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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带着未完稿又开始了时间更长更久的流亡写作。
我先是投奔了户县李连成的家。李氏夫妇是我的乡党，待人热情，又能做一手我喜爱吃的家乡饭菜。一九八六年我改抄长篇小说《浮躁》就在他家。去后，我被安排在计生委楼上的一间空屋里。计生委的领导极其关照，拿出了他们崭新的被褥，又买了电炉子专供我取暖，我对他们的接纳十分感激，说我实在没法回报他们，如果我是一个妇女，我宁愿让他们在我肚子上开一刀，完成一个计划生育的指标。一天两顿饭，除了按时去连成家吃饭，我就呆在房子里改写这本书，整层楼上再没有住人，老鼠在过道里爬过，我也能听得它的声音。窗外临着街道，因不是繁华地段，又是寒冷的冬天，并没有喧嚣。只是太阳出来的中午，有一个黑脸的老头总在窗外楼下的固定的树下卖鼠药，老头从不吆喝，却有节奏地一直敲一种竹板。那梆梆的声音先是心烦，由心烦而去欣赏，倒觉得这竹板响如寺院禅房的木鱼声，竟使我愈发心神安静了。先头的日子里，电炉子常要烧断，一天要修理六至八次；我不会修，就得喊连成来。那一日连成去乡下出了公差，电炉子又坏了，外边又刮风下雪，窗子的一块玻璃又撞碎在楼下，我冻得握不住笔，起身拿报纸去夹在窗纱扇里挡风；刚夹好，风又把它张开；再去夹，再张开，只好拉闭了门往连成家去。袖手缩脖下得楼来，回头看三楼那个还飘动着破报纸的窗户，心里突然体会到了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境界。
住过了二十余天，大荔县的一位朋友来看我，硬要我到他家去住，说他新置了一院新宅，有好几间空余的房子。于是连成亲自开车送我去了渭北的一个叫邓庄的村庄，我又在那里住过了二十天。这位朋友姓马，也是一位作家，我所住的是他家二楼上的一间小房。白日里，他在楼下看书写文章，或者逗弄他一岁的孩子；我在楼上关门写作，我们谁也不理谁。只有到了晚上，两人在一处走六盘象棋。我们的棋艺都很臭，但我们下得认真，从来没有悔过子儿。渭北的天气比户县还要冷，他家的楼房又在村头，后墙之外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平原，房子里虽然有煤火炉，我依然得借穿了他的一件羊皮背心，又买了一条棉裤，穿得臃臃肿肿。我个子原本不高，几乎成了一个圆球，每次下那陡陡的楼梯就想到如果一脚不慎滚下去，一定会骨碌碌直滚到院门口去的。邓庄距县城五里多路，老马每日骑车进城去采买肉呀菜呀粉条呀什么的。他不在，他的媳妇抱了孩子也在村中串门去了。我的小房里烟气太大，打开门敞着，我就站立在楼栏杆处看着这个村子。正是天近黄昏，田野里浓雾又开始弥漫，村巷里有许多狗咬，邻家的鸡就扑扑棱棱往树上爬，这些鸡夜里要栖在树上，但竟要栖在四五丈高的杨树梢上，使我感到十分惊奇。
二十天里，我烧掉了他家好大一堆煤块，每顿的饭里都有豆腐，以致卖豆腐的小贩每日数次在大门外吆喝。他家的孩子刚刚走步，正是一刻也不安静地动手动脚，这孩子就与我熟了，常常偷偷从水泥楼梯台爬上来，冲着我不会说话地微笑。老马的媳妇笑着说：“这孩子喜欢你．怕将来也要学文学的。”我说，孩子长大干什么都可以，千万别让弄文学。这话或许不应该对老马的媳妇说，因为老马就是弄文学的，但我那时说这样的话是一片真诚。渭北农村的供电并不正常，动不动就停电了，没有电的晚上是可怕的，我静静地长坐在藤椅上不
起，大睁着夜一样黑的眼睛。这个夜晚自然是失眠了，天亮时方睡着。已经是十一点了，迷迷糊糊睁开眼，第一个感觉里竟不知自己是在哪儿。听得楼下的老马媳妇对老马说：“怎不听见他叔的咳嗽声，你去敲敲门，不敢中了煤气了！”我赶忙穿衣起来，走下楼去，说我是不会死的，上帝也不会让我无知无觉地自在死去的，却问：“我咳嗽得厉害吗？”老马的媳妇说：“是厉害，难道你不觉得？！”我对我的咳嗽确实没有经意，也是从那次以后留心起来，才知道我不停地咳嗽着。这恐怕是我抽烟太多的缘故。我曾经想，如果把这本书从构思到最后完稿的多半年时间里所抽的烟支接连起来，绝对地有一条长长的铁路那么长。
