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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知道为什么，在当前中国，总结历史教训，竟是如此困难。总有一些人，不许人们去反思，去总结。不许总结〃反右〃，不许总结〃大跃进〃，不许总结〃文化大革命〃，对过去，说好才行，说错误就〃不利于稳定〃。甚至有人还有意无意地编造些历史，捏着鼻子哄哄自己，也哄一哄不谙世事的年轻人。不去总结过去惨痛的教训，真的就有利于稳定么？造成全民族的失忆，不了解一些民族悲剧产生的来龙去脉，就真的能保证以后人们不去重蹈历史覆辙么？重蹈了覆辙，迎来的怎么可能会是稳定呢？因此，从这角度来看，原《新湖南报》的一些老同事们，着手编一本这样的文集，回忆惨痛往事，从典型事件中去总结历史教训，使后人不再重蹈覆辙，是做一件极有意义的大好事，这件事，虽然动手晚了几年，但现在把它做好，还不算太晚。如今既已着手，就应该冲破种种障碍，坚持做下去。
二、似乎可以这样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套用〃斯大林模式〃以压制知识分子的一次大行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和恶果，愈加显露，几乎有混不下去的趋势了，这一点，当时毛泽东大体上是看到了的。所以，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他曾试图走一条新路，即用更加宽松的办法，来解决知识分子问题。〃论十大关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都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使他十分震惊（其实，中国当时情况与匈牙利有极大不同，当时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都是衷心拥护并爱戴中国共产党的），再加上党的八大会议，为适应国际潮流，反对个人崇拜，在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之类的事情，使他极端担心〃大权旁落〃，这才决定要重新捡起斯大林这把〃刀子〃，用扼杀民主、自由的办法，来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且解决它的主要方法是：〃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这也就是他自己以后说的，采用所谓〃阳谋〃的方法来解决它。不论是〃斯大林模式〃，也不论是中国式的〃阳谋〃，都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翻版（封建专制制度的核心是〃朕即国家〃），它和民主、法治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没有采取有效的方法继续彻底地反封建，我以为，这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悲剧得以产生的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彻底反封建是实行民主化的前提。这个问题，到现在都也还没有很好解决。这是反右派的大悲剧在某种气候下得以重新出现的一种土壤。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
三、在作好一切准备、采用〃引蛇出洞〃的方式来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大背景下，像周惠这样的党的高级干部，过去一直认为新湖南报这些爱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是〃发扬民主过了头〃、〃有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和匈牙利事件是一码事〃，现在时机一到，当然就要充分利用这种形势，对他们狠狠加以打击，〃聚而歼之〃。这样的领导干部，在反右派斗争中，恐怕并不少见。但，周惠在运动中使用的人，却是像官健平这样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却是像孟树德这样思想品质极端恶劣的角色，要他们去打击真正坚持原则的共产党员和过去一直和共产党站在一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事例，那时，在全国却并不多见。这样做，实际上直接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并使党丧失了民心和党心。到现在，在历史上某些重要时刻，在某些地方和单位，这样惨痛的教训，恐怕也还没能充分吸取。
四、在新湖南报的反右斗争中，还充分显示了共产党的干部工作体制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像官健平这样的历史反革命，除了会吮痈舐痔、吹牛拍马以外，其他什么本事也没有，为什么却能在混入党内短短几年时间中，就爬上高位？像孟树德这样有历史问题，心术严重不正的人，只要倚靠了某种类似帮派的势力，为什么也就能毫无忌惮地干尽坏事？这里面是不是反映出在现有干部工作体制中，对各级领导提拔、使用干部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民主监督？对干部的历史和现实表现，缺乏有效的审查？这个问题，几十年了，如今不但没有得到合理解决，且愈演愈烈，不可收拾，卖官鬻爵者竟比比皆是。这实在关系到党和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可惜这问题一直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改革。
