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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论》。进化论对林语堂影响最大，他用此说来解读基督教，结果就犯下了《把基督教当文学来读》的布道趣事。历史课时，林语堂读的是张伯伦《十九世纪的基础》英文版，教员诧异万分，对语堂刮目相看。
上课是浪费时间，考试是浪费生命。考期临近时，别的同学都在“三更灯火五更鸡”地刻苦攻读，林语堂一个人跑到苏州河边逍遥自在地钓鱼。苏州河当时清澈见底，鱼戏浅水，呆上半天，就能收获一小筐。林语堂想，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他怂恿一个好友：大考大玩，小考小玩，玩好了才考得好。那同学被说动了，跟去钓了一晚上鱼。第二天，林语堂照常轻轻松松拿了个高分，那个同学却不及格，一脸沮丧地责怪语堂。林语堂有点愧疚，原来他的学习方法不是所有人都适用的。
不当第一名（3）
到美国后，林语堂挑起国外名校的刺来。
他借着评论《英美德大学》一书，把美国引以为傲的几大名校狠狠地冷嘲热讽了一通。哈佛除外，对母校总得留点情面。他列举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的题目：《中学便餐室的管理问题》；《学生坐位姿势及书桌尺寸之研究》；《初等学校佣人服役之分析》等等。而著名的克孙教授在国际心理学会第九年会上宣读了他的最新力作《寻常讨厌事物之原来与性质》，据说是费了几年的考据功夫，考证出507种讨厌事件，分别是：饭菜里有毛发；卧床不洁；看见秃驴的光头；看见蟑螂……
林语堂挖苦地写道：“这种治学是有渊源的。”他还总结了“科学化论文”的套路，大约是：
第一章 与个人的关系
第二章 与社会的关系
第三章 与国家的关系
第四章 与世界的关系
“”可以代表“治外法权”，也可以代表“皮蛋”。若是还想做漂亮点，就做一份社会调查，请马路上的甲乙丙丁填写，回家统计一下，画一个曲线图，就是了。
在哈佛大学，林语堂师从著名教授白壁德。
白壁德最先倡导新人文主义，主张用古典理性对抗喧嚣的现代社会。他学识渊博，口才很好，很多学生就是被他辩论的力量折服，而成了他的信徒。白壁德在中国也赫赫有名，梁实秋、梅光迪、吴宓都出自他的门下。林语堂曾经和后两个人在一个板凳上聆听过白教授的高论，他还笑话吴宓，学的是传统，长得像和尚，风流韵事却足以写一部传奇。
20世纪初，白壁德和主张直觉主义的斯平加恩大打口水战，波动了整个文艺界。初生牛犊的林语堂觉得文章应该如行云流水，而不能人为地设置条条框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毅然决定为斯平加恩辩护。这是他背离胡适，加入语丝的一次预演。
翠凤担心得皱紧了眉头，不停地说：“阿唷，小心点啊！”
随缘读书（1）
林语堂爱书。
林语堂爱读书。
佛家说“人生一缘”，林语堂的“缘”就是书。
林语堂读起书来也是不走寻常路。
他反对一切“必读书目”之类的说法，教育部编审的“中小学生必看书�讇妆尽薄ⅰ按笱乜词閫讇妆尽倍际撬档亩韵蟆９湃怂怠巴沸骸⒆洞坦伞保衔嵌潦槿酥凶畋康暗模唤袢怂怠肮攀橛卸尽保衔峭纺苑⒒柚铩？/p》
林语堂在束缚人性的考试和课堂之外，发现了一片新大陆，那就是图书馆。
自由地读书，就是图书馆最大的特色。图书馆才是一切知识的源头，也因为图书馆，学校才变得不那么面目可憎。
他说，一个学校的好坏，取决于图书馆的大小。
他还说，图书馆是神秘的丛林，每个探险者就是林间的小猴子，为了寻找合适的坚果，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畅饮潺潺的溪流，品味果实的甜美。
圣约翰藏书只有约5000册，近1/3是神学类，林语堂多次在著作中抱怨。“一直等我进了哈佛大学，我才体会到在大学时代我所损失的是什么。”
他钟情于哈佛，就是因为卫德诺图书馆。在那个浩如烟海的书世界里，只要是想看的书，都唾手可得，仿佛站在一个支点上，只要轻轻一翘，就可以托起整个地球。他和翠凤没有钱去看球赛，就借了心仪的书本回来，点燃灯，面对面坐着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是贫贱夫妻的幸福。
在上海，有了经济能力后，他在自己的家中办起了图书馆。
