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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有的一种诡辩；那就是，他们不仅以国家政治来比之家政，以君主比之家长，——这种谬误已经被我们驳斥过了，——而且还任意地赋予这位行政官以种种他所必须具备的德行，并总是假定君主真的就是他所应当的那种情况。依这种假定，皇室政府就显然要比其他任何政府更为合理，因为它无可辩驳地乃是最强而有力的政府；而且假如没有由于缺少一个更能符合公意的团体意志的话，它还可能是最好的政府。但是，如果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天性上的国王原本就是极其稀有的人物；那么天性与幸运两者能汇合起来而把王冠加在他的头上，那更该是多么地稀有。 而且，如果皇室的教育必然会腐蚀接受这种教育的人的话；那么对于那些培育出来就是为了治国的人们，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呢？因此，把皇室政府与一个好国王的政府混为一谈，只能是自欺欺人罢了。为了看清楚这种政府的本身到底如何，就必须要考虑到昏庸无道的君主治下的政府；因为这些君主们在位时就是昏庸无道的，否则就是王位使得他们昏庸无道。上述的难点并没有逃过作家们的眼睛，可是他们竟然丝毫不感到为难。他们说，补救的方法就只是毫无怨言地服从。据说上帝震怒时便派遣坏国王降世，所以就只好忍受，当作是上天的惩罚。 这种言论无疑是有启发性的；但是我怀疑把它放在一本政治著作里，是不是还不如放在神坛上要更恰当一些。 一个医生许下了奇迹，而他的全部本领只不过是劝病人忍受；我们还会说他什么呢？很显然，当我们有了一个坏政府的时候，我们应当忍受它；但问题在于，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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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论混合政府
严格说来，根本就没有单一的政府。 一个独一无二的首领也应当有下级的行政官；一个人民政府也应当有一个首领。因此，在行政权力的划分上，总会有着由数量较多到数量较少的级差；不同之处在于，有时候是多数依附于少数，有时候是少数依附于多数。有时候，这一划分是相同的；无论其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依附的，像英国的政府那样，还是各个部分的权威都是独立的却又是不完整的，像波兰那样。 后一种形式是一种坏形式，因为它令政府根本不能有统一性，而且使国家缺乏联系。哪一种政府更好？是单一的政府，还是混合的政府？这是政论家们所激烈争论的焦点；而对于这个问题，也必须做出如我上面在论述各种不同的政府形式时所已经得出的相同的结论。单一政府的本身是最好的，只因为它是单一的。 但是当行政权力并不完全依附于立法权力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君主对主权者的比例大于人民对君主的比例时；就必须对政府进行划分以弥合这种比例上的失调。 因为这样，政府的各个部分对臣民的权威并没有减少，而它们的划分又使得它们全体都并在一起也不如主权者强大有力。人们还可以设立各种居间的行政官以预防这种不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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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居间的行政官并不妨害政府的完整，而只能起平衡上述两种权力的作用并能保护他们相应的权利。 这时候的政府并不是混合的，而是有节制的。人们还可以用一些类似的方法来补救与之相反的不便；当政府过于松懈的时候，就可以设置一些委员会使之集中化，这正是所有民主制国家所实行的。 在前一种情形下，人们划分政府是为了削弱政府；而在后一种情形下，则是为了加强政府。 因为强力的极限与软弱的极限同时都出现在单一的政府之下，否则，混合的形式则产生适中的力量。
第八章 论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宜于一切国家
自由并非任何气候之下的产物，所以也不是任何民族都能达到的。 我们越思考孟德斯鸠所确立的这条原则，就越体会其中的真理；人们越是反驳它，就越有机会得到新的例证来肯定它。在全世界的任何政府中，公家都是只消费而不生产的。那么，他们所消费的资料从何而来？
那就来自其成员的劳动。正是个人的剩余，才提供了公家的需求。 为此，只有当人类劳动的收获超出他们自身的需要时，政治状态才能够存在。然而，这种过剩在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里并不是都一样的。在有些国家里，它是相当大的，但在另一些国家里却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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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另外一些国家里根本就没有，再有些国家则是负数。 这一比率要取决于气候的好坏，土地所需要的劳动种类、物产的性质、居民的力量和他们所必需的消费量的多少，以及这一比率所由以构成的许多其他的类似比率。