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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竞赛开出了丰厚的奖品，即超等奖2名，各得现金国币200万；特等奖3名，各得现金国币100万元；优等奖5名，各得现金国币50万元；上等奖10名，各得现金国币25万等。（当时币值尚还稳定，国币约三四千元可买上好的大米一担）。
这仅是沈莱舟推出的绒线系列广告的一部分。
9月中旬，上海各报刊出了“由梅兰芳博士、刘海粟博士、沈莱舟先生、鲍国芳女士与冯秋萍女士”担任评委评出的“绒线编结品有奖竞赛”的获奖者名单。然后在同一版面上又推出了绒线编结大师冯秋萍为其绒线新装促销的广告，同时宣布“秋萍编结学校招收新生”。
深秋，是绒线销售的旺季，秋萍编结学校招收的新生结业，沈莱舟又在上海各报刊登广告，恒源祥绒线店推出“海陆空有奖销售”。所谓“海陆空有奖销售”，就是超等奖的获得者，可在上海龙华机场乘飞机到天空遨游；特等奖获得者可乘海轮到宁波游玩2天；优等奖获得者可坐火车到苏州、无锡游玩2天。当时乘飞机还是一件十分新鲜的事，买绒线有机会得奖乘飞机，一时轰动沪上，恒源祥各绒线店号的生意日日攀升。沈莱舟先生还特意与上海各界名流以及超等奖的获得者在龙华机场的飞机前拍了一张合影，刊登在上海各报上，以示公正，此举再一次在上海引起轰动。
当时恒源祥绒线店的生意确实好。据刘仰候回忆：当时沈莱舟在南京西路王家沙、南京东路大新公司斜对面、霞飞路贝勒路等处都开设了分号。到这3家分号去上班的职工，沈莱舟一个个都亲自面试过，店员人人着西装、戴领带，仪表堂堂。他还鼓励店员学英语、学会计，他甚至专门请了英语教师晚上店堂打烊后到店里来教授英语。沈莱舟要求店员人人都能用简单的英语会话来招呼顾客。他说绒线是舶来货，恒源祥是沪上第一流绒线店，中外人士名媛淑女都会光顾，仪表好，讲礼貌，会用英语招呼顾客，一定会受到顾客的欢迎。同时他还将这些“软指标”与销售业绩的“硬指标”挂起钩来，对店员进行奖励。当时恒源祥这3家分号的职工几乎天天吃加菜自然是不用提的了，职工中还有人买了进口摩托车和自备小汽车，比如管仓库的周虹生就买了摩托车，搞批发的徐子渭就买了小汽车，这在别的绒线店里是无法想象的！沈莱舟对手下的职工买汽车非常开心，他自己还兴致勃勃地坐上徐子渭的汽车在马路上兜了一圈，他讲店员买汽车是他这个做老板的光荣。
1948年初，沈莱舟的事业走到了一生中的顶峰，他将自己多年来在东山老家置下的1000多亩地捐献给了乡亲，在家里办了所学校。这个义举也帮助了他的哥哥沈汝舟，使他在解放后的土改中逃过了一劫。但是沈莱舟最大的举措还是在事业上，他要圆自己一生中的大梦，就是办一家完全由自己掌控的独资的毛纺织厂，这便是恒丰毛纺织厂。他经常对自己的子女讲：如果你想当一个中国的绒线大王，那就不仅是看你一年卖掉了多少绒线，还要看你一年生产多少绒线。他让二儿子，当时年仅24岁的沈辑丞来全权操办这件事，同时让在光华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的老三沈文丞协助老二。父子几个经过一次次的勘探，选中上海虹桥的一块地买了下来。依照沈莱舟原先的设想，所有的机器都要用最好的，全部从美国进口。但是由于战争，这件事后来办起来非常困难。当时在中国纺织工学院担任教授的一个朋友对沈莱舟讲，其实这种纺机并不复杂，只要拿到图纸我们自己完全可以仿造出来，成本还不到进口的三分之一。于是沈莱舟托人从美国买来了图纸，通过这位教授的改造，由上海纺织机械厂全部生产了出来。自然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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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梦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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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初，沈莱舟又买下了迪化路（今乌鲁木齐中路）上的一幢花园洋房。子女们渐渐长大，一个个成家立业，原先东湖路的房子已住不下这么多人了，沈莱舟和他的夫人王敏珠决定，让成家的都搬到乌鲁木齐路去住。但也是王敏珠，希望大女儿沈慧新一家住在自己身边，无意中酿成了一场大悲剧，自然这也是后话。
1948年5月，沈辑丞与兴圣街上另一个绒线业大老板金鑫声的二女儿金菊英结婚。金鑫声当年在兴圣街开办了金源茂与源茂永两家绒线字号，生意一度比沈莱舟先生的恒源祥还要大。沈金两家联姻，可谓门当户对。沈莱舟借下了上海著名的丽都花园为二儿子举办婚礼，喜宴共摆了120桌。上海钱业协会的头面人物秦润卿作证婚人，杜月笙和孟小冬也出席了婚礼，再次给了沈莱舟很大一个面子，1000多名来客在丽都花园吃酒喝茶听堂会，整整热闹了一天。
此刻的沈莱舟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他不仅拥有恒源祥，拥有裕民厂的大部分股权，还在康家桥开办了2家染织厂。此外还在不少厂拥有多多少少的股份，细细一算有20多家。然而好景不长，仅过了3个月，局势便急转直下。这不是沈莱舟所能掌握得了的，也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实业家所能掌控得了的。1948年，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已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从这一年的下半年起，决定中国命运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依次展开，在国民党所谓的大后方，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这紧急关头，蒋介石在庐山听信了半是聪明、半是迂腐的所谓大学者翁文灏、王云五先生的建议，决定推出金圆券，实行币制改革，而上海首当其冲。
