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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吾命如此》九（5）
又过了几年，我读了大学，我的第二篇小说《虫灾》发表了。其实这才算我第一篇小说。从这篇小说起，我开始表现出一种对社会的批判姿态，将那些危害人民的官吏比做铺天盖地的蝗虫，但这种影射还是符号式的，缺乏内在的批判深度，因此还只能称其为稚嫩的少作。从写作风格上讲，应该承认，这个短篇有着明显的摹仿痕迹，即契柯夫式的幽默。我喜欢契柯夫的洁净、幽默和深刻，以及他的从容的写作心态。写作心态这东西很重要，读一个人的作品，字里行间读出他写作时的心态，这并不是一件难事。
师专毕业后，我又回到了部队。当时，部队的文科大学毕业生并不太多，所以我一毕业就留在军区政治部文化处工作。政治部大楼是一座中苏友好时期的建筑，高大且笨重。行走其中，就像行走在巨大的山洞里一样。身前身后又都是师首长级的大人物，这让我更为自己矮小的身材和古怪的容貌感到恐惧、胆怯、压抑以致无助，时刻担怕会做错什么事情。然而，越是胆小谨慎，越容易出差露丑。一天，政治部主任突然推开办公室的门走进来，办公室里就我一人。主任问什么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我当时一阵紧张，哆嗦得像个精神病人，说话也语无伦次、答非所问。主任看着眼前这样一个惊慌失措的小兵，瞪了一眼，转身走了。
如此想见，我这种人，在部队会有什么出息！
要说我对穿军装的感觉，我立即会想起一个词：沐猴而冠。尽管这多少有些自虐，但实际感觉和它差不了多少。所以，在部队十多年，对军装我从没产生过什么依恋。它越是威严越是堂而皇之，我越是反感。许多和我一样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提干以后，都会迫不及待地佩上肩章戴上大盖帽，拍张照片寄回家乡，以示炫耀。然在我看来，金光闪闪之下，那种得意忘形的样子，无论怎么，都滑稽透顶。
我的老处长程旺志，满头白发，神采奕奕，是部队里少有的学识和涵养兼备的人。身为一位师职干部，他每天早晨竟会抡起拖把，拖一遍二三十米长的走廊。要知道，在他这种职务的干部，是没人能做到这一点的。放下拖把，他便钻进自己的办公室读书，天天如此。部队对于他，似乎只是一个读书的地方。其时，我是那样羡慕他，人活到这种境界，真是太幸福了。
由于他对书的需求，他便尽心于此，文化处的图书室便有了丰厚的藏书，其数量甚至不亚于我就读过的师专。刚开始的时候，我一进到图书室，便像狗熊碰到了蜜罐子。好家伙，我欢喜得差一点儿要高呼部队万岁了。但让我没料到的是，管理图书的是一个极端死板的小战士。我对他，开始时可以说是办法用尽，极尽巴结谄媚之能事，然而图书室对于他，几乎和他没有离开农村时他爷爷吩咐他必须看守好的西瓜地一样。从他手里甭说借本书出来，就连拿出一片纸来都十分困难。守着书库那成万册图书无计可施，我恼火极了，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我对那小战士都有深刻的敌意，以至于如果今天遇到他，我都不敢保证能否不敌意地看他。政治部的一位干事，也出自农村，看管着满满一库房稿纸，但若想从他手里讨要出一本稿纸，几乎比要他向你付出一沓现钞还艰难。而当时，稿纸对于我，竟是那样必需。开始，我央求过他几次，没有一点儿结果，后来我便理也不理他了。我用蝇头小字，写在不带格子的白纸上，一页纸竟然可以写到一千五百多字。
好在程处长并不怎么理会我，我因此得以每天上班能埋头读书，三天一册，五天一本，对同事，我却不怎么会应酬。于是，一些干部背地里议论我，“娃是个好娃，只是书读得太多了，把娃害了！”
粉碎“四人帮”后的几个年头，广播和报纸仍在呼喊着继续批邓，不让邓小平出来。当时激进幼稚的我，于是动手写了篇散文体小说《月光是朦胧的》，发表在《青海湖》上。这篇小说假借写青年人的恋爱，表达了我对当时政治的失望和焦渴心境。我以为这样表达可以掩人耳目，但没过多少日子，青海民族学院中文系的李中流教授及几个自以为笔头子很硬、火气很旺的人物就率先发起了对我这种“无病呻吟”的“不健康”情绪的批判，之后又有许多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小“御用文人”也跟着一哄而起，随即大报小报连篇累牍地发表起一篇篇批判文章。一个叫什么海燕的军人更直截了当地用了这样的标题：《战友，快从朦胧中醒来吧！》。没有想到，我刚一开始就遭到这样的打击。这次批判，记录在当年的《中国文学年鉴》里。用河南人的话说，看我的命孬不孬？！在农村，刚当了几天会计，就被人押上了批斗大会；在城里，没过上几天消停日子，又被人当成了批判的靶子。