另一方面，各种政府的性质也不一样，它们的胃口也不同；并且这些不同还要基于另一条原则，即公共赋税距离它们的来源越远，则负担就越重。 衡量这种负担，决不能只根据税收的数量，而是要根据税收转回到原纳税人手里时所必然经历的路程。 如果这一流转过程既迅捷而又规定得好，那么无论人民纳税是多少，都无关紧要；人民总会是富足的，财政状况总归是良好的。反之，无论人民所缴纳的是多么地少；但是，如果连这一点也永不再回到人民手里的话，那么由于不断的缴纳，人民不久就会枯竭；这样国家就永远不会富足，人民就永远贫困。由此可见，人民与政府的距离越远，则贡赋也就越沉重；因此，在民主制下人民负担最轻，在贵族制下负担较大，在国君制之下负担最大。所以，国君制只适宜于富饶的国家；贵族制只适宜于财富和版图都适中的国家；民主制则合适于小而贫困的国家。事实上，我们越加以思考，就越能在这里面发现自由国家与国君制国家之间的区别。 在前者中，一切都用于共同的利益；而在后者中，则公共力量同个别力量二者是互为倒数的，一个扩大乃是由于另一个削弱。 归根结底，专制制度之统治臣民并非为了要使他们幸福，而是要使他们贫愁困苦，以便统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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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种气候之下，都有许多自然因素；我们可以依据这些自然因素指出政府的形式，因为政府的形式是受气候的力量所限制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出它应该具有什么样子的居民。凡是贫瘠的地方，产品的价值抵不上劳动的，就应该任其荒废，或者只由牲畜来居住。 人们劳动的所得刚刚能维持需要的地方，应当由一些野蛮民族来居住；在那里，一切典章制度都是不可能的。 劳动生产剩余不多的地方，适合于自由的民族；土地富饶肥沃，劳动少而出产多的地方，则应该以国君制来统治，以利君主的奢侈能消耗掉臣民过多的剩余；因为这种过剩被政府所吸收要比被个人消费掉好得多。 我知道，这里有例外；但是这些例外的本身就证明了这条规律，也即是，它们迟早会产生革命，使事物又回到自然的秩序。永远应该把一般规律与特殊原因区别开来，特殊原因仅能影响到一般规律的效果。 即使整个南方布满了共和国而整个北方布满了专制国，然而由于气候的作用，专制之宜于炎热的国土、野蛮之宜于寒冷的国土、美好的法典制度之宜于温带地区，仍然并不因此而减少其为真理。 我也见到人们虽然同意这个原则，但应用起来还是有争论的：人们会说寒冷的国土也有极其肥沃的，南方的国土也有极其贫瘠的。 这个难题，只有对于那些不从全面的比率来考察事物的人，才算是难题。 因为，正如我所述，还必须要计算劳动、力量、消费量等等的比率。假如有两块相同的土地，其中一块的产量为五，另一块为十。 如果前者的居民消耗量为四，而后者的居民消耗量为九；这样，前者产量的过剩是五分之一，而后者的过剩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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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之一。 两者过剩的比率既然与生产量的比率成反比，所以生产只等于五的那块土地，其剩余要比生产等于十的那块土地的剩余多出一倍。然而这并非产量加倍的问题，并且我也不相信竟有从把寒冷国土的丰饶程度一般地等同于炎热国土的丰饶程度。 可是，姑且让我们假设有这样的相等；如果我们愿意的话，让我们衡量一下英国与西西里以及波兰与埃及吧；往南就是非洲和印度群岛，再往北就什么也没有了。 为了使它们的产量相等，在耕作方面该有多大的悬殊啊！在西西里，只须松松土而已；而在英国却须付出多么大的精工细作啊！因此，在必须用更多的人手才能得到相等产量的地方，它的剩余量也就必定会更少。此外，还应该考虑到同等数量的人在炎热的国土上，其消耗却要少得多。 气候要求这里的人们要节制食欲才能保持健康；欧洲人在这里如果要像在自己家乡里那样生活，一定会死于痢疾和消化不良的。 沙尔丹说：“同亚洲人，我们简直是食肉兽，是豺狼。 有人把波斯人吃得少，归因于他们对土地耕种不足；而我则不然，我相信他们的国家之所以不那么富有粮食，正是因为居民需要得少。”他接着又说：“如果他们的节食是土地歉收的原因，那就应该只有穷人才吃得少，而不应该所有的人普遍都吃得少；并且在各个省份里，人们也就应该依照土地的丰饶程度而吃得有多有少，却不应该是全国的人都同样吃得少。波斯人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引以自豪，他们说只要瞧瞧他们的气色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方式比起基督教徒的生活方式要优越得多。 的确，波斯人的肤色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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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净的；他们的皮肤是美丽的，细润、光泽；然而，他们的属民，那些按照欧洲人的方式而生活的阿美尼亚人的面容，则粗糙并多面刺，并且他们的身材也是既肥蠢又笨拙。“
越接近赤道，人民生活的所需就越少。 他们几乎不吃什么肉类；大米、玉米、高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