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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樱桃，起来吃点东西……”隔着厚厚的棉被，加贝的声音分外遥远。
我一动不动。黑暗中，跑车女人十个猩红的蔻丹与华丽的卷发丝丝缕缕般在我脑中漫卷。我死命扯住自己的长发，暗下决心，等拿到第一个月工资后，第一件事，便是去烫发！
清晨，我被一阵轻微的骚动痒醒。睁开眼睛后，发现加贝正在认真而温柔地数我的睫毛。
“哈，你睡得真像头小猪，我把你两边的眼睫毛都快数完了，你还一动不动。”
我“啪”地一声打落他的手，重新闭上眼睛，不理他。
“樱桃，知道你总共有多少根睫毛吗？”
我翻了个身，还是不理他。
“那么，相信这个问题你会回答：一起去吃大餐吧？”
大餐？跟你？哼！做梦吧。我心里暗笑。
这时，面前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微微晃动。我睁开眼，定睛一看，原来是两张早餐券。“哇！从哪里搞来的？！”我笑了，劈手夺过券，翻来覆去地看，竟然还是自助的！
“宾馆送的，搁在我们床头。当然，两百元一晚上，相信早餐也不敢怠慢吧。”加贝面有得色，催促我，“快去洗脸，晚了好吃的就被别人吃光了！”
“对对对、我们得把这钱吃回来！”我一跃而起，光着脚冲向浴室，飞快洗漱。想到一会儿与优雅高贵的人们共进早餐，我又给脸上描了点淡妆。
挽着加贝的手，我们俩如同一对金童玉女般下楼。还没有走进餐厅，我便听到阵阵优美的觥筹交错、杯盏碰撞声，音乐一般。
餐厅华美得近乎耀眼。笔挺的桌布、富丽堂皇的厅幔、熠熠闪光的餐具、宫廷风格的自助餐架，还有琳琅满目的南北小吃、中西面点、饮料、新鲜水果。当然，更有干净漂亮的服务生们，捧着咖啡壶、果汁壶，蝴蝶一般穿梭往来。
像极了莫奈的那幅油画——《阳光下的聚餐》。真是被阳光照耀下的幸福生活啊！
学着衣饰华美的人们，我们矜持地把餐券递给收银员。可还没碰到泛着温热气息的餐具，我们便被那个收银员叫住了。
“对不起，您不能享用这两张券。”打着领花的收银小生彬彬有礼地拦住我们。
“为什么？”
“因为您付的住宿费是打折后的价钱，我们的自助早餐不针对打折的房客。”“领花”依然职业性地微笑。
“可是——”
“喂，好了没？”身后，那些风度翩翩的人们冲我们皱起眉头。
“那你们的自助早餐多少钱一位？”加贝有些尴尬，不甘心地问。
“领花”已经不屑搭理，随手指了指身边的一个牌子。被松枝与彩绸装饰得漂漂亮亮木牌子上，几个可爱的卡通字在蹦跳：——自助早餐：四十元／人。
雪早已经停了，天地之间，银装素裹，冰清玉洁。
尽管正置身于魂牵梦绕的茫茫雪国，但我再也没有刚下火车时的浪漫情怀。二十多个小时没接触到食物了，肠胃已经麻木得没有感觉。我只是觉得冷，从身体到心灵的寒冷让我不禁哆嗦起来。
相信加贝心里也不太好受。他紧拥着我，用力捏住我的手，沉默地，心疼地。
“樱桃，开心点，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吧。”看我一言不发，他小心翼翼地问。
“嗯。”
想了想，他轻轻地、轻轻地唱了起来：
“雪绒花，雪绒花，
每天清晨迎接我。
小又白、洁又亮，
看到你我多快乐，
我愿你永远开放………”
雪绒花，雪绒花，不知为何，在这雪绒花的家乡，在冰冷倨傲的摩天大楼中，我竟然有些想落泪了。
4
随便填饱肚子，我们匆匆返回宾馆。这时，思嘉已经坐在前台处的真皮沙发上等我们了。不过短短半年没见，她已经出落得让我几乎不敢相认了。她把长长的头发剪成时髦的短穗儿，蓬松的穗发被整整齐齐别在耳后，衬托得眼睛灵动有神。一袭浅灰色长大衣，一条深色羊毛裙，一双高靴，简洁大方。看得出，她已经完全摆脱了女学生的稚气与傻气，轻轻松松跨进优雅得体的都市白领阶层中。而我身上臃肿的白棉衣与劣质牛仔裤立刻把自己划到了另一阶层里。
“樱桃！”她惊喜地笑，冲我张开双臂。
我乐呵呵地抱住她。毕竟是四年的上下铺，有时候连做梦都可能不分彼此呢！
“丫头！变得我都不敢认你了。”我轻轻捏她的脸。
