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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自己本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没有隐瞒什么问题，却被列为肃反对象，平白无故失去一年自由，挨了多次批斗，不免有些怨气。整风运动开始，号召向领导提意见，于是好些肃反对象就把这问题提出来，要求〃给一个说法〃。
小组会上，提其他意见的也不少。当时发言最积极，意见最尖锐的，是钟叔河和李长恭二人。李是不久前才从江西钨矿工人报调来的，山东人，很豪爽，能写，是个发稿很多的很强的记者。
这样的小组讨论延续了两三个星期吧，也就冷下来了，小组会也不再开。大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异样，以为要说的话都说过了，也不必多开会了吧。现在想来，冷下来的原因是中共中央布置反右派斗争的内部指示已经下达，要将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了。人事科也忙起来，晚上都加班，这倒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猜测这是为什么。事后想来，当是为反右派斗争作准备吧。
二
6_月8_日一早起来，人们吃惊地在报上看到《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过两天，又是社论《工人说话了》。大家知道，风云突变了，反右派斗争开始了。《新湖南报》在版面上当然立刻有了反映，每天都以很大的篇幅报道省内外的反右派斗争。至于报社内部，一时却颇为沉闷，不见动静。官健平在党支部会上作了反右派的动员，号召共产党员起来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至于他有没有在包括党外干部的全社大会上也作了这样的动员，我就不记得了。
新湖南报反出来的第一个右派分子是唐荫荪。大约是7_月8_日，黑板报的大字标题是《向唐荫荪宣战》。当时大家都知道要反右派了，但是都没有想到第一个会是他，很觉意外。他谦和文静，工作努力，人缘也好，以前也没有受过什么批评处分。整风鸣放中，好些人都比他更活跃，发言比他更尖锐，更刺激，这些人都还没有被划成右派，为什么第一名右派分子是他呢？
现在想来，就不难明白了。唐荫荪当然应该是新湖南报社的第一名右派分子，因为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他上大学的时候，对国民党的统治不满，想找共产党，没有找到，找到了民盟，就加入了。在他自己，以为这是冒着危险参加了革命，没有想到几年之后这却成了他受打击的一个原因。反右派斗争的锋芒主要是针对民盟的。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七一〃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宣称：〃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这里说的〃章罗同盟〃即〃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毛泽东有这样用简称的习惯，例如他把杨得志、罗瑞卿、耿飙统率的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简称为〃杨罗耿兵团〃。党报原是不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的，但唐荫荪是解放前参加民盟，解放后考入新闻干部训练班，到新湖南报工作，参加了青年团，却还保留了盟员身份。他是新湖南报社唯一的民主党派成员。9_月5_日《新湖南报》的反右派报道说：〃唐荫荪就是民盟右派集团安放在本报的坐探〃。报社的反右派斗争拿他来祭旗，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唐荫荪最主要的一项右派罪行，是筹办同人报。9月5日报纸上那篇报道宣布，他、钟叔河、郑昌壬、李长恭、朱纯五人，是一个筹办同人报的小集团：〃在大鸣大放中，民盟右派集团为了与党分庭抗礼，笼络知识分子，办报的雄心勃勃。因此，他们之间很快地结合起来，共同密谋开办同人报。〃
民盟湖南省委原来是有一张对开日报的。1949年8月5日长沙解放，7日，由民盟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杨伯峻任社长的民主报在长沙出刊，比新湖南报的创刊还早了八天。《民主报》的总主笔是杜迈之，报上的专刊有王西彦主编的〃新文学〃，杨荣国主编的〃新知识〃等等。这张报纸从创刊起，就受到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压力。一次因为刊登了某一稿件，受到新湖南报读者服务栏刊出的众多读者投书的围攻。该报又无固定财源，向银行贷了几次款，终于无法维持，于1950年12月11日停刊，人员星散。杨伯峻从此潜心著述，成了研究古汉语的著名学者。一些编辑记者，如朱纯和后来也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严伯嘉等，就调到新湖南报来了。
