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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在为期40多天的调研中，他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形成了三个深度调研报告：“认真落实‘一免三补’及对出现问题的思考”、“落实‘一号文件’及对农村暴露出问题的思考”以及“关于农民医疗保障状况的调研”。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发布了“一号文件”，明确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原则和基本思路。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亲民、爱民的具体体现，也是执政为民的最佳写照。特别是2004年对吉林、黑龙江两省试行免去农业税，对农民实施直补和良补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从而使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明显提高，但敏感的王维忠发现，这也引发了一些矛盾。
“一免三补”激发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同时，制约了劳务输出的发展。在外务工的农民大批返回农村；有的农民缺乏法律意识，只把眼睛盯在国家的补贴上，致使村民间，甚至亲属间和兄弟间发生矛盾；也有的农民把钱要到手却不种粮食作物，改种经济作物或干脆撂荒，使闲置劳力再次出现过剩，从而放弃了劳务收入这项更大收入。王维忠听到很多县、乡（镇）干部这样说：农民可爱，绝大多数农民遵纪守法，憨厚实惠，勤劳朴实；农民可怜，他们还很贫困，孩子上学难，医疗条件差，许多人还是文盲加农盲；农民可气，钉子户只享受权利，不愿承担义务，给钱的事争而不让，拿钱的事不干；农民可恨，少数农民不学法，不懂法，有的是法盲，甚至违法犯罪了还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一免三补”的目的是让农民增收、脱贫致富，县、乡村干部认为只靠种地和补贴不会使农民进入小康。在落实“一免三补”政策过程中，有的农民对“一免三补”发给的钱表示淡漠，有的钱刚拿到手，就上街买酒买肉或进赌场去了。农民实际上没得到太多实惠，因为生产用种子、化肥、农药、塑料薄膜等价格高涨，国家发给农民的补贴都转移到生产资料的投资中了。针对“一免三补”实施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王维忠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领导在充分肯定“一免三补”的积极作用之后，作一次深入调研，作出决策。同时他建议：组织农民学习技术，鼓励剩余劳动力弃农经商，进城务工，教育他们学习技术，走上富裕的小康之路。在落实“一号文件”及对农村暴露出问题的思考中，王维忠指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事一议缺乏法律效力；《土地承包法》应该作适当修改，规定土地承包30年不变不合理，应规定定期核查和调整土地承包权，让农民确实“耕者有其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应该修改，必须改变“海选”中的“贿选”、“逼选”和“假选”等不正当手段。尽管由于某种原因，目前中国农村存在的问题很多，但我们应看到农村发展的更多优势。要让广大农民彻底脱贫致富，要短时间在全国实现新农村，还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在长期的农村调研工作中，王维忠经过反复思索，认为农村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还是“人才”问题。2004年1月，他特意向吉林省主要领导建议制定并实施《培养农村急需人才规划》。2005年3月，他又在“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三农’问题”的调研报告中指出，农村脱贫致富的最主要原因归纳起来是：需要中央的好政策扶持；需要国家有关部门的大量资金支持；大力培养适合农村的人才，人才是改变农村面貌的第一要素。尽快培养一批来自农村、学成后返回农村，农村能留得住，能直接给“三农”服务的人才，是最实际、最可行的措施。
为农民讨权益（2）
正如王维忠生前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大代表必须与时俱进，必须具有前瞻性和远见性。他所思索和提出的这些现实问题，不久就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得到了印证。2007年10月15日，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人民生活从温饱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但是，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
