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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象一般游客那样，进了公园就放慢脚步，以欣赏的目光向四外的花间树隙和湖光灿烂处寻觅美色。我迈开大步，
象有什么急事似地，直奔公园的右后角走去。我择了近道儿，翻过几道春草葱笼的土坡，在我面前出现了一套深红色旧
式的小房院。整个院落给一片缀满繁花的桃树枝横斜交盖，相当雅致。但院里院外却拥着不少人。我一看院门上的横匾
写着“画家沈卓石遗作展览”几个字，我的心仿佛立即被一只手抓住并提了起来，脚下边的地面竟好象变成了摇动的船
板，感到自己控制不住地摇晃起来。我就这样急急地步履瞩目地走到院门口，购了一张门票，塞进工作人员的掌心，夹
在一群盛装艳服的青年中间进了展览室。登时，盈满四壁的五光十色、绚丽缤纷的色彩，好似霞光灿烂的江天把我包围
起来。我睁大眼，随之而来的是：大太阳下怒放的花丛，月下耀眼的大河，腾空的鸟群，喷云吐雾的飞湍大瀑，壁立千
切的高山峻岭，一碧万顷的田原沃野，还有那大雪中入睡的山村，微雨中滴淌着水珠的柳条，在花心中爬来爬去的蜜蜂，
冬林中呼喻交谈的寒雀，以及雾中的帆影，盘旋的鹰……这些画对于我，如同隔离许久的好友们，带着亲切、热烈和冲
动的情感向我呼唤。我感动得浑身徽颤，但我文没有象一般观众那样在一幅幅画前性立与流学而是匆匆从人们中间穿过，
目光在一幅幅画上扫过，仿佛我在寻找什么……突然，我全身禁不住一震，呆呆立在一幅画前。噢，它挂在这里了。我
找的就是它！它是我此生此世也忘不掉的画呀！它用深灰色的素线铸成卷轴，静穆地垂挂着。然而在这三尺见方的画心
上，却有一颗看得见的、燃烧着炽烈的爱和憎的灵魂；一株盘根错节的老梅树，立在狂风暴雪之中，一任冰粒雪雹的抽
打，树根深深插入开裂的石缝里，铁铸一般、瘦硬的枝丫挺劲不弯，上边的枝梢飘逸而刚健，大有一种“扫空”的神态。
树上虽仅疏花数朵，却朵朵开得饱满国实，无一残败，颜色鲜红欲滴，似乎闪着光亮……我好象又看见那一双对我张大
的、发红的、灼灼闪光的眼睛。画面上端题着三个苍劲的大字——“斗寒图”。字迹间还包藏着当时落笔的激情，这股
激情通过抖动的、气势尽足的线条重新打动我的心……我不觉热泪夺眶而出，港海不止。我忙掏出手绢抹眼睛，可四周
还围着不少人呢！一个端着画夹临摹这幅画的孩子，不断朝我投来诧异而好奇的目光。同时也有旁人注意到我了。我为
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而有些发窘。是呵，旁人哪里知道这幅画中的那些坎坷、曲折和辛酸苦辣。我多么想叫他们知道它
的故事，以及其中蕴含着的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品德……
一
那是一年冬天．寒潮骤至。天阴却一直没有落雪。风一住，空气分外干冷。走在外边，脸颊冻得简直都要绷裂了。多年来很少这么冷过。
当时，我虽说是艺术学院版画系的教师，因患寇心病，久已卧病家中，不常到学校去。一天晚饭前，系里来位同事，带来一个叫人揪心的消息。他说今儿白天在全院教职员工大会上，国画系的老沈又被公开点名挨了批，批得还不轻。据说是上半年市里新盖好的友谊宾馆要布置大厅，把老沈等十来位画家请去作画，老沈画了几幅山水花鸟画，构图和手法比较新奇。前天市委的文教书记赵雄去审画，居然对老沈的几幅画勃然大怒，断言老沈的画里包藏着“反党”的毒箭。虽然，在今天的全院大会上并没讲到有任何根据。但会上的人却都感到祸事临到了老沈的头上。据说老沈当时就坐在会场后边。我这位同事围坐在前边，不知老沈听后有何反应。
这位同事小坐片刻，即离席而去。我送他出门走了几步。路上，他不住摇着脑袋说：
“这老沈，何苦来呢？他明知赵雄要去审画，又明知赵雄不懂画，专门在画里找毛病，而且一直看他不顺眼，还弄什么新奇？好歹用些大红大绿涂得热热闹闹算了。何必讲究什么构图呀、手法呀、笔墨呀。现在还谈什么艺术不艺术的，保住平安就不易！何必自讨苦吃。老沈这人实在太固执！这几年数他苦头吃得大，就是不认头。真是……”
听了这话，我真替老沈担心，但没搭腔。这些年来，我早养成一种顺应生活逻辑而明哲保身的习惯，就是每逢遇到不同见解、甚至在自己十分反感之时，也把嘴巴闭得紧紧的，非特别知心决不肯多话。就这样，我默默送走同事，回转进屋，坐在桌前端起热饭，却怎么也吃不下去了。
