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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社会契约论
情况依然不变，并且所有的人都同等地担负着全部的法律；然而他的表决权已缩减至十万分之一，于是在制订法律时，他的影响也就缩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这时候，臣民始终为一，但主权者的比率则随着公民的人数而增大。 由此可知，国家越扩大则自由就越缩小。我所说比率增大，意思是说它离开平等就愈加遥远了。因此，在几何学的意义上比率愈大，则在通常的意义上比率就愈小：在前一种意义上，比率是从数量来评价的，以商数来衡量的；而在后一种意义上，比率是从相等来的，是以相似值来计算的。因此，个别意志对公意、也就是说风气对法律的比率越小，则制裁的力量就应该越加大。从而政府若要成为好政府，就应该随着人民数量的增多而相应地加强。另一方面，既然国家的扩大给予了公共权威的受托者以更多的诱惑和滥用权力的方法；所以越是政府越有力量来约束人民，则主权者这方面也就越应该有力量来约束政府。 我这里论述的不是绝对的力量，而是国家各个不同部分相对的力量。从这个双比率中就可以看出：主权者、君主与人民三者之间的连比决不是一项主观臆造的观念，而是政治体的本性的必然结果。 还可以看到：首尾两项中有一项，即作为臣民的人民，既然是一成不变地等于“一”
；因此，这个双比率每一次增大或者缩小，则单比例也就照样地增大或者缩小，从而中项也就随之而改变。 由此可见：并不存在任何一种唯一的绝对的政府体制，而是随着国家大小的变化，也就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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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之多的性质不同的政府。假如有人嘲笑这种体系说：为了能找出这个比例中项并组成政府共同体，依我的办法，只需求出人口数字的平方根就行了；那么，我就要回答，我这里引用人口的数目只是作一个例子，我所说的比率并不能单单以人数来衡量，而是一般地要以结合了大量因素的作用量来衡量的；而且还有，假如我是为了用简显的词句来表达我的观点而暂时借用了几何学的名词，我当然并没有忽视几何学的精确性对于精神方面的数量是完全没有用场的。政府是那个包括政府本身在内的大型政治共同体的小型化。 政府是被赋予一定能力的一个道德人格，它同主权者一样是主动的，又同国家一样是被动的；我们还可以把它再分解成其他类似的比率，由此便又产生了新的比例，其中按执政的等级还可以再有比例；由此下去，直至一个不可再分的中项为止，即，直至一个唯一的首领或者最高行政官为止，他可以被认定是代表这一整个序列之中的分数级数与整数级数之间的“一”。
我们无须纠缠于这些罗嗦的名词；只需把政府看做是国家之内的一个新的共同体，区别于人民以及主权者，并且是这两者之间的中间体，这也就够了。这两种共同体之间有着这种本质的差别，即国家是由于它自身而存在的，但政府则只能是由于主权者而存在的。 所以君主的统治意志就只是，或者只应该是公意或法律；他的力量只是集中在他身上的公共力量而已；只要他想使自己获得某种绝对的、独立的行为，整体的联系就会松散。最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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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君主居然具有了一种比主权者的意志更为活跃的个别意志，并且他竟然使自己所掌握的公共力量揽制于这个个别意志，以致于可以说是有了两个主权者，一个是权利上的，而另一个却是事实上的；这时，社会的结合便会即刻消灭，而政治体也便会即刻解体。可是，为了使政府共同体能具有一种真正生存，能具有一种与国家共同体截然不同的真正生命，为了使它的全部成员都能共同协作并能适应于创建政府的目的；它就必须有一个单独的“我”
，有一种为它的全体成员所共存的感情，有一种力量，有一种要求自我保存的固有意志。 这种单独的存在就要有大会、内阁会议、审议权与决定权，种种权利和称号以及属于君主所专有的各种特权，并且使行政官的地位随着它的愈加艰巨而成比例地更加尊荣。 困难就在于以何种方式在整体之中安排这个附属的整体，从而使它在确定自己的体制时，决不至于变换总的体制，从而使它始终能够区别以保存自身为目的的个别力量和以保存国家为目的的公共力量；从而，总之，使它永远准备着为人民而牺牲政府，而不是为政府而牺牲人民。然而，尽管政府这个人为共同体是另一个人为共同体的产物，而且在某种形式上还不过具有一种假借的和附属的生命；但是这并不阻碍政府能够以或多或少的生气与敏捷性而行动，并且能说，能够享有或多或少的茁壮的健康。最后，政府虽不直接脱离其创制的目的，却能依照它本身建制的方式而或多或少地偏离这个目的。由于这一切的不同，便使得政府对于国家共同体所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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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比例，也要按照国家自身会因之而改变的种种偶然的、特殊的比例而有种种不同。 因为往往有自身是最好的政府，但如果随着它所属的政治体的缺点而改变它的比率的话，它就会变成为最坏的政府。
