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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用只言片语的形式，静静地丰富着相关灵感。前两年，一位来自西北地区的同行告诉我，在他的家乡，乡村教师们人手一册《凤凰琴》，那些困难得不知道什么叫困难的老师们，将《凤凰琴》当作经书来读。就在那一天，“天行者”终于从我心里涌了出来。之后的某一天，我读到一篇文章，在汶川地震中遭受灭顶之灾的映秀小学樊晓霞老师，与丈夫结婚后分居的十四年中，夫妻俩一直在读《凤凰琴》，一边伤心落泪，一边又用小说的主人公来安慰自己。十四年后，樊老师刚从高山上的教学点，调到映秀小学，与家人团聚，就被大地震永远地夺走生命。
因为这两件事，我才觉得让《天行者》成书的时候到了。
1992年我写中篇小说《凤凰琴》，是因为心存感动。事隔十几年。当我写完长篇小说《天行者》时，我发现自己的内心里充满感恩。因为，我看得见，如果没有那些可以被后人认为是水平不高的乡村教师哺育，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乡村心灵，只能是一片荒漠。
十几年前，我还年轻，很自然地选择了表现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如何与天荒地老的乡村发生契合。十几年的时光让我的心苍老许多，命运也开始展现其无可抗拒的力度。就像映秀小学的樊晓霞老师，在那么美丽的女性身上，其命运的荒诞，让我一下子看到了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本质。
从《凤凰琴》到《天行者》，虽然我清楚地记得当初教育我的那些乡村教师，也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些当了乡村教师的小学同学与中学同学，虽然我遇到过许多自认为是这些小说中“主人公”的可敬的乡村教师，也遇到家乡某个硬将毫不相干的人，强说成是我的写作原型的轻浮的研究者，可我还是要说，如果真有原型，那也只能是普天之下的每一位乡村知识分子。
或许今后我还有机会写一写十年后的今天，乡村知识分子的生命状态。但在这部小说中我所表述的，只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小说以民办教师们所经历的三次转正，而分成三个部分，因为一次比一次荒诞，因而一部比一部疼痛。半辈子都在盼转正的民办教师，当机会来临时，那些犹如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政策，反而让他们彻底失去转正的可能。一个成熟的作家要善于控制自己的写作情绪，激愤是小说的天敌。我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就这部小说来说，即便是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好，我也不会遗憾。
对长篇小说的把握，实质上是对命运的参悟。而中篇小说，能将生命在某个时刻的状态表现生动，便是一种成功。
我喜欢乡村中所有的人。在这部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叶碧秋的那位苕妈。在丰厚而神秘的乡村，一棵从不言语的大树都会是旷世的智者。也许生活中，像夏雪这样既时尚又纯美的女孩，是唯一的。我希望她是一种美的标本。我更希望她是一种美的真实。我敬重一切前往乡村任教的人，不管他们是以何种理由，也不管他们心怀何种想念，哪怕他只在某所学校里呆上一个星期，只要他教会孩子们一个字。
在好的小说中，所描写的某种行业，只是背景与载体，目的是让思想之舟驶向远方。与民办教师之卑微相同的职业还有许多，好的小说不应当被理解写了这个行业，就是为了解决某个行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从中发现生命在最卑微时所展现出来的伟大意义。
这个时代太容易遗忘了。好像不丢掉历史，就没有未来。其实正好相反，没有历史就没有未来。面对急剧变化的上个世纪最后三十年，除了金钱与财富，一些人似乎已不记得还有什么值得长存于记忆之中。即便是将日子过得较为舒缓的乡村，急于忘记过去的也大有人在。而我，是一个十分恋旧的人。一想到往事，一方面会感动，一方面又会恐惧。文明的坚守传播，不是自生自灭的野火，而必须是代代相传的薪火，一天也不能熄灭。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民办教师，一切的乡村奇迹的酝酿与发生，本应当首先归功于他们。然而，荒诞让历史与现实一次次地无视其伟大得不能再伟大的贡献。以至于沦落为作为名词都不被理解的地步。这一点也正是时代正在流行的顽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的诗，正是刚刚过去的那个年代的乡村知识分子的无与伦比的写照。
海派文化的一次漂亮呈现
上海文化是中国城市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俗称海派文化。新时期以来，不少上海作家、特别上海女作家以反映上海城市生活的小说成名，王小鹰便是其中之一。她的新作长篇小说《》更是海派文化的一次漂亮呈现。