老沈和我，还有国画系另一名教师潘大年。是二十多年前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老同学。最初老沈与我同班学习西画，那时我们都是满腹壮志，未来好似一块巨大而光洁的画布，上面满是烟雾一般、五色缤纷、流动的图画。我们的性情又极投合，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友。老沈在校时思想比较激进，向来刚直敢言，由此而招致学校方面把他当做“赤色分子”加以注意。他学习十分刻苦。我记得他和我同班的两年中，他画的素描和速写塞满了他宿舍床铺下边的空间。他画得又好，人亦正派，同学们都对他怀着几分敬意。那时，人们的想法很有趣！他本来很想在油画上干出一番成就，可是在那外侮日亟的年代，人们甚至以买“国货”来表达爱国热忱之际，他竟放弃了钻研得已很有成绩的西画而中途易辙，改习中国的传统国画。好似画“国画”就是爱国！这样，他便与活大年同窗，又是邻座。他俩也结为好友。解放后，我们三人一齐扛着行李卷儿、画板、柳条箱子，来到这座学院任教。他俩在国画系，我在版画系教素描。老沈才力雄厚，笔头又勤奋，成就渐渐远超出我和潘大年之上，成了画坛上的头面人物。他在教学上也很有办法，成效为人所公认，桃李满园，不少门徒都成了小有名气的画家。为此，他逐渐被提升为讲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我们三人各自还成了家，关系依然如故。
老沈这个人宛如一块坚石，经历了社会生活的凿到与磨洗，非但没有圆转光滑，棱角反更突出。别看多年来他笔下变得老练成熟，待人处世仍象我们在学校时那样，保持着未曾步入社会之前的青年人的那种纯真；只是直率得有些过分，甚至还有点任性。倘若遇到龌龊、暧昧不明、不合理的事情，他嘴下向来不肯饶过。不分上级下级，连面子也不给。这也使得一些爱挑剔、不够光明磊落和好生是非的人怵他，躲着他，不敢惹他，而另一些软弱、嘴笨和常受欺侮的人则羡慕他，想学他却学不会。是呵，性格是不能模仿的。软弱的人模仿一条刚强的汉子，反而会把自己用迁就和忍让筑成的防身的堤坝拆掉，搞得一团糟。有人说他是“天生的一副傲骨”。他听到这句评语，便咧开那给烟熏得发黑的嘴唇笑了：
“哪儿来的傲骨？不过是不想做纸糊的人。细竹条扎的骨架，一轧就碎，风一吹就弯腰。”
我呢？虽然在处世上比老沈沉着得多，很少与人磨擦，但在学术上却与老沈有些相似之处，即认真，不肯听任与自己不同的意见，甚至好争论，借以辩护己见 当然，在后来的不准在艺术上存在个人见解的年代，我这些容易招惹麻烦的性格习惯改了不少。不过，在那时，我与老沈常因为艺术见解上的分歧（现在想起来，我基本上属于保卫正统艺术观念，他却一直主张革新），两人吵红过脸。虽然艺术上相矛盾、相对立的观点并非是非关系，但我俩都常常会误把自尊心当做一切，一吵便弄得不欢而散。加上我们又不在一个系里工作，我与他的关系渐渐不如他与潘大年更亲近一些。潘大年比较温和、拘谨，向来不会因为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与人相争。不过，我同老沈这些大磨擦，并不影响我对他的友情和艺术上的钦佩。好象几个小石子儿，怎么也填不满两人年深日久汇积成的深深的友情的湖泊。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三人一起受到冲击。一个时期内还关在同一间“牛棚”里。
做为那时狂热的学生们所攻击的目标，老沈比我和潘大年突出得多。他是系主任、名画家、本市文艺界的台柱子，被认做当然的“黑线人物”，自然也是首当其冲。家被抄了，住房被压缩了。我和潘大年是同他一起到这个学校来的，平日关系又好，便受到株连，一度被打成“小三家村”。每次开批判会，他头一名被押上台，随后便是我和潘大年。后来我们三人都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学校复课时，潘大年由于罪过最轻这当然也是沾了他自己平日谨小慎微的便宜，而最先被调回学校。过半年，老沈也被调回学校。象老沈这种人，好坏事都少不了他，无论把他揪出来打倒，还是给他落实政策，都是由于形势需要，也由于他是个主要人物，这样做了就成了当权者工作中的成绩。我则不然，我是学院里的二流教师，家庭历史又有些问题，便象被遗忘了似的在农场、在春夏秋冬的田野．上整整呆了三年，后经老沈等人向院领导再三请求，才把我调回来。上课不久，竟然闹起冠心病来，就在家中养病，平时很少出门，只是偶而到老沈家去坐坐。
老沈受过重创，并不见有很大变化。一心授课和治学。在当时，艺术问题很容易被扯到政治问题上去，搞艺术的人闭口不谈艺术已成了正常的事。唯有老沈不这样，好似他是刚从天际下凡的外星人，对艺术仍是兴致勃勃，津津有味地钻研笔墨上的创新。每当他谈起艺术来，就要站起身边走边说，好象一个得胜的将军在谈着他的部队。他以前谈艺术时并不如此强烈地冲动，他的冲动中，仿佛有种故意与什么人、什么势力相抗争的情绪。这情绪过于明显地外露着，叫人担心。我曾郑重地告诫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