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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不好就要挨炸弹炸，性命难保，但自己既年轻，也就不太在乎。每当警报响起，敌机来临，石璋如与史语所的年轻研究人员刘燿就随巡逻队在街面和各个角落巡查。但几次过后，并没有发现间谍，大家心中不免有些泄气。正在这个时候，一件事发生了。
有一天，警报大作，众人纷纷向圣经学院地下室逃奔，巡查人员各就各位，以警惕的眼睛盯着逃难的人群与各处异样情况。正在众人拥挤奔窜、惶恐喧嚣之时，只见一青年人怀中夹一紫红色长物，无目的地在人群中乱窜，不时停下脚步东张西望，样子十分可疑。巡逻队队长大声喊道：“前边持物之人必是间谍，快给我拿下！”话毕，几名年轻队员飞身冲向前去将持物的青年人扑倒在地。石璋如等众巡逻队员见状，从各个方向奔来将青年人擒获，反扭胳膊将其送入圣经学校一间房内关押起来。
待警报解除，巡逻队员们急不可待地将青年人提出来审问。想不到青年人自称姓刘名致平，是梁思成领导的营造学社中人，大大的良民，不是什么间谍，手中所执长物乃一未撑开的油纸伞。审问者详细查看，确是一把普通的油纸伞，看不出暗藏发报机等特务们使用工具的迹象。经详细审问才知，刘致平原是梁思成任教东北大学时的学生、后投奔梁、林夫妇到北平中国营造学社任法式部助理。当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南下后，刘致平也辗转来到长沙投奔，因初来乍到，没有跑警报的经验，当警报响起，心中惊惶，顺手抓起身边一把油伞就向外狂奔。当跑到街上，又不知向那里躲避，遂不时停留东张西望引起注意，遂有巡逻队员怀疑手中的油纸伞可能是发报的秘密工具，并当做间谍抓捕关押之事。情况弄明，巡逻队找梁思成前来辨认，梁思成来后作了说明，将其保释，事情也就算过去了。后来石璋如说：“刘是东北人，因为有这种事，使彼此熟识起来，才知道他也是很有成就的人。”＇10＇
敌机持续轰炸，整个长沙动荡不安，每天面临着不是家破就是人亡的威胁，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意识到在此很难做成什么事情，遂萌生了离开长沙前往昆明的念头。按他们的设想，远在中国大西南的昆明，离战争硝烟或许还有一段距离，既可以暂时避难，又可以静下来做点学问，是个一举两得的理想处所，于是决心奔赴昆明。而这时的长沙临时大学因校舍不敷使用，文学院改设在湖南南部衡山圣经学校分校，称南岳分校。临大校方要求30余名教职工和约200名学生尽快赴南岳上课。12月1日晚，吴宓及李赋宁、陈慈、张婉英、赵世燕等师生携带行李于寒风中冒雨赶往长沙火车站，欲乘过路火车赴南岳文学院。原定于当晚十一点钟到达长沙的列车，直到次日凌晨五点还不见踪影。据《吴宓日记》载：“中间兵车开过数列，伤兵滋闹，且欲殴站长。此一夜，宓等疲惫已极，且威风凛冽，实不能耐。于是宓主张回归圣经学院。”人员复归本校后，挤在教室里待至天明，各自散去。
12月4日晚，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陈之迈与未婚妻黎宪初（南按：著名学者黎锦熙之女，也是吴宓爱慕追求的女人之一，想不到竟被陈之迈捷足先登。懊恼中的吴宓于衡山分校写密信于黎宪初，揭露此前陈之迈一直与守寡的嫂子同居，且他的寡嫂闻陈氏婚变，欲前来闹事云云，想把陈黎的婚事搅黄。想不到黎宪初接信，仍和陈之迈在长沙举行了婚礼，搞得吴宓灰头土脸。1949年，陈之迈携黎宪初赴台，先后出任“驻美公使”、“驻日大使”、“外交部”顾问等职，1978年病逝台北），于潇湘酒家宴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顾毓琇、吴宓等教授，以示送别。时寒风凄厉，细雨连绵，尽管席间酒酣耳热，但瞻念前途，总难掩心中的落寞与悲凉。宴会在温情目光与“前途保重”的相互叮咛声中散去，各自心中备感凄楚。正如林徽因写给好友费慰梅的信中所说：“我们已经决定离开此处到云南去。……我们的国家还没有组织到可使我们对战争能够有所效力的程度，以致至今我们还只是‘战争累赘’而已。既然如此，何不腾出地方，到更远的角落里去呢？有朝一日连那地方也会被轰炸的，但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了。……除了那些已经在这儿的人以外，每一个我们认识的人和他们的家人，各自星散，不知流落何方。”＇11＇
12月6日，吴宓等师生终于挤上火车向衡山南岳分校驶去。
两天后的12月8日，在一个阴风阵阵，星光残淡的黎明，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五口搭乘一辆超载的大巴车向苍茫的西南边陲重镇——昆明奔去。
◎清溪阁醉别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走后不久，战场局势进一步恶化，前线传来的消息已到了令每一个中国人都顿足捶胸，揪心裂肺的程度。
12月5日，日军开始围攻南京，中国10万守军在司令官唐生智总指挥下拼死抵抗，伤亡惨重但未能阻止日军的凌厉攻势。延至10日，强悍的日军以精锐部队和配备优良的武器同时进攻雨花台、光华门、通济门、紫金山等战略要地，切断中国军队的后路，南京守军10万将士在血战后不支。危急时刻，蒋介石命令著名战将顾祝同向唐生智传达弃城突围，全军沿津浦路北撤的命令。由于日军早已切断了后路，只有参战的六十六军、八十三军少数部队突围成功，多数将士被困于城郊未能及时渡江而遭日军阻截枪杀。