地域文化的典型标志之一是生存的文化方式。从文化生存方式上看，城市不同于乡村，平原不同于山区，发达地区不同于偏远地区。同为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又各有不同的个性。每个城市文化生存方式的形成，既有经济发展、生产方式等基础原因，还有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自然原因，更有人文方面的多重因素，是一个复杂、长期的历史过程。而这种文化生存方式一旦形成，就会深刻地影响、制约着生活在这一文化圈中的每一个人。小说中的李凝眉和吴秀英虽然身份是主仆，但若论生存智慧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同样精彩，从不同方面呈现了上海的文化生存方式。吴秀英在盈虚坊先做奶妈，后做钟点工，就工作性质而言都是帮佣。与其他体力劳动相比，帮佣的工作环境相当特殊，他们进入别人的家庭。面对别人的家庭人际关系，有时甚至要进入这种人际关系。他们的服务既要周到细致，又要内外有别。这是上海对这一行业带有明显地域特点的文化要求。作为一个外来人，吴秀英在工作实践中很快领悟并认同了这一要求，成为别人眼中勤劳、善良、本分的帮佣。所以她才能很快在上海站住脚，并逐渐扎下了根，也才有了她女儿许飞红日后在上海的一系列人生故事。李凝眉的生存智慧更富有上海本土的文化特征。她绝对是那种“拎得清”的人物。能把人生收支账目算得一清二楚，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为了得到想要的自己必须付出什么。为了得到冯景初，她接纳了来历不明的冯畹丁；为了保住守宫，她抢先让吴阿姨一家住进客厅。她大事不糊涂，严格要求冯景初与常衡步划清界限；她小事也精明，就连辞退奶妈也做得仁至义尽，滴水不漏。不过，人生收支算得清，人生幸福算得清吗？
地域文化的基础标志则在方言。文化是一种交际沟通的形式，语言是它最细微的表达方式，方言则是地域文化最细微的表达方式。中国地域辽阔，方言有无数种，文字却只有一种。而且许多方言没有相对应的文字。对于中国方言区的大部分作家来说，语言与文字的这种隔阂就成了写作过程中巨大的障碍。在写作过程中，他们首先要把方言转换成以普通话为基础的文字，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地域文化的滋味和色彩基本损失殆尽。如果使用方言写作，又会使方言区以外的读者难以理解——特别是北方语系以外的方言，比如上海话、广东话，外来人基本无法听懂——同样无法传递地域文化的韵味。这种两难选择长期困扰着方言区作家的写作，而《》则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小说叙述语言基本采用普通话，而人物语言则尽可能多地运用方言，特别是已经比较广泛传播的方言，比如“小猢狲”、“蛮灵光”、“勿入调”、“啥辰光”、“不作兴”、“等一歇歇工夫”，“这点点事体都忍耐不了，你不要到上海滩做了”，“太太是最恨把房子里边的事拿到弄堂里去练舌头的”，“万一事体弄穿绷，真就没有落场势了”。还有一些是具有浓郁上海地域语言结构特点的语言，比如“外人不好劝的”，“我好回去了吧”。再有就是一些民间俗语，比如“你就连皮搭骨一道说出来”，“不要看他脑门宽大，却是只实心高庄馒头，任你再新鲜的馅子也塞不进去了”，“你心好，前世修来今世福。你这个千金多少出挑呀”。其中也包括吴阿姨常说的那些老古闲话，诸如“受人滴水，报之涌泉”，“欲求于人，必先下之”，“莫道闲话是闲话，往往事从闲话出”，“巧作不如诚拙”，“你这才是又吃纣王水土，又说纣王无道呢”。这些生动鲜活的语言在小说中俯拾皆是。既营造了浓郁的上海方言风味，又是绝大多数读者都能理解接受的。
一片民居古宅，两栋花园洋房，三户烟火人家。王小鹰以此为经纬编织出了大上海里弄里六七十年的社会变迁，塑造了三代不同阶层、不同形色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将方言融入小说的成功尝试。成为海派文化的一次漂亮的呈现。
不应被遗忘的人群
在今日中国，一切都迅猛发展，各行各业的人们眼睛盯着“前沿”，目标追逐“高端”，那些沉寂在“前沿”之后、“高端”之下的群体鲜有人过问。就拿教育来说，升学率、高考“状元”、著名教授、博导等等，抢占着这一领域的高地，民办教师，早已是个无人问津的人群。刘醒龙再次提起这个特殊的群体，显然与“飞速发展”的当代教育相隔甚远。然而，他却坚持通过自己的小说告诉人们。大厦之下的泥土仍然非常珍贵。长篇小说《天行者》再写民办教师，既是对他从前被人叫好的中篇小说《凤凰琴》的续写，更是他始终念念不忘一个被人遗忘的人群。民办教师，这个在今天已经很难记起的群体，在中国的教育体制当中扔然发挥着难得的力量。
在“民办大学”作为现代教育的一部分四处出现的情形下，刘醒龙却想告诉人们，在传统教育体系中“寄生”的“民办教师”仍然具有坚定的存在理由。教育的发展并没有使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