整风鸣放初期，谭震林到了湖南。他批评了新湖南报，说是〃死人办死报〃，还说每个省可以办两个报纸，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其实这些都不是谭本人的意见。〃死人办报〃是毛泽东骂邓拓的话，表示了他对人民日报对鸣放报道不力的不满。办两个报唱对台戏，是4_月间中共中央上海局在杭州开会时毛泽东的插话。谭震林的这些话传到了民盟湖南省委秘书长杜迈之的耳朵里，尽管他不知道这是转述毛泽东说过的话，就是谭震林的意见，中央书记处书记也已经够权威了。这个信息使杜迈之十分兴奋，于是跃跃欲试，想重新办起一张报纸来。唐荫荪是盟员，朱纯是民主报的老人，钟叔河是朱纯的丈夫，再邀了李长恭、郑昌壬两个，这五个人就成了一个与民盟右派集团有密切联系的〃小集团〃，他们是要办〃一张湖南的《文汇报》在民盟右派集团领导下的反共、反人民的同人报〃。（见9月5日《新湖南报》报道）
事实上，像经济来源、社址这些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都没有涉及到，不过是有此意愿，有些谈论，也就足够划为右派了。
对于这个小集团的最后处理，唐荫荪的处分最轻，是监督劳动，其他四个都是劳动教养。
三
在反出这个党外右派小集团之后不久，新湖南报又反出了一个党内右派小集团。这个小集团共二十余人，约占全社右派分子半数。其中包括社长邓钧洪、副总编辑苏辛涛，以及傅白芦、蔡克诚、柏原、李冰封、张雨林、袁家式六位编委，此外多是各报道部主任、副主任等中层干部，业务骨干可说是一网打尽。
所以会发生这事，有一个背景，就是在1956年编委会内部有过一场〃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争论〃。事情得从1955年说起，原来主持全面工作的社长邓钧洪调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另派官健平任新湖南报总编辑。此人情况，前面已经说过一些。他对报纸业务懂得不多，在他的主持下，报纸版面充斥着每年周而复始的农事活动的报道：春耕、积肥、抗旱、防汛……省委和业务领导部门送来的那些工作指示，总结报告等等，他全都登在报上。而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新闻界的响应是《人民日报》改版，《文汇报》复刊，版面都很活泼，有吸引力。对比之下，多数编委认为新湖南报不能这样办，提出要从报纸的特点出发，要把报纸办得丰富多彩，读者才愿意看。于是，在编委会内，以官健平和副秘书长孟树德为一方，苏辛涛和其他几个编委为另一方，就此展开了争论。
_争论的情况，在1993年出版的《湖南省志·新闻出版志（报业）》中有所反映：苏辛涛等多数编委针对官健平的做法，提出了四条主张：一、从报纸的特点出发，以抓政治思想为重点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二、应当办得丰富多彩，充满群众的声音；三、不能只有〃天线〃，而且要有〃地线〃，意思就是不要只看着领导机关，也要注意群众的反映、意见和要求；四、报纸宣传固然要以党的中心工作为中心，但同时也抓好一般社会问题和群众生活问题的报道。这些意见，与《人民日报改版报告》的精神是一致的。
《湖南省志》中还记述了当年争论中的一个具体的例子。
1956年3月一组关于农业社包工定额的经验介绍加剧了上述两种意见的对立。这组报道共九篇，最突出的是3月11日《长沙县合心农业社进行分季分级定额的作法》一文，长一万多字，登了整整一版。其中〃定额表〃占一半以上，将一百六十九项农活，按春夏秋冬四季和副业，分为一至七级，定出工分标准，全部是繁琐的数字。文章透露，定额公布后，〃社员顾虑很多〃，但报纸却当作样板向全省推荐。不久，编辑部内部举办改进报纸工作展览会，把这篇文章当作反面典型，并加了批语：〃究竟是内部刊物，还是党报？〃竟用如此大的篇幅来刊登只供少数人阅看的东西！何况在此以前已登过不少类似的了。难怪人们说它是〃大地主！〃〃大地主〃一词，出自胡乔木《短些，再短些》一文，本是形容文章过长，浪费了报纸的篇幅。有人却指责说：〃最露骨的是把合心乡的经验当作恶霸大地主。……省委书记和农村工作部长作了广播，要在全省推广。如果我们真的把它打倒不登，那能算是省委机关报吗？〃（湖南出版社版，第232…233页）。
胡乔木的《短些，再短些》一文曾经编印在新湖南报社的业务学习材料里，其中〃大地主〃不过是形容那些占据大块版面的长文章。在争论中，孟树德就加以曲解，说是把省委交来发表的文章看做应该打倒的恶霸地主。这就已经是反右派斗争中大批判的先声了。
这场斗争持续了半年，双方互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在苏辛涛等人一方，多是老报人，有办报经验，又有《人民日报改版报告》等等文件作依据，以为道理在自己手上。可是不论他们怎么说得头头是道，可就是无法说服官健平。原来，官健平也是身不由己，他不过是分管报纸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惠派驻报社的代理人罢了。周惠就是因为原来报纸没有能够按照他的意图去办，十分不满，才调开邓钧洪，派官健平来。官健平的任务就是来改造报纸，就是要把报纸办得符合周惠的要求。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