12月13日，日军攻占了中国首都南京，这座散发着浓重的脂粉与墨香气味的六朝古都，顿时淹没在鲜血、呻吟与绝望的哀号之中。放下武器的国军官兵被集体屠杀，30万手无寸铁的无辜市民遭到杀戮，日本天皇的军队像出笼的野兽一样在大街小巷疯狂强暴泪尽滴血的妇女。连续四十余日的屠城，横七竖八的尸体满目皆是，扬子江成为一条流动的血河，整个南京笼罩在“天雨粟，鬼夜哭”的阴霾恐怖之中。
消息传出，举世震动。大海那边的日本国民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纷纷叫喊着拥上东京街头，施放焰火，提灯游行，欢呼着“战争就要结束，中国已被无往不胜的大日本皇军全面征服”等等口号。整个日本四岛大街小巷灯火闪耀，人潮涌动，许多人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此时，全世界每一个关注中国命运的人，都感受到了1937年隆冬那来自远东地区强烈的震撼与滴血的呼喊。
紧接着，杭州、济南等重量级省会城市于12下旬相继陷落。
由于平汉铁路沿线保定、石家庄、新乡等军事重镇相继失守，长江沿岸上海、南京、芜湖等地区陷落，骄狂的日军开始集结精锐部队，沿长江一线大规模向西南方向推进，地处两条干线交汇处的军事要镇武汉三镇，立即成为中日双方瞩目的焦点和即将进行生死一搏的主战场。
12月14日，蒋介石由江西抵达武昌，紧急布置军事防务。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加紧了武汉大会战的策划和兵力集结。与此同时，日本内阁与大本营召开联席会议，提出对华四项新的和谈条件：中国放弃抗战；承认满洲国；设立非武装区；对日赔款。
12月15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会议情况是
：“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12＇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原本就对抗战信心不足，此时大放厥词，散布战败亡国论。次日，他向蒋介石提出，“想以第三者出面组织，以为掩护”云云。此时汪精卫企图抛弃抗战国策，在国民政府之外另树一帜，号令诸侯。而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也顺胡溜须地从“倾向和议”变为“主和至力”。＇13＇
面对一堆饭桶与软蛋们的嚣叫与哀嚎，蒋介石瞪圆了双眼，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哪怕只剩一兵一卒也要战斗到底，誓死不降。为增强军民抗战信心，12月17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号召全国军民放弃一切和谈幻想，坚决地、不能有丝毫动摇地团结抗日，并公开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谓“中国持久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之国土从内到外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致敌于死命。……最后胜利必属于我。”＇14＇这是中国政治军事高层最早公开提出对日采取持久战争以赢得最后胜利的伟大的军事战略构想。
12月29日，蒋介石顶着汪伪投降派与一切悲观主义分子的强大压力，下定破釜沉舟之决心，与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谈话，再次以强硬的姿态重申日本所提出的四项和谈条件是“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自无考虑余地，并应坚决表明，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15＇——这是1937年蒋介石在中国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刻最后一次重要谈话。此时的蒋公再次以哀兵必胜的悲壮之情，明确表达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与日寇决一死战的坚定信念。这一信念与政治策略的意义，正如著名史家、外交家、原清华大学教授、曾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的蒋廷黻所言：“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委员长慎重避免任何刺激日方的行动。他比别人更清楚对日战争的严重性，无论是物质方面的或是人员方面的。战争一旦开始，他从未表示他要接受日方所提的和平条件……他认为在那个军事节节失利的非常时期来谈和，一旦失败，必致影响士气。即使和谈能够成功，也只能达成一种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因而，“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直到今日，仍不知道蒋委员长在八年抗战期间一柱擎天的力量。”＇16＇
大战在即，而长沙与武汉只有300公里之距，一旦武汉失守，敌人必溯水而上，长沙势难独撑。面对危局，无论是刚组建不久的临时大学，还是中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