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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剥极必复” “剥”、“复”是《易经》中的两个卦名，《剥卦》之后就是《复卦》，所以说“剥极必复”（剥是剥落，复是反本）。《易经。复卦》说：“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１４〕 “文化统制” 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剿灭共产主义”的反动文化政策，并
在他们的刊物上大事宣传（如一九三四年一月《汗血》月刊第二卷第四期即为《文化剿匪专
号》，同年八月《前途》月刊第二卷第八期又为《文化统制专号》）。鲁迅在这里用“文艺政策”和“文化统制”等字样加以揭露，但发表时都被删去。
〔１５〕 四库全书 清代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设馆纂修，历时十年始成。共收书三五○三种，七九三三七卷，分经、史、子、集四部。
〔１６〕 “七经” 指《易》、《书》、《诗》、《春秋》、《周礼》、《仪礼》和《礼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加以注疏，编为《周易折中》、《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七种，合称《御纂七经》。“二十四史”，乾隆时规定从《史记》至《明史》的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即《钦定二十四史》。《通鉴》，宋代司马光等编纂的编年体史书，起自战国，终于五代，名《资治通鉴》。乾隆帝命臣下编成起自上古终于明末的另一编年体史书，由他亲自“详加评断”，称为《御批通鉴辑览》。
〔１７〕 《东华录》 清代蒋良骥编，三十二卷。系从清太祖天命至世宗雍正六朝的实录和其他文献摘抄而成。后由王先谦加以增补，扩编为一九五卷，并新增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史料，合为《九朝东华录》，共四二五卷。稍后，他又补辑《咸丰朝东华录》和《同治朝东华录》各一百卷；此后又有朱寿朋编的《光绪朝东华录》二二○卷。
《上谕八旗》，内容是雍正一朝关于八旗政务的谕旨和奏议等文件，共分三集：《上谕八旗》十三卷、《上谕旗务议复》十二卷、《谕行旗务奏议》十三卷。《雍正朱批谕旨》，三六○卷，内容是经雍正朱批的“臣工”二百余人的奏折。
〔１８〕 性灵文字 指当时林语堂提倡“性灵”的文章。他在《论语》第二卷第十五期（一九三三年四月）发表的《有不为斋随笔。论文》中说：“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
性灵之为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
韦素园墓记〔１〕
韦君素园〔２〕之墓。
君以一九又二年六月十八日生，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卒。
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弟丛芜，友静农，霁野〔３〕立表；鲁迅书。
〔１〕 本篇写成于一九三四年四月，据作者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七日致台静农信：“素兄墓志，当于三四日内写成寄上”；又作者同年四月三日日记：“以所书韦素园墓表寄静农。”
〔２〕 韦素园（１９０２—１９３２） 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译有果戈理中篇小说《外套》、俄国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北欧诗歌小品集《黄花集》等。
〔３〕 丛芜 韦丛芜（１９０５—１９７８） 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
译有陀思妥也夫斯基长篇小说《穷人》、《罪与罚》等。静农，即台静农，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著有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等。霁野，即李霁野，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著有短篇小说集《影》，译有安特列夫剧本《往星中》、《黑假面人》等。
忆韦素园君〔１〕
我也还有记忆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连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赏鉴家的眼目。
现在有几个朋友要纪念韦素园君，我也须说几句话。是的，我是有这义务的。我只好连身外的水也搅一下，看看泛起怎样的东西来。
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罢，我在北京大学做讲师，有一天。在教师豫备室里遇见了一个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青年，这就是李霁野。我的认识素园，大约就是霁野绍介的罢，然而我忘记了那时的情景。现在留在记忆里的，是他已经坐在客店的一间小房子里计画出版了。
这一间小房子，就是未名社〔２〕。