这件事情，若对那些倾心仕途、企图不断往上爬的小军官，无疑将是致命一击。据我们处里的同事透露，军区政治部主任拿着批判我的报纸，敲着桌子愤怒地说：“这样的人，怎么能留在政治部里工作？！”
没有人替我前去解释。我被赶出了军区机关。
我的无能，让我在部队这个特殊的官场里，遭到了报应。
这一事件后，我被发配到人烟稀少的祁连县武装部。在地图上，我找到了那片有山有水有树有鸟的地方——祁连。总之，还算幸运，我终于能够有自己一间安静的书房了。如此回忆，我竟感激当时那些从不同出发点帮助了我的人。比如李中流，多年后见他，发现他这个人并不是真坏。政治机关不需要我，我也不需要政治机关，原因不多解释，但这一次安置，对于我无疑算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机遇。
第三部分《吾命如此》九（6）
离开西宁的那天，是深秋的清晨。天还不亮，为首长开车的司机在领导的安排下不得不送我和行李到长途车站。一到车站，司机便撇下我和行李一溜烟地跑了。时间尚早，汽车还未到站，我守着靠我的体力根本弄不上车的行李，立在凛冽的寒风里等候，终于体验到了“朦胧”后的滋味。离开机关前的一段日子，同事们见到我像怕染上瘟疫一般躲着我，惟恐避之不及，司机师傅的如此态度也有情可原。天亮了，将要发车的时候，几位穿着羊皮板子的青海老乡帮我将行李装上了车。
这算我为文学栽的第一个跟斗。
从西宁到祁连五百公里，中间得翻越一座道路崎岖、海拔四千五百多米的达坂山。过山顶的时候，满山遍野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洒着，雪粒打在车窗上，发出沙沙的响声。透过雪雾，我突然发现眼前竖起了一道巨大无比的雪墙，一条漫长而逶迤的山岭迎面扑来，它像游曳在天地间的白色雪龙，那么壮观，那么光彩。我惊奇地问邻座——一位龟缩在皮袄筒子里的老乡，“这是什么山？”老乡道：“冷龙岭。”下山时我发现，眼下虽然尚在十月，山那面空气柔和、金秋迷人，山这面却已是一派萧索、冷风嗖嗖。
我坐在汽车前排，看着窗外撼动魂魄的雪山风景。车子的吼叫声伴着心中的音乐一块轰鸣。
那乐曲是《卡门序曲》。
第三部分《吾命如此》十（1）
自走出黄土地，揣着梦想奔走他乡。身外的一切对我似乎已不再重要。没有什么能让我真正动心，但祁连之行，却给了我完全不同的感受。在那里，我看到了原始林区和河流，呼吸到了不同于稠密人世的清新空气。我麻木已久的心，颤抖了。
一天，我祁连的朋友邵兰生，像演戏一样，戴着牛仔帽、开着一辆破嘎斯车来了。他将我接到他家里，他的贤慧的妻子为我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这件事我铭记在心，并在其后的多年里，一直与他保持着友谊。只是到后来，我来到京城以文谋生，不久，他也来了京城。也许是因为他对文字谋生没做更多一些吃苦的准备，最终他的结果不怎么好。他几乎是拉网似的借钱，借遍了周围所有认识的朋友，然后便像空气一样无影无踪蒸发掉了。不过，我还是感激他，因为他给我介绍了一位多年隐居在祁连山中的奇人，并且这位大我八岁的老兄，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成了我精神的伙伴。
我想说，是的，在祁连沐风洗雨的日子里，如果没有这位老兄的点化提升，我或许进入不了真正的高原，理解不了我面前如此苍凉又雄浑的大自然。同时，我的小说《骚土》也写不到今天这样深刻的程度。他是一位画家。我见他的那个下午，他面若桃花的妻子——一个扬州女人站在火炉边，用她美丽的眼睛，远远地瞄着我们，听我俩说话。面谈不到十分钟，我们彼此就兴奋地感觉到，我们会成为不可多得的朋友。
这里我姑且隐去他的真实姓名而叫他山人，因为他的艺术太高远了，太独特了。他需要沉静。我也不希望因为我而打扰他哪怕是片刻的安宁，因为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到人们该知道他的时候，也许只一夜之间。那天，我撇开邵兰生，与山人海阔天空地整整聊了一下午，谈时代，谈艺术，谈欣赏，吟诗唱歌，舞文弄墨……
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