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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久，出版界就有了一种风闻——真只是一种隐约的
风闻——
不知道何月何日，党官，店主和他的编辑，开了一个会议，讨论善后的方法。着重的是在新的书籍杂志出版，要怎样才可以免于禁止。听说这时就有一位杂志编辑先生某甲〔９〕，献议先将原稿送给官厅，待到经过检查，得了许可，这才付印。文字固然决不会“反动”
了，而店主的血本也得保全，真所谓公私兼利。别的编辑们好像也无人反对，这提议完全通过了。散出的时候，某甲之友也是编辑先生的某乙，很感动的向或一书店代表道：“他牺牲了个人，总算保全了一种杂志！”
“他”者，某甲先生也；推某乙先生的意思，大约是以为这种献策，颇于名誉有些损害的。其实这不过是神经衰弱的忧虑。即使没有某甲先生的献策，检查书报是总要实行的，不过用了别一种缘由来开始，况且这献策在当时，人们不敢纵谈，报章不敢记载，大家都认某甲先生为功臣，于是也就是虎须，谁也不敢捋。所以至多不过交头接耳，局外人知道的就很少，——于名誉无关。
总而言之，不知何年何月，“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到底在上海出现了，于是每本出版物上，就有了一行“中宣会图书杂志审委会审查证…
…字第……号“字样，说明着该抽去的已经抽去，该删改的已经删改，并且保证着发卖的安全——不过也并不完全有效，例如我那《二心集》被删剩的东西，书店改名《拾零集》〔１０〕，是经过检查的，但在杭州仍被没收。这种乱七八遭，自然是普通现象，并不足怪，但我想，也许是还带着一点私仇，因为杭州省党部的有力人物，久已是复旦大学毕业生许绍棣〔１１〕老爷之流，而当《语丝》登载攻击复旦大学的来函时，我正是编辑，开罪不少。为了自由大同盟而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也是浙江省党部发起的，但至今还没有呈请发掘祖坟，总算党恩高厚。
至于审查员，我疑心很有些“文学家”，倘不，就不能做得这么令人佩服。自然，有时也删禁得令人莫名其妙，我以为这大概是在示威，示威的脾气，是虽是文学家也很难脱体的，而且这也不算是恶德。还有一个原因，则恐怕是在饭碗。
要吃饭也决不能算是恶德，但吃饭，审查的文学家和被审查的文学家却一样的艰难，他们也有竞争者，在看漏洞，一不小心便会被抢去了饭碗，所以必须常常有成绩，就是不断的禁，删，禁，删，第三个禁，删。我初到上海的时候，曾经看见一个西洋人从旅馆里出来，几辆洋车便向他飞奔而去，他坐了一辆，走了。这时忽然来了一位巡捕，便向拉不到客的车夫的头上敲了一棒，撕下他车上的照会。我知道这是车夫犯了罪的意思，然而不明白为什么拉不到客就犯了罪，因为西洋人只有一个，当然只能坐一辆，他也并没有争。后来幸蒙一位老上海告诉我，说巡捕是每月总得捉多少犯人的，要不然，就算他懒惰，于饭碗颇有碍。真犯罪的不易得，就只好这么创作了。我以为审查官的有时审得古里古怪，总要在稿子上打几条红杠子，恐怕也是这缘故。倘使真的这样，那么，他们虽然一定要把我的“契诃夫选集”
〔１２〕做成“残山剩水”，我也还是谅解的。
这审查办得很起劲，据报上说，官民一致满意了。九月二十五日的《中华日报》云——
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会工作紧张
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自在沪成立以来、迄今
四阅月、审查各种杂志书籍、共计有五百余种之多、平均每日每一工作人员审查字、在
十万以上、审查手续、异常迅速、虽洋洋巨著、至多不过二天、故出版界咸认为有意想不到
之快、予以便利不少、至该会审查标准、如非对党对政府绝对显明不利之文字、请其删改外
、余均一秉大公、无私毫偏袒、故数月来相安无事、过去出版界、因无审查机关、往往出书
以后、受到扣留或查禁之事、自审查会成立后、此种事件、已不再发生矣、闻中央方面、以
该会工作成绩优良、而出版界又甚需要此种组织、有增加内部工作人员计划、以便利审查工
作云、如此善政，行了还不到一年，不料竟出了《新生》的《闲话皇帝》事件。大约是受了日本领事的警告罢，那雷厉风行的办法，比对于“反动文字”还要严：立刻该报禁售，该社封门，编辑者杜重远〔１３〕已经自认该稿未经审查，判处徒刑，不准上诉的了，却又革掉了七位审查官，一面又往书店里大搜涉及日本的旧书，墙壁上贴满了“敦睦邦交”的告示。
出版家也显出孤苦零丁模样，据说：这“一秉大公”的“中央宣传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不见了，拿了稿子，竟走投无路。
