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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梦醒来是春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苦难深重的中国大地带来了春天的阳光，也给一直在苦难和屈辱中苦熬的我带来了春天的希望和生机，二十多年的恶梦终于结束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湖南日报社党委对错划为右派的54个同志逐一进行了复查，全部予以改正。1979年1月23日，报社党委发出了〃湘报发＇1979＇027号〃文件：《关于改正李均同志被错划为右派的决定》。决定说：〃……这次根据中共中央 ＇1978＇55号文件精神进行复查，李均原被划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经研究决定予以改正，撤销原处分，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行政16级……在错划右派期间，应予连续计算党龄。〃当年3月上旬，我回到离开了21年的湖南日报社，重新走上了我热爱的新闻工作岗位。同年8月25日南县人民法院发出刑事再审判决书，决定撤销该院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刑事改判判决书，宣告无罪，恢复政治名誉。至此，二十多年的不白之冤才彻底洗清，我才真正获得了自由之身和做人的尊严。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这二十多年中，除了杀头外，开除党籍、开除工作、关牛棚、受批斗、坐牢、离婚，我都经历过了，可谓历尽坎坷，九死一生。不是〃四人帮〃垮台，不是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我将永无恢复自由之日。一个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并愿为之献身的青年党员，竟遭到如此残酷无情的打击和非人道的待遇达二十多年之久，差点葬送了宝贵的生命，成为左倾路线、极左思潮的牺牲品。其中的惨痛、沉重的教训难道不值得深刻反思，永远记取么？
回到报社，我已是年过半百、疾病缠身的半老头了。我为自己过去的遭遇而难过，也为我终于能等到平反改正的一天而庆幸。我深感二十多年最宝贵的年华在磨难中浪费了。我只想在有生之年为自己心爱的新闻事业多做些事情，以弥补过去白白浪费了的光阴。我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余生〃，意即劫后余生，来之不易，须倍加珍惜，努力工作。尽管我的身体因遭受长期折磨而瘦弱不堪，经常闹病，仅80年代就住院治疗十四次，以致1990年不得不动腹部手术，但我总是尽可能地坚持工作。我回报社后开始在工商部任编辑，1980_年任副主任，1983年6月被提拔为报社副总编辑，分工抓经济报道和二版战线的工作。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反复探索，不断改进，经济宣传和二版报道质量显著提高，获得各方好评。在这期间，我抛开个人得失，不畏风险，挺身而出，先后组织和参与了揭露邵阳王安义帮派集团、中华百货店事件（非法打击个体经济和对抗舆论正确批评的事件）、益阳白酒掺水事件以及颜跃明等改革者受诬陷打击事件等典型报道，在排除阻力、拨乱反正、扶正祛邪、推进改革、促进发展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1993年我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离休后我继续发挥余热，笔耕不倦，被报社返聘到编辑部中班工作，协助编委为稿件把关。同时自己还一手创办、主办了一个群言堂式的小言论专栏《七嘴八舌话当前》，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反映群众呼声，为老百姓讲话，替政府分忧。这个专栏不定期刊登在湖南日报二版，从1992年底一直办到2000年初，持续七年多，收到群众来稿三万余件，发稿867期，二千三百余篇，近一百万字，获得广大读者、社会各界的赞扬和《新闻出版报》、《中国记者》等媒体的推介，成为全省有影响的名优专栏，1994年被评为全省报纸系统优秀专栏，1998年获湖南新闻奖。离休后我还写了一些新闻学术论文，其中有的曾获人民日报《新闻战线》优稿奖，有的在报社内部获奖。从1989年届满花甲到2000年初离开中班完全休息为止，我继续无怨无悔地为党的新闻事业工作了十年有余，总算如愿以偿地弥补了过去白白浪费的光阴的一半。为此，报社曾给我老有所为先进奖。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荒唐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愿可爱的祖国在改革、开放、民主、法治的轨道上阔步前进，走向繁荣富强。这是这篇回忆录的结束语，也是一个历经磨难的古稀党员发自肺腑的声音。
蓝 岗逼、供、信制造的冤案 我怎样从右派升级为反革命
