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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有没有开会的地方，会总是要开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刚刚开个头儿，运动可是全凭了开会来实现的。
要说，这时候的大队干部当得也实在不易，一边是农业学大寨的任务，一边是阶级斗争的任务，一边是公社党委的直接领导，一边是工作队面对面的督察，哪边都不敢慢待，慢待了哪边都是了不得的大事。这阵子米囤固和金七友真是忙坏了，白天督促拉土垫沙，晚上还要安排各生产队的会议，白天对的是生产队长，晚上对的是政治指导员，一个一个的队，一个一个的人，都要在脑子里过一遍。要都是学习的会也省事了，问题是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的生产队愈来愈多了，队与队比赛着似的，几乎每个队都有人被揪出来了。每个队都有几个骨干，几个骨干像是揪人有瘾的，瞅准了一个目标，死活也要把他弄成众矢之的。而众人呢，一边愁家里的事没空做，一边又对被揪出来的人有兴头，白天累个臭死，晚上一说开批斗会，齐刷刷的一个都不会缺。揪出来的人有现行问题的，有历史问题的，现行问题还好办些，历史问题还要派人去外调，不然批斗会上批什么呢？
外调的事，原本应该生产队自个儿派人的，但一拉土垫沙，派谁谁提土方任务的事，说土方任务不去掉，外调怎么能调好？调不好，批斗会开不出质量谁负责？
在这件事上，据说米囤固和金七友争得厉害，一个说外调的人可以去掉土方任务，一个就说坚决不能去，一个说政治任务压倒一切，一个就说谁敢说农业学大寨不是政治任务？两人闹到工作队那里，工作队自是支持米囤固；金七友不服，又闹到公社党委那里，公社党委又支持金七友。两人僵持不下，索性哪里也不找了，生产队的外调人员也不用了，外调任务全统上来，交给了大队部的米小刚和金大良。两人一个是团干部，一个是民兵干部，团员和民兵都归生产队拉土垫沙去了，用不着他们管了，他们自个儿又推三阻四，赖在大队里不想下去，把外调任务给他们，也算是给他们身上压了重担，别人再不好说什么了。他们拉帮结伙闹对立的事，两个老子都是知道的，老子们倒是想得开，觉得矛盾是正常的，只要不出格，随他们闹去，老一代不也是这么过来的？但有一样，儿子的矛盾老子是不屑掺合的，那样就太失老子的身份了；老子的矛盾有时儿子掺合一下倒也无妨，一可以给老子壮势，二也可以让儿子见识见识，人跟人斗是怎么回事，不仅仅是对立、掐架，有时还要退让、妥协，不然他们怎么可能到今天？把握得不好，不要说自个儿过不去，上边一句话就把他们掐掉了。他们的日子，其实也跟走钢丝一样，上下左右都要平衡得丝毫不差，稍有疏忽，就可能一个跟斗栽下来了。
但儿子们是不懂这些的，他们任性得很，也自大得很，外调的事要是由老子交给他们，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拒绝，这种辛苦事，该是交给下边的团员、民兵干的。好在两个老子早料到了，先征得工作队的同意，然后由工作队跟他们说去，他们就是一百个不乐意，也不便反对工作队的。工作队是什么，工作队就好比是钦差大臣，谁也说不准他们能起的作用。也许根本就没什么，像那个小路一样，但也许就高深莫测，背后有让人们意想不到的关系。为此，米小刚自是挨了老子狠狠的一顿教训，米囤固说，聪明的狗，是不会随便乱咬人的。
当金大良骑了自行车与米小刚走在外调路上的时候，金大良忽然觉得，自个儿的处境与李三定竟有些相似了，李三定是被迫和蒋寡妇拉车，自个儿是被迫和米小刚外调，都他妈的苦啊！蒋寡妇好歹是个女的，对李三定没什么恶意，而这米小刚，对他金大良动刀子都不会手软呢。
米小刚呢，像也是和金大良一样地别扭，但他的表情不像金大良那么沮丧，脸上闪烁着的是坚定的光泽，不知是对外调任务的坚定还是对战败金大良的坚定。金大良想，爹真是老糊涂了，派他这种差事，不是活受罪么！
不管怎样，沙地要垫，会议要开，外调的事不能耽误，一切都算运转起来了。在这样的 年代，没有什么事是贯彻不下去的，只要上边一声令下，多么难办的事都会迎刃而解。