那时我正在编印两种小丛书，一种是《乌合丛书》，专收创作，一种是《未名丛刊》，专收翻译，都由北新书局出版。
出版者和读者的不喜欢翻译书，那时和现在也并不两样，所以《未名丛刊》是特别冷落的。恰巧，素园他们愿意绍介外国文学到中国来，便和李小峰〔３〕商量，要将《未名丛刊》移出，由几个同人自办。小峰一口答应了，于是这一种丛书便和北新书局脱离。稿子是我们自己的，另筹了一笔印费，就算开始。因这丛书的名目，连社名也就叫了“未名”——但并非“没有名目”的意思，是“还没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还未成丁”似的。
未名社的同人，实在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
而其中的骨干就是素园。
于是他坐在一间破小屋子，就是未名社里办事了，不过小半好像也因为他生着病，不能上学校去读书，因此便天然的轮着他守寨。
我最初的记忆是在这破寨里看见了素园，一个瘦小，精明，正经的青年，窗前的几排破旧外国书，在证明他穷着也还是钉住着文学。然而，我同时又有了一种坏印象，觉得和他是很难交往的，因为他笑影少。“笑影少”原是未名社同人的一种特色，不过素园显得最分明，一下子就能够令人感得。
但到后来，我知道我的判断是错误了，和他也并不难于交往。
他的不很笑，大约是因为年龄的不同，对我的一种特别态度罢，可惜我不能化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得到确证了。这真相，我想，霁野他们是知道的。
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误解之后，却同时又发见了一个他的致命伤：他太认真；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的么？至少，在那时以至现在，可以是的。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
这里有一点小例子。——我们是只有小例子的。
那时候，因为段祺瑞〔４〕总理和他的帮闲们的迫压，我已经逃到厦门，但北京的狐虎之威还正是无穷无尽。段派的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林素园〔５〕，带兵接收学校去了，演过全副武行之后，还指留着的几个教员为“共产党”。这个名词，一向就给有些人以“办事”上的便利，而且这方法，也是一种老谱，本来并不希罕的。但素园却好像激烈起来了，从此以后，他给我的信上，有好一晌竟憎恶“素园”两字而不用，改称为“漱园”。同时社内也发生了冲突，高长虹〔６〕从上海寄信来，说素园压下了向培良的稿子，叫我讲一句话。我一声也不响。于是在《狂飙》上骂起来了，先骂素园，后是我。素园在北京压下了培良的稿子，却由上海的高长虹来抱不平，要在厦门的我去下判断，我颇觉得是出色的滑稽，而且一个团体，虽是小小的文学团体罢，每当光景艰难时，内部是一定有人起来捣乱的，这也并不希罕。然而素园却很认真，他不但写信给我，叙述着详情，还作文登在杂志上剖白。在“天才”们的法庭上，别人剖白得清楚的么？——我不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想到他只是一个文人，又生着病，却这么拚命的对付着内忧外患，又怎么能够持久呢。自然，这仅仅是小忧患，但在认真而激烈的个人，却也相当的大的。
不久，未名社就被封〔７〕，几个人还被捕。也许素园已经咯血，进了病院了罢，他不在内。但后来，被捕的释放，未名社也启封了，忽封忽启，忽捕忽放，我至今还不明白这是怎么的一个玩意。
我到广州，是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的秋初，〔８〕仍旧陆续的接到他几封信，是在西山病院里，伏在枕头上写就的，因为医生不允许他起坐。他措辞更明显，思想也更清楚，更广大了，但也更使我担心他的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书，是布面装订的素园翻译的《外套》〔９〕。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个寒噤：这明明是他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莫非他已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了么？
我不忍再翻阅这一本书，然而我没有法。
我因此记起，素园的一个好朋友也咯过血，一天竟对着素园咯起来，他慌张失措，用了爱和忧急的声音命令道：“你不许再吐了！”我那时却记起了伊孛生的《勃兰特》〔１０〕。他不是命令过去的人，从新起来，却并无这神力，只将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么？……
我在空中看见了勃兰特和素园，但是我没有话。
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园谈了天。他为了日光浴，皮肤被晒得很黑了，精神却并不萎顿。我们和几个朋友都很高兴。但我在高兴中，又时时夹着悲哀：忽而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忽而想到他竟连绍介外国文学给中国的一点志愿，也怕难于达到；忽而想到他在这里静卧着，不知道他自以为是在等候全愈，还是等候灭亡；忽而想到他为什么要寄给我一本精装的《外套》？……
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１１〕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