我是1958年初在新湖南报社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后补划的一个右派。两年多后，还是在新湖南报社，我又从右派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并将我正式逮捕〃法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把我先打成右派，再打成反革命，并不是我目无法纪，胡作非为，因而惹下大祸；而是我命运多舛，〃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当时，新湖南报社某些领导，听任〃少数几个人说了算〃，无缘无故地把反革命罪名强加在我头上，致使我这个无罪之人，冤枉受罪达20年之久。这〃少数几个人〃就是报社某些人事干部。他们为了执行极左路线，竟然在省委机关报内部，对自己的干部采用逼、供、信手段，制造冤案。他们明知我当时没有任何现行反革命罪行，仍说我是思想上的反革命，属〃思想犯罪〃。所谓〃思想犯罪〃，就是〃罪状〃中所概括的一句话：〃一贯思想反动，对我（指共产党）仇视与不满〃。具体罪行是指我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做了些不该做的事。我一直认为我解放前始终在追求革命。在桂林，曾积极投身抗敌救亡运动。在衡阳，因写了骂驻军军长杨干才的文章，遭秘密逮捕，险些丧命。以后，时常有特务在我背后盯梢。可以说，我是〃提着脑袋干革命〃的，怎么可能在革命胜利、全国解放后，倒成为〃一贯思想反动〃的反革命呢？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我在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后，忍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各种折磨，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直到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冤假错案得以纠正、平反，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这才有机会，把久久积压在心底的话倾吐出来……
从起义右派到补划右派
我的问题是在划右派以后发生的。
我是当时编辑部的一个成员，我不仅支持改进报纸，反对过领导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及主观主义作风，还骂过官健平对我这个早在1944年在桂林相识的老朋友〃六亲不认〃。单是这几条，我就无法摆脱划为右派的厄运。也许由于我反右初期是积极分子，悔改表现较好，竟然在反右派斗争中，只作〃起义右派〃处理。但在一两个月后，仍然被补划为右派。为什么〃起义〃了仍要划右派呢？据说省委某负责人开了口。他指示：〃起义右派〃在性质上属右派，所以没有划的必须补划。只是在右派处理时，可考虑〃起义〃的表现，给予较轻的处分。
到1958年4月，报社对右派作出处分决定，有送劳教的，有监督劳动的，也有开除公职，开除党、团籍和撤职、降级的。对我的处分是：保留公职、开除团籍（超龄）、撤职、降级、降薪（即从原行政17级降为21级，月薪从91元降至50多元）。应该说，我是报社右派中受处分比较轻的一个。
报社对保留公职的右派，分别下放到南县、衡山两个点参加劳动。留报社的右派，只有在资料室搞剪报的苏辛涛和在校对室搞校对的段汝雯两个人。报社原安排我去南县劳动，因动身前检查身体，发现所患肺结核未愈，医生认为，不宜从事重体力劳动，建议给予人道主义照顾。经临时决定，留报社印刷工厂劳动。我先在印刷工厂的排字房、铸字房、裁纸房打杂，后转到职工食堂养猪场喂猪。在喂猪的一年多里，我没有走出报社大门，有时拖板车上街，也要有人陪同。并且要〃事先请示，事后汇报〃。我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可说完全中断。在每天的劳动中，我处处小心谨慎。甚至树上落下一片叶子，也怕打破脑壳。在喂猪期间，我还在母猪下崽的几天里，把被窝、铺盖搬到猪栏旁，日夜守护，防止母猪翻身时压死崽猪。在煮潲及刴猪草等方面，我也想了些改进办法。我如此积极劳动，图的是什么？图的是有个好表现，以便早日摘掉右派帽子。
从右派升级为反革命
万万没有想到，我在这期间不仅没有摘掉右派帽子，还给我加扣了一顶更加沉重的〃反革命〃帽子。
我实在不懂，在当时，全国各地都没有搞什么新的政治运动，我也没犯任何过错，为什么报社某些人事干部，要拿我开刀，非把我打成〃反革命〃不可呢？后来我才了解，这是〃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他们〃少数几个人〃为了要运用实例证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并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决定把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紧些、更紧些。为此，必须先找出阶级斗争〃靶子〃。倒霉的是我被选中为〃靶子〃。
报社人事科那位Z_某某向我道出了实情，并作了解释。他说：〃你是留报社三个右派中最显眼的一个，所以你的一举一动，早已受到严密监视，并把你列为反革命打击对象。你知道吗？右派是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反动派，是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你划为右派后坚持反动立场，必然要滑向反革命泥潭。〃他还说：〃不要以为你平日言行没有什么越轨的地方。要知道，同样是对党不满的言论，别人可以说，你却不能说。别人说了是阶级觉悟不高的表现，检查一下就行；你如若跟着去说，就是明目张胆的反革命言论，非惩办不可。别人同周围人的来往接触，是正常的人际关系；而你以反革命目的与周围有问题的人勾搭在一起，就是别有用心。甚至是拉拢人、联络人、组织小集团活动。虽然你们没有三个人以上在一起秘密活动过，没有开小会，搞山盟海誓，喝血酒那一套，但由于你是反革命，以你为中心，分别与几个、十几个有问题的人有来有往，就是反革命集团活动。你承认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