第二章 论各种不同政府形式的建制原则
我们为了揭示这些差别的一般原因，就必须区分君主与政府，正如我在前面已经区别了国家与主权者一样。行政官的共同体可以由数目或多或少的成员组成。 我们已经说到，人民的数目愈多，则主权者对臣民的比率也就愈大；根据明确的类比，我们可以说政府对行政官的比率也是如此。然而，政府的全部力量既然始终就是国家的力量，所以也就丝毫不会发生变化。 由此可见，政府愈是把这种力量消耗在自己成员的身上，则它剩下来所能运用在全体人民身上的力量也就愈小。因此，行政官的人数愈多，政府也就愈弱。 因为这是条带有根本性的准则，所以就让我们来好好地阐述一下。在行政官个人的身上，我们可以区分三种本质不同的意志：首先是个人固有的意志，它只倾向于个人的特殊利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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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全体行政官的共同意志，只有它牵涉到君主的利益，我们可以称之为团体的意志，这一团体的意志就其对政府的关系而言却是公共的，就其对国家——政府构成国家的一部分——的关系而言则是个别的；第三是人民的意志或主权的意志，这一意志无论对被作为是全体的国家而言，还是对被看作是全体的一部分的政府而言，都是公意。在一个完美的立法下，个别的或个人的意志应该是没有地位的，政府本身的团体意志应该是非常次要的，从而公意或者主权的意志永远应该是主导的，并且是一切意志的唯一规范。相反地，按照自然的秩序，则这些不同的意志越集中，就变得越活跃。 于是，公意便总是最弱的，团体的意志占第二位，而个别意志则占一切当中的第一位。 因此，政府中的每个成员都首先是他本人，然后才是行政官，再然后才是公民；而这种级差是与社会秩序所要求的级差正好相反的。这一点成立之后，假定整个政府只操纵在一个人的手里，在这里个别意志与团体意志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团体意志就具有它所能具有的最高的强度。 但是，既然力量的运用要取决于意志的程度，而政府的绝对力量又是一点均不会变化的，由此可见，最活跃的政府也即是一个唯一的人的政府。反之，假定我们把政府与立法权威合二为一，假定我们使主权者成为君主，使全体公民都成为行政官；这样，团体的意志就和公意混同而不会比公意具有更大的活跃性，同时个别意志则仍然保留其一切的力量。 这时，永远具有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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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力量的政府，就将处于它的相对力量、或者说活跃性的最低程度。这些比率是无可辩驳的，并且从其他方面来考虑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例如，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处于其共同体之内的行政官都要比每一个处于其共同体之中的公民更为活跃，因此，个别意志在政府的行动中就要比在主权者的行动中拥有更大得多的影响；因为每一个行政官几乎总是承担着某些政府职能的，反之，对每个公民说来，却并不具有主权的任何职能。另外，国家愈扩大，则它的实际力量也就愈增大，虽然实际力量的增大并不是和领域大小成正比；但是，如果国家仍然是同一个国家，行政官的数目即使可以任意增加，政府却并不会因此而获得更大的实际力量，因为实际力量就是国家的力量，这两者的尺度永远是相当的。 这样，政府的相对力量或活跃程度就会减小，而它的绝对力量或实际力量却并不能增大。还可以肯定：负责的人越多，则处理事务就越慢；由于过分审慎，人们对于时机就会重视不够，就会坐失良机；并且由于反复考虑，人们往往会失去考虑的结果。我刚才论证了，随着行政官的增多，政府也就会松懈下来；并且我在前面也已经论证过，人民的数目愈多则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