“是发型吗？”她信手拢拢头发，笑道，“我老妈的眼光！非说上班了，不能再是学生样儿了。”
“嗯，品位不错！”我诚心赞赏。谁都知道思嘉是乖乖女，平时最听妈妈的话。
思嘉看看我身后的加贝，冲他伸出手：“又见面了，艺术家！”
“嘿嘿，别讽刺我，我不是艺术家。”加贝窘窘地笑，握了握她的手。
“艺术家不好吗？”
“艺术家会饿肚子。”
“行啦，你们小两口，一个大才女，一个大才子，就等着在北京捡金子吧！看你们恩恩爱爱的样子，真让人眼红！”她撇着嘴，酸溜溜地笑。
“眼红什么，赶紧催你家小武过来啊！”我不解地说。
思嘉不说话，拖着我的手便要上楼。
如果说我与加贝的爱情是奇迹，那么思嘉与小武的爱情便是神话了。
小武是沈从文的老乡，一个非常帅气的苗族小伙儿。大学时，经常看到小武折一片柳叶放在嘴里吹，别人只能吹出声响，他却能吹出各种鸟鸣，甚至水声。
思嘉与小武是怎么好上的，谁也不清楚。但大三时，当高傲的北京公主小鸟依人般偎在小武身边时，几乎全校师生都大跌眼镜。
和加贝一样，小武只是大专生，家境贫寒。听说刚进校时，他身上穿的还是苗族土衣，肩膀上扛着两个包袱，一个塞满干硬如石头的粑粑，另一个塞满硬币毛票。那是他入学时的学费，是苗乡方圆数十里的乡亲们一分一角凑起来的。头一年，他没有换洗的衣服，没有各式鞋子，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光秃秃的床板上就铺了一张床单。但即便贫穷至如此地步，他也没有伸手向学校申请一分钱的助学金或贫困补助。有课时，他上课；没课时，他四处打工。从最开始的家教做起，一直到快毕业时任一家通讯公司的销售副经理，当之无愧地成为我们学校的“打工皇帝”。
思嘉与小武恋爱时，小武的经济状况已经有所改观，但还是很穷。傍晚，常常看到小武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载着思嘉去打工。他们的自行车真破，千疮百孔，除了铃铛不响外处处响个不停，但他们却很快乐，永远笑声明朗。
有时我问思嘉，小武打工时，她在一旁干什么？她说，她什么也不干，就在附近找一个干净清静的小茶馆看小说、做功课，等他下班。
思嘉是不打工的。并非因为她家境优越，而是因为她的先天性心脏病。据说她左心房瓣膜关闭不严，偶尔会出现血液倒流的现象。
大四上半学期，在一次体育课上，八百米长跑测验时，思嘉突然晕倒在体育场上。当时的情况真是十万火急，她口吐白沫，神志不清，面孔青紫，把校医院几个主任都急得团团转、满头大汗。而小武，却冷静得吓人，他一直抱着思嘉，铁塔一般。当时，思嘉喃喃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小武，我快死了，我快死了……”小武却温柔地摸着她的头发，镇定地微笑：“思嘉，你死不了，你还没有披上婚纱呢，我不会让你死。”
思嘉当然没有死。虽然校医院动不动便用这场“妙手回春”的病例向学校邀功请赏，但连大夫都知道，如果当时小武不那么镇静，不给思嘉那么大的心理安慰，后果怎样，谁都很难预想。
毕业时，小武本打算同思嘉一起来北京工作，但是因为他任职的那家销售公司还有一些未处理完的工作，所以决定让思嘉先走，等他结束手头工作后再到北京找思嘉。谁知道，这一处理便又是半年。他是一个心软的家伙，禁不住别人说几句好话。因为公司一直没有找到能接替他工作的人，所以他就一直“身在曹营心在汉”，甚至连跟我们同行都没赶上。
一进房间，加贝便从箱子里捧出一个水晶瓶，递给思嘉并摇头晃脑地打趣：“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满满一瓶红豆。是小武捡的。临行前，托我们送给她。
红豆很大，粒粒浑圆饱满，红得没有一丝杂色。这完美无缺的红豆生长在校园那棵已有上百年树龄的相思树上。大学时，每当秋意最浓那几天，思嘉和小武经常在那棵树下捡红豆，串成项链、串成手镯，更多的是储放在瓶子里把玩。相思树很吝啬，一天最多掉下十多颗红豆送给人们。这满满一瓶红豆，一定是小武趁夜深人静时，偷偷爬上树去一枚枚摘来的。只是那棵相思树又高又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