8月中旬，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带着他的妻子蒋方良、子女孝文、孝章悄然来到上海，住进了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逸村2号，担任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副专员的要职，督导专员由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担任，但俞鸿钧明确表示：自己只是个摆设，一切听从蒋经国先生。
蒋经国一到上海，即调兵遣将，将其嫡系勘建第4大队、第6大队共7000人带到上海，同时组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最高峰时达10万人之众，在上海执行经济检查。
1948年8月18日下午，上海绒线同业公会接到经济督导办公处的通知，要沈莱舟下午4点到外滩海关大楼参加会议。其实当时上海金融、经济、工商各界的头面人物几乎都接到了这一通知。沈莱舟刚要出发，碰巧接到要他去另一个地方开会的通知，便临时委托同业公会主任秘书张意平先生到外滩参加了这个大会。在会上，蒋经国一身戎装，操着一口宁波官话颇为恳切地说：经国“经最深切之考虑，以最大之决心，实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他随即宣布，从8月19日起，对全市20余种主要商品实行限价，限价商品均按18日的售价出售，不得涨价。同时宣布，法币以300元比1元的比价，兑换成金圆券。私人收藏的黄金、美钞和银元，以1两黄金折合成200元、1元美钞折合成4元、1枚银元折合成3元的汇率，兑换成金圆券，如隐匿不换者以犯法论处。
8月20日，蒋介石亲自召见上海金融界的头面人物钱新之、陈光甫等10余人到南京开会，并在南京励志社接见了他们，要他们拥护政府的政策。几乎同时，蒋经国在上海邀请杜月笙、王晓籁、刘鸿生等头面人物，先礼后兵，口口声声以晚辈相称，要他们帮忙。
从9月初起，蒋经国大开杀戒，枪毙了奸商王春哲等，并在上海大捉“米蛀虫”、“棉蛀虫”、“毛毛虫”等，先后被关进去的有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荣宗敬先生的儿子荣鸿元等，沈莱舟的女婿黄国良也被当作“毛毛虫”捉了进去。
仅2个多月时间，蒋经国在上海共搜去了黄金114万两，美钞2443万元，港币1100万元，白银96万两，银元369万元等，并从12月起分三批运到台湾，这一大笔（并加上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100多万两）为蒋家父子在台湾的苦心经营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证。为台湾的所谓经济腾飞提供了物质基础。
对于蒋经国实行的“限价政策”，沈莱舟一开始是坚决拥护的，他曾私下对自己的妻子王敏珠讲：现在物价如脱缰的野马，日涨夜大，不治不得了。重病下猛药，小蒋的限价或许会奏效……于是恒源祥总店及各分店均将库存的绒线拿出来天天“挺卖”。兴圣街各店的老板看在眼里，有的学他的样“挺卖”，但大多数人都讲他是“寿头”（傻瓜），将货藏了一部分，一天只开架供应一两个小时。有几个与沈莱舟私交不错的老板还上门来偷偷规劝沈莱舟，不能这么傻，要留一个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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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梦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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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价开始10天，一片风平浪静，蒋经国窃以为喜，但一到9月市面就开始刮起了抢购风潮。蒋经国出动军队弹压。9月13日，申报刊登蒋经国在青年联合大会上的讲话，他痛斥奸商有“不可告人的后台”，但对掌控局势还显得很有信心。会后他故作轻松邀请记者同游黄浦江，有记者问：“风闻上海正有一个有力的集团，和你斗法，要在2个月内把你斗垮，你对此有何看法？”蒋经国皱了皱眉头，避而不答。
此刻，沈莱舟已经在炉火上烤了：裕民毛绒线厂生产绒线的毛条用完了。原料没有了，那让它停产便是了。但依照“限价”法令：“8·19”以前一天厂里生产多少绒线，以后每天都得生产同样数量绒线，否则以违法论处……于是沈莱舟只好偷偷地在黑市上用高价买进毛条送到厂里生产绒线，然后运到店里以“8·19”所限的低价硬挺着卖给顾客，2个月时间，损失了5万多磅绒线，而收进的40多万金圆券，到了1948年底便成了一堆废纸。沈莱舟与恒源祥真正做了一回“寿头”，真可谓大伤元气！
10月下旬，蒋经国的弹压已不起任何作用，整个上海时局动荡，市面上人山人海，抢购成风，天天都有轧死人的消息传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