那么，不是还我自由，飘飘然了么？并不是的。未有此会以前，出版家倒还有一点自己的脊梁，但已有此会而不见之后，却真觉得有些摇摇摆摆。大抵的农民，都能够自己过活，然而奥国和俄国解放农奴时，他们中的有些人，却哭起来了，因为失了依靠，不知道自己怎么过活。况且我们的出版家并非单是“失了依靠”，乃是遇到恢复了某甲先生献策以前的状态，又会扣留，查禁，封门，危险得很。而且除怕被指为“反动文字”以外，又得怕违反“敦睦邦交令”了。已被“训”成软骨症的出版界，又加上了一副重担，当局对于内交，又未必肯怎么“敦睦”，而“礼让为国”，也急于“体恤商艰”，所以我想，自有“审查会”而又不见之后，出版界的一大部份，倒真的成了孤哀子了。
所以现在的书报，倘不是先行接洽，特准激昂，就只好一味含胡，但求无过，除此之外，是依然会有先前一样的危险，挨到木棍，撕去照会的。
评论者倘不了解以上的大略，就不能批评近三年来的文坛。即使批评了，也很难中肯。
我在这一年中，日报上并没有投稿。凡是发表的，自然是含胡的居多。这是带着枷锁的跳舞，当然只足发笑的。但在我自己，却是一个纪念，一年完了，过而存之，长长短短，共四十七篇〔１４〕。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夜半至一月一日晨，写讫。
〔１〕 《文学百题》参看本卷第３２４页注〔１〕。该书原为百题，经国民党审查机关删去二十六题；出版时被删各题仍列入目录，下注“阙”字。
〔２〕 妇女年 一九三三年冬，上海市商会和一些妇女团体为提倡国货，定一九三四年为妇女国货年，简称妇女年。
〔３〕 ××会 指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４〕 《杂文》 文学月刊。一九三五年五月在日本东京创刊。先后由杜宣、勃生编辑。国内由上海群众杂志公司发行。至第三号被国民党政府查禁，第四号起改名《质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停刊，共出八期。
〔５〕 陈源（１８９５—１９７３） 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致志摩》一文，其中诬蔑鲁迅说：“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又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五十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的《闲话》中影射鲁迅“整大本的剽窃”。参看《华盖集续编。不是信》。
〔６〕 驵田诚一殁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同年五月十七日鲁迅日记：
“午后闻驵田政一（诚一）君于昨日病故，忆前年相助之谊，为之黯然。”
〔７〕 《暗云》一书已列入本书目的“光华”部分（见第４５５页）。
据《出版消息》第三十三期所载，在“亚东”部分应补入“《爱的分野》 蒋光慈”一种。
〔８〕 《出版消息》 半月刊，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创刊，一九三五年三月停刊，共出四十八期，上海乐华图书公司编辑发行。
〔９〕 某甲 指《现代》杂志编者施蛰存。参看鲁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致姚克的信。
〔１０〕 《拾零集》 共收杂文十六篇，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合众书店出版。该书封底印有“本书审查证审字五百五十九号”字样。
〔１１〕 许绍棣 浙江临海人。曾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党务指导委员、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一九二八年八月，《语丝》第四卷第三十二期刊出冯珧（徐诗荃）的《谈谈复旦大学》一文，揭露该校内部的一些腐败情形，出身该校的许绍棣于同年九月以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名义禁止《语丝》在浙江发行。
〔１２〕 “契诃夫选集” 指鲁迅翻译的《坏孩子和别的奇闻》，一九三六年上海联华书局出版。内收契诃夫早期的短篇小说八篇，其中七篇的译文曾先在《译文》月刊发表，但《波斯勋章》一篇，被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禁止刊登。
〔１３〕 杜重远（１８９９—１９４３） 辽宁开原人。曾任辽宁商务总会会长。“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五年主编《新生》周刊，因《闲话皇帝》事件被判处徒刑一年又两个月。
〔１４〕 按本书除有题无文的《“题未定”草（四）》以外，共收杂文四十八篇。
且介亭杂文末编
本书收作者一九三六年所作杂文三十五篇，作者生前开始编集，后经许广平编定，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初版。
一九三六年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