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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了劳改犯
1960年底，经过两年多的改造，我被摘掉右派帽子，安排在南县华阁公社办公室工作，自以为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可以直起腰杆堂堂正正做人了。谁知右派帽子摘了，〃摘帽右派〃的帽子又给戴上了，仍然处处受到歧视。在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日子里，自己时刻提心吊胆，小心谨慎，夹起尾巴做人，但求平安无事。这种起码的要求也被越来越残酷的现实粉碎了。〃文革〃开始后，我被发配到公社渔场监督劳动，从此挨批挨斗成了我的〃家常便饭〃。公社造反派频繁批斗〃走资派〃，我每次均得挂着大牌子低着头陪斗。批斗会后还得挂牌子、戴高帽子敲锣游街示众。
1967年5月，原新湖南报〃右派反党集团〃的几个成员汇集长沙，决定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号召，揭露批判省委某领导及官、孟制造〃右派反党集团〃冤案，陷害大批革命同志的罪行，把他们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他们联名写信动员我去长沙参加这场斗争。考虑到公社造反派不会放我走，我便采取了〃留信一封，不辞而别〃的方法，于7_月中旬到达长沙，参加了这场斗争。我们的行动受到当时中办、国办和湖南省革筹小组的支持。1967年9月13日，中办、国办联合接待组在听取了我们派出的代表所作的申诉后，以两办名义向湖南省革筹小组发出了〃联字（6_7_）第0029706号〃文件，文件说：〃严伯嘉等三同志于9_月1_3_日来中央反映前省委迫害前新湖南报革命群众问题，现介绍去你处，请接谈并请调查处理。〃省革筹两次接见我们的代表，支持我们进行革命大批判，并批下了一笔经费供我们出版报纸。我们先后出了三期报纸，主要是介绍新湖南报关于办报方针的争论情况，揭露了前省委领导及官、孟之流借反右之机颠倒是非制造政治迫害案的详情。这一正义行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却为湖南日报造反派红色新闻兵所不容。他们站在极左的立场，以〃右派翻天，坚决镇压〃为由，对我们进行残酷打压，将我们中的一些人抓到报社，无休止地进行批判、殴打、逼供，有的被打得遍体鳞伤，有的在受到残酷折磨后被迫自杀。我也一度被抓，后乘隙逃走，于1968年2月回到南县华阁公社。公社随即将我押往南县五七干校〃一小撮〃班进行专案审查和监督劳动，我白天从事拖砖、挑土、植桑、种甘蔗等劳动，晚上或写交代材料，或接受批斗，或参加学习，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连儿子出生都不让我请假回去看望。此时，我觉得我去长沙参加大批判活动是正义的，也是公开的，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因而心地坦然，交代时毫无保留，劳动中也积极主动，获得驻校工宣队多次表扬。我渴望早日获得解放，重回干部队伍。
到了1970年3月初的一天，我正在地里劳动，华阁公社革委会派人来五七干校，说是公社开批斗大会，叫我收拾行李回公社接受批斗。原来是全国开展〃一打三反〃活动，我因参加右派翻案活动而被县、公社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成为全县重点打击对象。回到公社次日，公社革委会即召开千人大会，对我进行批斗，当场宣布逮捕，将我五花大绑押到南县看守所关起来。
南县看守所座落在南县城郊，密布铁丝网的高墙内有十来间监房。当时正处在〃一打三反〃高潮中，抓的人多，看守所人满为患，一间小小的监房关上十多人，十分拥挤。监房没有窗子，前后只有监视孔和监视窗，光线暗淡，通风状态极差，特别是每个监房内都放了一个供犯人方便的粪桶，更是臭得令人作呕。白天，犯 _人们必须直挺挺地呆坐在用水泥、砖头砌成的统铺上，不许睡，不许靠墙或靠被坐，不许交头接耳讲话，不许看书报（带来的书报已全部没收），不许走动，即使是下床方便，也须先报告持枪荷弹的武装看守批准。谁违反了上述禁令，轻则罚站罚跪，重则招来看守武装用枪托一顿毒打。犯人们吃得也很差，每餐一碗又黄又黑的粗米饭，上面盖着一点点煮得像猪潲一样的蔬菜，实在令人难以下咽，但又不得不吃。我的消化道本来有点毛病，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肠胃病越来越严重，有时疼得通夜睡不着，但仍不敢吭声，怕招来毒打。