就好比开会吧，种地的农民多是沉默惯了的，到了人多的场合，怎么也张不开口。但开会就是要人发言的，张不开口会怎么开？会开不起来上级精神怎么贯彻？因此总有那么些人，有一天忽然地就开了口了，开始三五句，后来几十句，慢慢地，竟啪啦啪啦地一套一套地说开了。自然都是出身好的，出身不好再能说也没有发言权。出身好，再能在会上说几句，当一个农村干部就有希望了，大队干部不敢说，弄一个生产队长、政治指导员、民兵排长什么的干干还是没问题的。其实大队干部也没高到哪里，米囤固本人小学都没上过，金七友只认得自个儿的名字，其他支部成员也没一个上过中学的，但当干部又不凭学历，发言又不凭认字，只把话说流利了，干部当起来也就顺当了。至于懂不懂农业生产，上边可是从没强调过，上边不强调的事，下边就干脆想也不去想了。
想想，沉默寡言的农民发言都一套一套的了，村里还会有什么难办的事呢？
但毕竟，发言跟发言还是有区别的，有的简明扼要，有的罗哩罗嗦；有的句句说在点子上，有的绕来绕去也不知说的什么；有的跟唱戏一样，发一两回言就上了瘾，一开会就跃跃欲试地要说点什么，一说还就没完没了，恨不得整场会都是他的；有的则是没有大瘾有小瘾，两三句，四五句，发了一回又一回，一场会站起来十回都是有的；还有的，爱截别人的话头，截住了说上一两句，别人不说了，他也没话了，别人开始说，他又开始截。因此，一场会就像一个赛场，比赛着谁会说话似的，散了会，别人不说什么，自个儿还要上赶了问，怎么样？我说得怎么样？
发言的，跟开会的内容也有关系，有的人喜欢在学习会上发言，有的人则喜欢在批判、批斗会上发言，渐渐地，两拨人的界限明晰起来，开什么会，人们的目光就往什么人身上瞅，仿佛会是为他们开的似的。这些人倒也不推让，让说就说，让说多会儿就能说多会儿，特别是学习会上的发言者，话就像在口袋里装着，随时都能说出一套，简直成了会油子了。有他们在上边说，下边人们心里也踏实，会油子通常是不大伤人的，怕的是那些认真的人，一发言就激动，一激动就有攻击性，这时候，不要说那被攻击的人，其他人也都紧张的，一颗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说起来，开会是这样地热闹，其实常发言的也就是几个、十几个人而已，更多的人仍属于沉默者。只不过，沉默者也自有沉默者的态度，表情或认真或溥衍，对发言者或拥护或反对，口号声或震耳欲聋或稀稀落落等等。重要的，也许还不是发言者，也不是沉默者，而是这样一个开会的年代，开会，把本来就集中、拥挤的生活变得更加密不透风了，白天劳动大家在一起，晚上开会大家还在一起，有时候重要的会来了，白天的劳动也不要了，黑夜白天全是会了。劳动好歹是动手脚的，不说话也过得去，开会可就全凭了一张嘴了，是非本就多是从嘴上来的，会开得多了，是非也就多起来。甚至有一种人，不论是非不开口，说的是阶级斗争大是非，指的却是个人小恩怨。这一场一场的会啊，数说了多少是非，集结了多少恩怨，练就了多少人的嘴皮子，鼓励了多少人的张狂，同时，又培养了多少人的沉默无语和忍辱负重啊！
尽管这样，有那么一群人，开会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要动手不动口，她们手上拿了鞋底子，一边听会，一边吱吱地纳，指导员五次三番地强调不要干私活儿，她们只当没听见。若是点了她们哪个人的名字，那人便把自个儿男人的鞋子指给大家看，说不干私活儿，赶明儿公活儿也没法儿干了。大家便看着那只咧嘴的鞋子笑起来。于是，吱吱的声音又响了，有时连成一片，变了嗡嗡的声音，把发言的声儿都盖过了。
开会，目的本是为了解决人们脑瓜里的事，谁知脚底板下的事却是无孔不入、屡禁不止。有的人，甚至还把摊煎饼的鏊子搬到会场上来了，拿了煎饼板儿，给大家模拟摊煎饼。因为，求教的人太多了，平时抽不出空来，乘开会之机，所有的人都可以学一学了。
开会，是多么地紧张；开会，又是多么地轻闲啊！
在这其中，李三定也一样地紧张和轻闲着，女人们拿的是鞋底子，他拿的是一把竹棍儿，躲在人后，悄悄地一根一根地挑。会上那些发言的人，说的都是什么啊，他一点不想听，却又不能不来。他的名字已经被政治指导员记在一个小本子上了，每次要照了小本子一个一个地点名。那本子就像一张大网，网住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李三定也不例外地被网在里面，仿佛永远地难以逃脱了。
蒋寡妇是高高瘦瘦的个人儿，脸也是瘦的，突出着一副高颧骨。脸色是白的，眼角和嘴角都有些向下拉，给人冷面、不快的感觉。但偶而笑一回，就像换了个人，眼睛亮起来了，嘴角翘起来了，一整个脸都生动起来了，几乎可说是美丽了。都说是一白压百丑，她却是一笑压百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