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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好：
我的爱并不是欢欣安静的人家，花园似的，将平和一门关住，其中有“幸福”慈爱地往来，而抚养那“欢欣”，那娇小的仙女。
我的爱，就如荒凉的沙漠一般——一个大盗似的有嫉妒在那里霸着；
他的剑是绝望的疯狂，而每一刺是各样的谋杀！
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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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四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
〔２〕 “象牙之塔” 原是十九世纪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韦批评同时代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用语，后来用以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艺家的小天地。
〔３〕 “不隔” 见王国维《人间词话》：“间隔与不隔之别？曰：
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又：
“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
〔４〕 炯之 即沈从文。
〔５〕 关于古典主义者与罗曼主义者相骂，一八三○年二月二十五日，雨果的浪漫主义剧作《欧那尼》在巴黎法兰西剧院上演，观众中支持古典主义的顿足、起哄，拥护浪漫主义的则狂热喝采，双方的喧嚷声混成一片，甚至引起斗殴。罗漫主义，今译浪漫主义。
〔６〕 左拉（mDＺｏｌａ，１８４０—１９０２） 法国作家。一八九四年，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德莱孚斯被诬泄露军事机密罪判处终身苦役。左拉于一八九七年对此案材料作了研究后，给法国总统佛尔写了一封《我控诉》的公开信，为德莱孚斯辩护，控诉法国政府、法庭和总参谋部违反法律和侵犯人权，以致被控诽谤罪而逃亡伦敦。在这一事件中，法国报刊不断刊载攻击他的文字和漫画。直至左拉死后四年（１９０６），该案终于真相大白，撤销原判，德莱孚斯恢复军职。
〔７〕 一八九五年马奎斯指摘王尔德与其子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搞同性恋，道德败坏。王尔德在道格拉斯的怂恿下，控告马奎斯诽谤自己。因证据对王尔德不利，结果他被判两年苦役，于一八九五年五月入狱。出狱后流寓国外，死于巴黎。
〔８〕 指新月社的人们。参看《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９〕 “死的说教者” 参看本卷第５页注〔６〕。
〔１０〕 彼兑飞 即裴多菲，匈牙利诗人。这里所引是《我的爱——并不是……》一诗的最后两节。鲁迅曾译有全文，发表于《语丝》周刊第九、第十一期（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二日、二十六日）。
萧红作《生死场》序〔１〕记得已是四年前的事了，时维二月，我和妇孺正陷在上海闸北的火线中〔２〕，眼见中国人的因为逃走或死亡而绝迹。后来仗着几个朋友的帮助，这才得进平和的英租界，难民虽然满路，居人却很安闲。和闸北相距不过四五里罢，就是一个这么不同的世界，——我们又怎么会想到哈尔滨。
这本稿子的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闸北，周围又复熙熙攘攘的时候了。但却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听说文学社曾经愿意给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人常常会事后才聪明，回想起来，这正是当然的事：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恐怕也确是大背“训政”〔３〕之道的。今年五月，只为了《略谈皇帝》〔４〕这一篇文章，这一个气焰万丈的委员会就忽然烟消火灭，便是“以身作则”的实地大教训。
奴隶社〔５〕以汗血换来的几文钱，想为这本书出版，却又在我们的上司“以身作则”
的半年之后了，还要我写几句序。然而这几天，却又谣言蜂起，闸北的熙熙攘攘的居民，又在抱头鼠窜了，路上是骆驿不绝的行李车和人，路旁是黄白两色的外人，含笑在赏鉴这礼让之邦的盛况。自以为居于安全地带的报馆的报纸，则称这些逃命者为“庸人”或“愚民”。
我却以为他们也许是聪明的，至少，是已经凭着经验，知道了煌煌的官样文章之不可信。他们还有些记性。
现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里，我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周围像死一般寂静，听惯的邻人的谈话声没有了，食物的叫卖声也没有了，不过偶有远远的几声犬吠。想起来，英法租界当不是这情形，哈尔滨也不是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此都怀着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现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搅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