书房是林家总管廖翠凤惟一不能插手的地方。林语堂把书房当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王国，每次看完书，就随手一扔，常看的，就在眼睛看得见的地方，不爱看的，就打入冷宫，埋在层层的书堆下面。书桌乱七八糟地堆满了书，只够铺开稿纸和伸开两支胳膊的地方。他进房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椅子上的书拿开，一屁股坐下来，双腿搁在书桌上，随手拿起一本，可能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也可能是牛顿的力学理论，或者是莎翁名著。他还异想天开，要在书房天花板上装一佛教的油灯笼，书房中要有油烟味和发霉的书味，以及无以名状的其他气味才好。
翠凤觉得乱得难以忍受，语堂就拿“乱中有治”之类的混话来打哈哈。他描述了这样藏书的好处：
每个人都知道女人的美丽，是在她们予人一种莫名其妙又遍寻不着的感觉，古老的城市如巴黎与维也纳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你在那里住了10年以后，也不确知某一个小巷子中会有什么东西出现。一个图书室也是同样的道理。……这样，一层神秘与可爱的轻纱将永远笼罩着你的书室，你始终不会知道你会找到什么。总之，你的书室便将有一种女人的乖巧与大城市的秘密了。
林语堂识得的某留学生也有个“图书馆”。那学生通共只有一箱子书，却按大学图书馆的方式，细致而严密地分类贴标签。语堂想找他借《经济学史》，学生马上很得意地说，那书是“580。73A”。语堂惊奇不已，赞扬是“美国人的效率”。
廖翠凤以为逮着了好机会，当即建议语堂也学习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把书房拾掇一下。林语堂用烟斗一敲夫人的后脑勺，分类是科学，读书是艺术，怎能混为一谈？
林语堂书房的名字叫“有不为斋”。
“有不为”，就是“有所不为”，他说：
我不请人题字。
我始终背不来总理遗嘱，在三分钟静默的时候也制不住东想西想。
我从没有休过自己的老婆，而且完全够不上做一个教育领袖。我始终不做官，穿了洋装去呈献土产，我也从未坐了新式汽车到运动会中提倡体育。
我也不把干这些蠢事的人当作一回事。
我憎恨强力，从不骑墙，也不翻斤斗，无论是身体的、精神的或政治的，我连看风头也不会。
我始终没有写过一行讨好权贵或博得他们欢心的文字，我也不能发一张迎合要人心理的宣言。
我从未说一句讨好的话：我连这个意思也都没有。
我不今天说月亮是方的，一个礼拜之后又说它是圆的，因为我的记性很不错。
我从不调戏少女，所以也并不把她们看作“祸水”；我也不赞成长脚将军张宗昌的意见，主张禁止少女进公园，藉以“保全私德”。
我从未不劳而获而拿过人家一分钱。
我始终喜欢革命，但不喜欢革命家。
我从不泰然自满；我在镜子里照自己的脸时，不能不有一种逐渐而来的惭愧。
我从未打过或骂过我的仆人，叫他们把我当作一个大好佬。我的仆人也不会称赞我会赚大钱；他们对于我的钱的来源总是知道的。
我从不受我仆人的堂而皇之敲诈，因为我不给他们有这一种实在的感觉，以为向我敲诈，便正是“以人之道，还治其人”。
我从不把关于我自己的文章送到报馆去，也不叫我的书记代我做这种事。
我从不印了些好看的放大照片，把它们分送我的儿子们叫他们拿去挂在客堂。
我从不假喜欢那些不喜欢我的人。我从不临阵逃脱、装腔骗人。
我极不喜欢那些小政客，我绝不能加入我有点关系的任何团体中去同他们争吵，我对他们是避之惟恐不及的，因为我讨厌他们的那副嘴脸。
随缘读书（2）
我谈论我国的政治，绝不冷漠、无关及使乖巧，我也从不装得饱学，道他人之短，以及自夸自大。
我从不拍拍人家的肩膀装出慈善家的神气，以及在扶轮社中受选举。我喜欢扶轮社，也正如我喜欢青年会一样。
我从来没有救济什么城市里少女或乡下姑娘。
我觉得我差不多是一个不比大家差的好人。如果上帝能爱我，像我的母亲爱我的一半，那么他一定不会把我送入地狱的。如果我不上天堂，那么世界一定是灭亡了。
1933年10月26日，上海，天气晴好。
林语堂来到了阔别近20年的母校圣约翰大学。
当年，他是圣约翰的校园才子；现在，他是名噪一时的幽默大师。
校方领导大费周折，终于请到这位校友来作讲座。
《论语》在高等校府很受欢迎，学生中没有不知道林语堂大名的。加上他又是圣约翰的校友，前辈来演讲，学弟学妹们都涌进礼堂，想一瞻林语堂的风采。
林语堂自选的题目是《读书的艺术》。校方很满意，说这个题目很适合时下的年轻人。
一开场，林语堂就暗讽时事，嘲笑校园讲座的荒谬。他说，最近常有贪官污吏到学校致训词，叫学生有志操，有气节，有廉耻；而卖国官僚则劝学生要坚忍卓绝，做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一些政治要员常到大学作秀，学生们不堪其苦。语堂的反讽，正好说到点子上了。学生们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
陪同的校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