饥饿、病痛的折磨，加上失去自由后的极度痛苦和对前途的焦虑不安，使我产生了度时如年的感觉。仅仅关了不到一个月，我的体质便急剧下降，面色苍白，骨瘦如柴，已经不像人样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存有一线希望，觉得我并没有犯罪，问心无愧，法律将还我一个公道，党将还我一身清白。我想申诉，但南县公检法军管小组不给我机会，一不给纸，二不给笔，在仅有的一次提审中，也只简单地问了我几句，根本不听我申诉，说什么案件已调查落实，申诉无用，就把我押回了监房。此后，在三月末的一天清晨，在事先未作任何通知、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几个武装看守突然把我叫出监房，不由分说一脚把我踢倒在地，将我的双手反扭到背后，用粗麻绳捆起来使劲往上提，我的双臂顿时疼痛钻心，额头冒出冷汗，然后五花大绑将我押往南县大会场。和我同时被押往大会场的还有三个人，押在我前面的两人均为五花大绑，押在我后面的一人只戴了手铐。原来是开万人宣判大会，对在押犯进行宣判。大概是开会时间未到，我们被强令蹲在舞台后等待。挨我蹲着的是一个30多岁的犯人，他穿着一身崭新的衣服，脚着一双崭新的解放鞋，我感到奇怪，悄悄问他：〃你今天穿得这么整齐，干什么？〃他说：〃我犯了投毒杀人罪，判了死刑，今天就要去见阎王了。这是看守所王所长告诉我的。〃我心里一惊，忙问：〃我和你一样五花大绑，是不是也判了死刑？〃他说：〃你大概不会。王所长说，今天只枪毙两个罪犯，一个是我，一个是我前面的那人，他是富农，犯了报复杀人罪，杀伤了生产队长的儿子……〃话还没有说完，万人宣判大会开始了。我们被押往前台，两个死刑犯宣判后，立即被插上标子，押往刑场执行枪决。我则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李均在原新湖南报社右派蔡克诚、严伯嘉等人的煽动下，擅离工作岗位，前往长沙参加了以蔡、严为首的右派翻案集团，积极参与搞调查、编简报、散发传单等翻案活动，性质严重。〃另一个系贪污犯，因坦白交代了，有立功表现，被宣判免予刑事处罚，教育释放。据知情人在我的右派问题改正后告诉我，南县曾主张判我死刑，但上级未同意，核减为二十年有期徒刑，总算刀下留人，捡回了一条小命，否则早已成为冤死鬼了。
二十年徒刑，是有期徒刑中刑期最长的。年届不惑，身体虚弱的我能不能坐满二十年牢活着出来，可说是一个未知数。即使活着出牢门，到那时也是一个花甲老头了。在宣判会上，听着这残酷无情的宣判和此起彼伏的口号声，我一下子麻木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几乎晕倒在台上。
宣判后，我即被武装押送到一所监狱劳动改造，开始了漫长的劳改罪犯的生涯。
这所监狱座落在洞庭湖区一个四面环水的孤岛上，是关押重刑犯的地方，关押在这里的均为1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缓犯人，看管极为严格，但比看守所规范多了。在密布铁丝网和岗楼的高墙内，犯人们多少有些自由活动的空间。犯人们按历史反革命犯、现行反革命犯、刑事犯分别编入不同性质的中队，中队配有专职的中队长、教导员等管教干部。犯人们每三人成立一个监督组，由靠拢政府，积极改造的犯人任组长，三人形影不离，互相监督，防止逃跑、反改造和破坏行为。即使在白天劳动时间，有一个犯人要去大小便，经管教干部批准后，同组的另两个犯人必须停止工作甚至关掉正在飞转的机床陪同去大小便，否则便要追究监督组的责任。犯人没有通信自由，来往信件都必须经过管教干部检查。犯人家属探监，会见不许超过半小时，会见时有管教干部在旁监视监听。为了防止犯人逃跑，犯人从里到外的衣服包括帽子、鞋子以及床上用品都必须用红油漆印上显目的〃劳改〃两字。各中队还不定期彻底检查犯人的物品，发现有绳索、瓷片、玻璃片、小铁片、小石头、砖头等危险品，当即没收，并追查原因和责任。对反改造和逃跑分子，轻则批斗，戴镣铐，关禁闭，重则加刑。我所在中队有一个无期徒刑的罪犯逃跑后重新犯罪，便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犯人们白天劳动，晚上监房落锁，关在里面或学习或开批斗会。我所在的现行反革命犯中队开批斗会时还比较文明，偶尔出现犯人打犯人的情况，还不太严重。相邻的刑事犯中队则经常打得喊爹叫娘，一派恐怖气氛。那时，犯人们吃得也很差，除偶尔〃打牙祭〃吃点回锅肉外，平常都是难见油珠的蔬菜和菜汤。有时尽吃南瓜或红薯，天天吃，餐餐吃，一连吃上一两个月，人都吃厌了，以致至今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