起来的。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七、〃文革〃翻案
1966年的夏天，搞〃文化大革命〃了。外面到处是大字报，揭发了一些冤假错案。我当时想，新湖南报的案子就是最大的冤假错案，我们的事毛主席一定不晓得。像我这样的人，像邓钧洪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右派？这个案非翻不可。我就开始在家里写材料，心想翻案就从我这里开头吧。我写了一个很长的材料，邓钧洪帮我参考了一些意见，我还把材料给另外一些右派看了，大家都认为，我们这个案子在全国都是骇人听闻的，一定要翻。于是，我又发动儿女，把这些材料全抄成大字报，贴在报社内部。
我的大字报在报社内部贴出来后，有很多人来看，都表示同情。像左开一同志，看着我一个人贴那么多的大字报，他也来帮我贴。后来又有很多右派来报社翻案，有些在外地也到长沙来了，他们都已经忍受了十多年的屈辱，许多人受迫害后的生活相当凄惨。当时在五一路招待所还成立了一个翻案联络站，搜集了很多材料，也都写成大字报，由我在报社内部张贴（因为他们都住在外面）。后来我成了贴大字报的〃专干〃了，每次我贴过之后，就围了很多的人来看。因为我们写的材料真实、生动，案情确实冤枉，所以得到许多人的同情和支持。
报社内部当时是〃红色新闻兵〃掌权，头头是梁裕吉。有一次他找我说话，他说：〃老李，你和老邓的事，我很清楚，你们确实是冤枉的。我们造反派，不像那些走资派，我们要给你们平反。〃我听了心里很高兴。
翻案联络站后来出了三期报纸（〃韶山〃、〃挖黑线〃、〃新湖南报反右专案特刊〃），在社会上扩大了影响。当时省革委会头头章伯森、梁春阳都表示赞同和支持。联络站还派严伯嘉等人到北京中央文革上访。当时中央文革接待站的人，也支持我们。
忽然，报社里的〃红色新闻兵〃转了方向，不支持我们了。一是形势变化，二是害怕这些右派翻案以后会夺他们的权。所以他们对这些右派，捉的捉，赶的赶。
报社也不准我贴大字报了，我还是照样贴。就有人扯掉我贴的大字报的报纸。扯了后，我又贴。最后就有人围攻我，说是右派翻天，以后不准贴，否则对你不客气。梁裕吉也不是以前那个口气了，说以后再不给我们笔墨纸张了。
接着就开始抓人了。首先抓了蔡克诚，接着就把柏原、邓钧洪、李冰封抓进去了。邓钧洪和柏原关在传达室的一个小房子里面，他们俩挤在一个小床上睡。
我和杨澍也被管制起来了，天天在报社里打扫卫生。每次打扫礼堂的时候，看见那些椅子都是东倒西歪的，才晓得这里是批斗、打人的地方。每天都有人在这里挨斗挨打。
有一天出了一个通知，说晚上要开大批斗会，要在礼堂里斗争走资派、右派和牛鬼蛇神，但是又不准我们进去看。我心里很着急，就要我最小的儿子混进去看，看他们是不是在打爸爸。我的小儿子看了回来哭着说，爸爸一直跪在那里，在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因为爸爸跪着没有举手，造反司令龚××拔出枪来，用力在爸爸的头上敲了一下，头打破了，鲜血都流到衣服上来了。我听了以后急得一晚没睡，但急也没有办法。
第二天，我就去找当时驻报社的军代表李哲诚。我对他说，邓钧洪有严重的心脏病，抓进来已经有三天三晚了，他还没有吃过一口饭，听说昨天还挨了打，还流了血，再这样下去，他就会死。他死了，我一个人带这么多的孩子怎么办？军代表说那你就把他领回去吧。就这样我搀扶着邓钧洪，孩子们提的提桶子，背的背被子把爸爸接了回来。邓钧洪回来后，在家里还没有住两天，又被师范学院的造反派抓去批斗了，关在牛棚里。
当时报社里，造反派天天在斗人、打人。李冰封的脚被打跛了。蔡克诚也是每天晚上挨斗、挨打。柏原因为曾在新华印刷厂职工业余学校教过书，他的学生有几个是造反派。柏原的妻子找他们帮忙，新华印刷厂的造反派就来到报社，他们说这人是在我们单位教过书的，要揪到我们那里去批斗，就这样把柏原接出去保护起来了。李冰封也被南县来的人要了去。
只有蔡克诚一直关在报社，每次开会都被打得要死。有一天早上，我们去打扫卫生时，听说蔡克诚自杀了，说他拿了谁家里的一把烂柴刀，在自己身上一连砍了八刀。造反派说这是畏罪自杀，马上把尸体拉出去火化。半路上，他的儿子拦住车要求看一看，但是看到的只是用白布严严密密包裹起来的尸体。