2005年3月3日，新华社记者陈芳、赵承、陈二厚以“三成婴儿在家出生，七成农民在家死亡”为题，发表了这样一篇报道：长期患严重风湿病的吉林村民果留，已有两年不能下床走路。疼痛时时伴随着他，但家里没钱看病。熬不住了，吃一片4分钱的去痛片，一天只吃得起一片。“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这是中国一些农民因生病带来生活窘境的写照。而一些破旧不堪的乡镇卫生院，也是“小病没人去，大病看不了”。“看病难”成为广大农民摆脱不了的阴影。权威研究机构最近对100多个村庄的典型调查表明，有32％的婴儿是在家出生的，有786％的农村人口是在家死亡的。长期以来，我国各级财政实行“分灶吃饭”，卫生资源投放主要集中在城市。1998年至2002年，政府农村卫生资金投入总量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02％，下降为069％；占全国近70％的农村人口，花费的卫生费用只占卫生总费用的33％。“没有9亿农民的健康，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小康。”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教授王维忠提出，要加大农村卫生投入的力度，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农村卫生队伍建设，逐步改善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让农村人享受基本的医疗服务。王维忠代表说，农民看病难、医疗费用高是当前农村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那些确实贫困的农民要建立救助制度，使这部分人看得起病，用得起药。
这篇报道看了令人心酸。
其实最难受的还是王维忠，因为，这些都是他在调研时亲眼目睹到的。1998年秋，他和司机一起来到吉林延吉地区某乡村时，看到这里全是低矮的平房，四处都是破落的景象。除了老弱病残，很少能看到青年人。因为只要能跑的绝大多数都外出打工去了。
王维忠在一位名叫陈老二的村民家中，看到他们一家七口人，除了大儿子带着女儿外出打工外，他年老体弱的父母都躺在破旧的家中。其父在46岁那年上山打野猪时，从悬崖上掉下来跌伤了腰，因无钱治疗，下半身很快瘫痪；他的母亲身体本来就不好，因为伤心过度而伤了眼睛，由于无钱治疗，50岁时双眼就瞎了；他的妻子在生下4个子女后，因实在受不了这份穷，3年前以“进山捡蘑菇”为借口，不知跑到哪去了。4个孩子只有老大好不容易才读到小学毕业，其他的全部失学，现在外打工。
由于负担过重，特别是长年劳累过度，不到45岁的陈老二也因哮喘、胃疼、手足风湿性关节炎而病倒了。平时除了靠孩子们辛苦打工的微薄收入勉强能买些药外，根本无钱去医院看病。王维忠仔仔细细地帮他检查了一下，发现他们的病其实并不严重，只是因为拖的时间太长，而让小病成为大病。王维忠询问有气无力地倚着门晒太阳的陈老二：“其实你这病不难治，为何不去长春看看呢？”陈老二苦笑着说：“你看我家这个样子，平时生活都过不下去，哪还有钱看病呀？能吃点药就很不错了。”“那你怎么办呢？”“怎么办？唉，没法子，只有等死。”尽管王维忠后来托人给他们捎了一些药，但还是解决不了大问题。2004年底，因一场小感冒诱发陈老二的哮喘病，他一口气没接上来就丢了性命。类似陈老二这样的乡民因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又治不起，最后只有等死的无奈而又凄惨的结局，在吉林偏远乡村有很多。十年以来，王维忠一直以医学家的眼光去关注那些仍没有脱离贫困的农村父老乡亲们。正因为如此，2004年他调研而成的“关于农民医疗保障状况的调研情况”这份报告，成为令他心情最为沉重的报告。王维忠在剖析农民贫困的原因时，得知其中最重要的因素竟然是：60％左右的贫困户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如何解决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成为农民脱贫奔小康的重要问题。
王维忠看在眼里，痛在心头。是的，作为一名医学家，治病救人本是医生的天职，但为何老百姓看病还是那么难、那么贵呢？特别是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民，生了病大多根本没有钱治；如果有大病、难病，那就意味着家破人亡。难道政府部门真的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吗？自从当选为人大代表后，王维忠就一直关注农民看病难、看不起病的问题。2000年初，他对农村医疗卫生状况调研后，于2004年8月份对农民医疗保障状况开展了进一步调研，对农民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出路到底在何方进行了探讨。
为农民讨权益（3）
他指出，因上届卫生部没有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造成了农村缺医，60％以上乡镇卫生院关闭，使农民再次出现就医难的状况。尽管本届政府加大了重视程度和资金投入力度，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还是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2003年3月11日，王维忠在人民网作访谈节目，谈到农村医疗状况时，曾有过这样的感慨：王维忠：我非常关心“三农”问题。我多次做过农村卫生工作的调查，今年的调研课题就是关于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调查。我们从解放初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农村有一个卫生院，村村有卫生所，农民可以就地治疗，而且那个时候不管成功不成功，也实行了合作医疗，农民可以得到救治。可是现在，我们改革开放20多年了，最近这些年出现了一个什么怪现象呢？三分之一的卫生院已经解体，人们有病到哪里看？只有到县城去。农村缺医少药现象很严重，因病返贫，因病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