不过与其听我还在安坐中的牢骚话，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场》，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鲁迅。
〔１〕 本篇最初印入《生死场》。
萧红（１９１１—１９４２），原名张薨莹，黑龙江呼兰县人，小说家。
《生死场》是她所著的中篇小说，《奴隶丛书》之一，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上海容光书局出版。
〔２〕 指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战争。
〔３〕 “训政” 孙中山提出的建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训政时期”由政府对民众进行行使民权的训练。国民党政府曾于一九三一年六月公布所谓《训政时期约法》，借“训政”为名，剥夺人民一切民主权利，长期实行独裁统治。
〔４〕 《略谈皇帝》 应作《闲话皇帝》。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易水（艾寒松）的《闲话皇帝》一文，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涉及日本天皇，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即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名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屈从压力，并趁机压制进步舆论，将《新生》周刊查封，由法院判处该刊主编杜重远一年二个月徒刑。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也因“失责”而撤销。参看本书《后记》及其注〔１３〕。
〔５〕 奴隶社 一九三五年鲁迅为编印几个青年作者的作品而拟定的一个社团名称。
以奴隶社名义出版的《奴隶丛书》，除《生死场》外，还有叶紫的《丰收》和田军的《八月的乡村》。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１〕
——为日本三笠书房《陀思妥夫斯基全集》普及本作到了关于陀思妥夫斯基〔２〕，不能不说一两句话的时候了。
说什么呢？他太伟大了，而自己却没有很细心的读过他的作品。
回想起来，在年青时候，读了伟大的文学者的作品，虽然敬服那作者，然而总不能爱的，一共有两个人。一个是但丁〔３〕，那《神曲》的《炼狱》里，就有我所爱的异端在；有些鬼魂还在把很重的石头，推上峻峭的岩壁去。这是极吃力的工作，但一松手，可就立刻压烂了自己。不知怎地，自己也好像很是疲乏了。于是我就在这地方停住，没有能够走到天国去。
还有一个，就是陀思妥夫斯基。一读他二十四岁时所作的《穷人》，就已经吃惊于他那暮年似的孤寂。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竭力要放它们活得长久。而这陀思妥夫斯基，则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恼，和拷问官一同高兴着似的。这决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总而言之，就因为伟大的缘故。但我自己，却常常想废书不观。
医学者往往用病态来解释陀思妥夫斯基的作品。这伦勃罗梭〔４〕式的说明，在现今的大多数的国度里，恐怕实在也非常便利，能得一般人们的赞许的。但是，即使他是神经病者，也是俄国专制时代的神经病者，倘若谁身受了和他相类的重压，那么，愈身受，也就会愈懂得他那夹着夸张的真实，热到发冷的热情，快要破裂的忍从，于是爱他起来的罢。
不过作为中国的读者的我，却还不能熟悉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从——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百分之百的忍从，在未嫁就死了定婚的丈夫，坚苦的一直硬活到八十岁的所谓节妇身上，也许偶然可以发见罢，但在一般的人们，却没有。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因为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
但是，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从，终于也并不只成了说教或抗议就完结。因为这是当不住的忍从，太伟大的忍从的缘故。人们也只好带着罪业，一直闯进但丁的天国，在这里这才大家合唱着，再来修练天人的功德了。只有中庸的人，固然并无堕入地狱的危险，但也恐怕进不了天国的罢。
十一月二十日。
〔１〕 本篇原用日文写作，最初发表于日本《文艺》杂志一九三六年二月号，中译文亦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同时在上海《青年界》月刊第九卷第二期和《海燕》月刊第二期发表。
参看本书《后记》。
〔２〕 陀思妥夫斯基 参看本卷第７０页注〔１１〕。
〔３〕 但丁（Ｄａｎｔｅ 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