苏辛涛在抓人之前逃跑了，他跑到湖北刘春圃那里，但后来也被造反派揪了回来，打得要死，他只好在厕所里吃自己的尿来治伤。报社里的一位女将，她原来的爱人也是一个右派，已离了婚。她为了表现积极，也去打苏辛涛。苏辛涛不光挨拳打脚踢，还被用铁棍打。
苏辛涛在被拷打之后，被迫交待说他的外逃是李茵通知他的，说李茵还要他出去多带点衣服。于是造反派就把我也关了起来了，说我是〃内奸〃。把我和杨澍关在小学校的一间小房内，以后就天天轮流在报社内各个部门挨斗、挨打。
1969年夏天，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被送到省五七总校（当时在省委党校）去接受审查。一进去首先就是〃拉练〃，步行三百里到沅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个月以后又走回总校。回来以后就每天开会，各人交待自己的问题。总校派人去全国各地调查，什么历史问题、家庭问题、右派翻案等等问题，全部要在总校搞清楚。一直到1969年的冬天才搞完，然后我们到零陵福田省五七干校去劳动，去走一辈子〃五七〃道路。
八、五七干校
十一月份我们到了福田五七干校，这里原来是一个大劳改农场，干校成立后就把劳改犯转移到深山里去了，接收了他们的房子、田地。
我到干校后被分配在蔬菜班劳动。每天都离不开扁担，担水浇菜，担肥料，担菜，背上压出一个大硬包来。
有一次，收获了许多青菜，要做成腌菜，我就站在水塘里洗了一天菜。第二天脸上肿得眼睛看不见了，我的肾盂肾炎又犯了。连队里的医生给我吃了利尿片，当天晚上就屙了一盆子的尿，把身上的水分，什么钾钠都屙掉了。第二天人虽然不肿了，但是心里非常难受，又想吐，就像要死了一样。我们班上有一个姓雷的老太太，原是搞幼教工作的，已经办了退休，但因出身不好，也下到五七干校。这个人非常善良，她陪我去校部卫生院，在路上我晕倒在地上，口里喷黄水，汗水把头发和衣服都打湿了。有两个拖板车的劳改人员看见了，赶快给我掐人中，又把我抬上车，拖到校部卫生院，打针，吃药，终于缓过来了。在校部住了三天医院，都是老雷在招扶我。
回到连部后，他们讨论，说我这样严重的病人不能再搞重体力劳动了，只能搞轻微的劳动。所谓轻微劳动就是在菜地里扯草，规定只能跪着扯，不能坐凳子。说坐凳子不像改造的，不能脱胎换骨。十几亩地的草，一个人跪着扯，扯了几天以后我就站不起来了。我想这样还不如站起来做重点的事，我就与班长讲了。班长同意我和老雷去摘菜，打农药。
在蔬菜班搞了三年后，又调到饲养班。饲养班比蔬菜班还要累些。早上四五点钟就要起来煮潲。晚上将红薯藤和其它猪菜，用机子打成浆。饲养班最多的时候饲养了两百多头猪。在饲养班三年里，吃得比较好一点。我们那个排长，江西人，经常想办法打点牙祭。我们喂了一条母狗，生了一窝小狗。小狗长到半大时，就打了吃。吃了狗肉后，人就一个个的身体好些了。不过我的肾盂肾炎并没好，因为劳动强度太大，总是浮肿，肿得脸都变了形。
在五七干校劳动了六年，看到好多人都在这里丢了性命，有病死的、摔死的，有被雷打死的，有上吊的，有一个自杀的用刀子把肚子剖开，肠子都切断了，拉到县里缝好后，他自己又再一次剖开。我们经常看到、听到这些事，提心吊胆的，不知哪一天会轮到自己的头上。
1974年，干校分配了我的工作，到邵阳公路局去。我就向上面反映说我已五十多岁了，我的老头子身体又不好，有心脏病。我不想去那么远，要求回到长沙。校部一个副连长对我吼起来说：〃你晓得你是什么人？一个右派分子，今天有工作分配给你，这就是对你的宽大了。你不感谢党，还要在这里讲价钱。你还想回到长沙去过你那资产阶级生活吧？〃
他们给我开了去邵阳公路局报到的工作关系和转户口的证明。这时，我想起报社的一位右派，被分配到涟源矿务局的，去报到后被分到煤井里挖煤。我想：我如果到了邵阳公路局还不是分配到养路班捶石头？我不能去！我把这两个证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