五、在新湖南报反右事件中，关于知识分子本身的问题，这，在十四年前的旧文中，已有某些反映。这个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讨。我以为，归根结蒂，还是与几十年来一直不尊重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和独立性有关。此处从略。
写到这里，感想大体写完了。现在再插补一段小笑话，以结束这篇〃引言〃。一九八六年下半年，我曾在我工作的单位上闲谈过，说自己准备写文沉痛纪念反右派斗争的三十周年。在一九八七年初〃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竟有人为此向我的上一级领导〃告密〃，说我准备参加一九五七的〃纪念活动〃，可见此人〃右派本性〃未改，云云。事后，我听了此事，当然只好一笑置之。这样的小丑，这样的水平，你值得认真地去对待他的胡闹么？时间又过了十四年，这一次，真的要发表这样的〃纪念〃文章了，该不会有人再去〃告密〃了吧！如果再出现这样的〃告密者〃，倒也可以再探究一下这件历史小笑料，弄好了，说不定还可以供哪一位高手写一篇杂文呢！〃嘘〃一声，也就够了。
（二O_O_O_年五月十六日）
十四年前的旧文
（一）
一九八六年九月，和北京来的一位同行一起坐火车从长沙到大庸开会。在车上闲谈，他谈到，准备编一本书，纪念〃反右〃的三十周年，拟请各式各样的当年〃右派〃，写各式各样的〃纪念文章〃，述说当年遭遇，发表种种感慨，并从理论上进行探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场悲剧，以后如何防止类似悲剧的重演。听他一讲，觉得这确是好主意。〃三十大庆〃，不可无文，此其一。其二，当年最年轻的〃右派〃，如今也都是五十岁上下了，韶华似水，人生易老，不趁此时为后人留下信史，确是憾事。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从兴旺到式微的转折点，一九五七年发生的事，应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对这个转折点的主要情况，如果具体记载太少，告诫后人不再去干这种蠢事、坏事，也就少了具体教材。同时，没有〃具体〃，就无法〃抽象〃，要做理论上的探讨和概括，也就难得深刻。当时就想，对这个好主意，应该竭尽绵薄之力，助其实现。
那位同行问我：有没有什么好题材可写？我推荐了一九五七年新湖南报事件。现在的《湖南日报》，当年叫《新湖南报》，那时编辑部全体人员共约一百四十余人。一九五七年，编辑部共划了两个〃右派集团〃。一个是以原社长邓钧洪同志、副总编辑苏辛涛同志为首的〃党内右派集团〃，这个〃集团〃包括了十二名编委中的八名，〃成员〃大都是报社中、上层的业务领导，且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划他们为〃右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办报的〃路线问题〃上与以省委副书记周惠同志为后台的总编辑官健平、副秘书长孟树德进行过较激烈的争论。另一个是民主同盟成员唐荫荪等同志主张办〃同人报〃的〃小集团〃。一九五七年四月，毛泽东提过，可以由党外人士办报，和党报唱〃对台戏〃。毛的这个主张并经过各种渠道往下传达。唐荫荪等同志想办〃同人报〃，正是想响应毛的这个号召。但这也不过谈谈而已。因为，他们办报的物质基础，诸如，报社开张的经费、纸张供应、印刷和发行条件、报社社址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都没有认真考虑过，且都无法落实。但，反右运动一开始，他们的这个想法，却成为他们〃划右派〃的主要依据，并被加上了〃民盟右派集团安放在本报的坐探〃、〃充当邓苏右派集团向党进攻的急先锋〃等罪名。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单干户〃，这些〃单干户〃多发表些与主要当权者官健平、孟树德等人不尽相同的意见，或没有发表任何意见，而仅仅由于〃同情邓苏右派集团〃而被戴上右派帽子。这些被划为右派的同志加起来共五十四人，约占全编辑部总人数三分之一强。这些在一夜之间成为〃人民敌人〃的人，几乎全是多年来忠心耿耿、埋头苦干的业务骨干。
那位同行觉得这是一九五七年全国少见的一个十分典型的事件，应该从一个〃群体〃的角度，写这个事件。当时他就约我来写。我答应试试看，但因为年代已久，资料不全，这里记述的仅限于〃党内右派集团〃的部分主要情况，而且记述也只是粗线条的，详细的叙述有待其他同志一起动笔。办〃同人报〃的〃右派集团〃的情况，因未掌握足够的材料，在本文中，只好付之阙如。当年的五十四位同志，其中已有数位作古。但幸存的四十余人，如果每人都写一篇记述当年情况和自己遭遇的文章，当也可以单独汇辑成书，公之于世，好留一个历史的真实记载，把对历史的戏弄者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且悼念死者，激励生者。当年报社中一位极受人尊敬的老领导，在七、八年前就倡议做这件事，因各种原因，未果。现在大家动手做这件事，似乎还有意义。不知当年报社的〃右派〃诸公，有意于此乎？
（二）
在叙述新湖南报一九五七年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前，有必要对这家报社在一九五七年前的历史和社内状况，作一个十分简明的介绍：
新湖南报创刊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创刊时期，报社工作人员主要由以下几部分人组成：一、南下的同志。他们中间大部分都是原冀察热辽解放区群众日报社的干部和工人，离冀察热辽进城后，分别在北平和天津做了几个月城市报纸工作。这支队伍中，有延安时期的老报人，有解放战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