当我所带的稿纸用完了最后的一张，我又返回到了户县，住在了先前住过的房间里。这时已经月满，年也将尽，“五豆”、“腊八”、二十三，县城里的人多起来，忙忙碌碌筹办年货。我也抓紧着我的工作，每日无论如何不能少于七千字的速度。李氏夫妇瞧我脸面发胀，食欲不振，想方设法地变换饭菜的花样，但我还是病了，而且严重的失眠。我知道一走近书桌，书里的庄之蝶、唐宛儿、柳月在纠缠我；一离开书桌躺在床上，又是现实生活中纷乱的人事在困扰我。为了摆脱现实生活中人事的困扰，我只有面对了庄之蝶和庄之蝶的女人，我也就常常处于一种现实与幻想混在一起无法分清的境界里。这本书的写作，实在是上帝给我大大的安慰和太大的惩罚，明明是一朵光亮美艳的火焰，给了我这只黑暗中的飞蛾兴奋和追求，但诱我近去了却把我烧毁。
腊月二十九的晚上，我终于写完了全书的最后一个字。
对我来说，多事的一九九二年终于让我写完了，我不知道新的一年我将会如何地生活，我也不知道这部苦难之作命运又是怎样。从大年的三十到正月的十五，我每日回坐在书桌前目注着那四十万字的书稿，我不愿动手翻开一页。这一部比我以前的作品更优秀呢，还是情况更糟？是完成了一桩夙命呢，还是上苍的一场戏弄？一切都是茫然，茫然如我不知我生前为何物所变、死后又变何物。我便在未作全书最后的一次润色工作前写下这篇短文，目的是让我记住这本书带给我的无法向人说清的苦难，记住在生命的苦难中又惟一能安定我破碎了的灵魂的这本书。
一九九三年正月下旬
方英文
在我的朋友中，英文忠厚而幽默，我很爱他。他供职于我的家乡的那个州城里，文人都知道他，尤其乡里的那些作者、读者，地里的萝卜长青长白了，红薯真红了，就记起了他。但州城所有商店的营业员不知道，因为他不讲究穿，也没有以漂亮的媳妇而给人炫耀的意识，每次与妻子相隔了距离去商店，他总蹴在门口台阶上吸纸烟。前些年我进商州，找的是何丹萌，后来何丹萌调走了，那间霉而黑的屋里接替的是他，我就又找他。那间屋子一直住文人，且两位主人都给我备有被褥，我觉得我与这间屋子有缘分，曾一次梦里梦到几百年前这
块地方就是我家的。每次去，方英文说：“元春又省亲了？”我说：“再投奔梁山嘛！”
我回乡的样子很野，挎包里塞一件换洗衣裳，装一册《道德经》一册《诸葛神数》，两条纸烟，牙刷和钢笔全在口袋了，一下车进商州，喜欢买囫囵一张“锅盔”大饼，一边走一边拧着吃，见着他，手里还剩多半张，他总要说：我给你照张相！但他没有照相机，多年来还是没有。
他儿子两岁，要儿子看着我，问：“他是谁？”儿子说：“贾平凹！”他说：“小孩不能叫大人名！你重说。”儿子说：“是人。”他于是说：“我这儿子是哲学家呀，是现代派呀！他虽然刚才叫你名字，可证明你名字老幼皆知嘛！”
住下的这个夜里，他必然就开始攻击我的文章，朗读他的文章，直朗读得我的头枕在床头昏迷了，他说：“你不会欣赏！”把被子替我掖好，就出去了。第二天一早就来打门，端一杯奶和两根麻花要我吃。我正要感激他，他从口袋又拿出那文章从头又念，连标点也念。我说：“还好。”他说：“不好，是麻花好。你不是个君子！”
他的妻子极像山口百惠，十分疼他，稍不见他，就在门口呼唤“方英文”。他一听见就得意了，说：“她离不得我！”单位派他出差，他要对妻子说：“你要想我了，就看咱们儿子，那是我脱的壳。”但突然一次吵架了，竟然说出个离婚二字。他说，你敢写离婚书吗？妻子没想真的写了，他看着离婚书脸都绿了，但很快说：“写得不错，只是两个字错了，你改一改。”妻子扑哧笑了，世界从此和平，此事他好得意，作为经验传授我四次。
一次我应约写一篇创作谈，他知道了，说：“搞不了创作的人才常常写创作经验的。”我很窘，把那篇文章揉了，以后再不写这类东西，也不读这一类的东西。
他常给我来信，无事来信。听说我当了一个社会上的名誉性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