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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四星级的景星酒店完成了对这个城市的第一次触摸。按张爱玲的说法，我摸到了一袭华美大衣外层的绒毛，温暖而蛊惑。
这个城市持续着对我的蛊惑。两天后，一家报社设盛宴款待全国各地的记者，宴上有烧鹅，我们吃得舌头都快掉了出来，一个央视记者还意犹未尽，涎着脸要求再上一盘。
美食与四星级酒店对我展开了夹攻。入夜，我在橙色的灯光下写稿，忽然觉得有些心神不宁。现在回想起来，我就是那个时候起了叛心的。
如今想起景星，就想起了洁净而明亮的房间，还有夜晚漂浮在窗外的霓虹。我是个生性简陋的人，对酒店的装修或服务之类甚少在意，而某些电光火石的一瞥，却往往像子弹般将自己击中。有一晚，正在彻夜赶稿，电视里的点播栏目忽然放了一首《你的样子》，林志炫在翻唱罗大佑十多年前的老歌，尖锐而凄凉，我忽然就停了下来，心里涌起了许多去乡的苍凉。
我是一个不喜欢行走而被迫经常行走的人，所以对一个陌生城市的认知，往往来自它的酒店和酒吧。在过往的许多地方，我都记不清它的景观和名胜，却唯独记得一些酒店和酒吧的名字。景星也是。我甚至记得当时的房价很便宜，因为是中国足协出面帮记者们联系的，打了不少的折。
现在，我居住在广州，有时从报社回杨箕村，远远地眺望天河一带的光影，总会想起那一夜注视的繁华。在同样的城市，竖起衣领走过寒冬的夜路，与在星级酒店里捻动酒杯是不一样的，就像婚姻与爱情不同，肥皂剧和生活不同。
有时候，酒店是行者流动的寓所，有时候，酒店是城市的帮凶。它制造的幻象如同海市蜃楼，让人迷醉和恍惚，每一个毛孔都被贵族气息所感动。如果你看言情剧足够多的话，就会知道，良家妇女堕落的先兆，大抵如此。
努力相忘于江湖
去年岁末的一天，我困觉直到天黑，傍晚时分醒来，接到一个电话，问我为何不去丽江花园和聂卫平下棋。我忽然想起自己是报了名的，只是一直没有人通知，于是便忘了。据说，那一天，聂卫平和五十多个棋迷玩车轮大战，从上午9点杀到傍晚5点多，仍有十多盘棋没下完。我想这帮人是打算玩残老聂了，老聂昔年扛着氧气罐去打中日围棋擂台赛，何等威风，谁曾想没死在日本人手上，一世英名倒要断送在这群死缠烂打的鸟人手里。
恍然想起些旧事。前年我曾和聂下过一局，中盘拼死攻他大龙，不料被他做出劫来，立仆，爽快认输。旁边一个小孩频频长考，聂皱眉曰：此子难成大器。其实是他肚子饿了，不耐烦而已。后来有省部级官员会见，聂打了几句哈哈，便脑袋一歪，倒在沙发上呼噜如雷，其响声顿成大厅主旋律。聂是率性之人，一般人大致都会喜欢他的，当然你若嫁给他就另当别论了。
所以我前些天偶尔装逼，便向同事吹嘘说，那年下棋输给了聂卫平，忒郁闷，这回一定要去丽江复仇。这当然是扯淡，想会会旧人倒是真的。小时候打过聂的许多棋谱，前年头一次见到他，刚五十岁的人，居然长了不少老人斑，看了不禁怃然。
人海苍茫，以后只怕难有机会再和聂卫平对弈了，唯有的那局，或许犹如丈和的吐血之局，无法重来一次。
可是，重来难道就有意义吗？
前些天的一个傍晚，我竖起衣领慢腾腾地走过广州大道中289号附近的阅报栏，许多人凑着橱窗看《南方体育》，我也看。他们看的是声色犬马的图片，张着嘴，唇边有一条白线像蜘蛛网般垂下来。我不用看编辑署名就知道是张恺这小毛孩编的意甲版，小小年纪，就懂得了什么是春色。
我看的是一张表。
一张枯燥的表，浓缩着许多人生的变迁。
上面罗列了去年离开《南方体育》的人。最后一个名字，是我。在记忆中，2001年的年终也做了一个总评，当时我被列在新生血液一栏，当时，最后一个名字也是我。
表格里还有许多面孔，曾经熟悉而正在远去的面孔，我们在这一年终结的时候，再一次被《南方体育》的兄弟们想了起来，并且记录在案。就像一所驿站的登记册，上面的商贾或草民，都曾在这里的大床上宿醉，或者安睡，然后带上自己的体温继续赶路。
如果不曾相忘，很好；如果努力相忘，也很好。
那一晚，我在做版，一抬头，看见任田（注：曾与李响并称“红粉双煞”的记者）。忽然想起若干年前，她曾在海埂近距离采访米卢，而我曾三番五次地向米卢挑衅。现在，我们窝在同一个排版室里，分别折腾起文娱新闻和社会新闻，当年的那个圈子，已成城南旧事。米卢走了，我们也走了。
年轻时，在三亚捡贝壳，明明看见贝壳在沙滩上，一阵海水袭来，竟像鬼片里的女吊，在白光中弥于无形。而沙滩已平滑如昔，像抹了广告里的除疤霜，那贝壳虽然仍藏在腹中，却若无其事。我常想，恋旧是无益且徒增感伤的，不如努力相忘，杀人越货的假装拾起诗书，勾栏狐笑的再点一颗冒牌守宫砂，各自重新做人罢。
死亡或发霉的声音
最近广州淫雨霏霏，在这样的潮湿里，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听到自己发霉的声音。我的同事小姬像一只烦躁的公猫，不停地念叨：逝者如斯夫。我以为他在念什么咒语，后来他腼腆而坚定地要求我带他去租经典名片《灯草和尚》，我才知道该同志是在深切缅怀已故著名表演艺术家陈宝莲。看三级片，也要以追忆的名义，这说明我们的精神领域里缭绕着许多腐败而久远的气息。
当我1985年看到《射雕》的时候，翁美玲已经躺在了墓地；当生于80年代的小姬直扑音像店掘地三尺找《灯草和尚》的时候，陈宝莲坠楼的过程甚至已经拍成了新的电影。被曾经美丽的魂灵所蛊惑，这是许多处于性启蒙阶段的男子都经历过的诡秘情结。在暗夜的磷火里，我们曾如此热爱一个个死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娱乐明星留下的遗产比体育明星更质感、直观。F1车王塞纳死便死了，每年祭日有些人去坟前献花，已经算不错了。而娱乐明星的死去却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前些天有个唱歌的人莫名其妙死了，他的经纪人欣慰地说：唱片卖得可火了。早些年黄家驹、陈百强、张雨生死的时候，音像店的老板们脸上都洋溢着幸福，陈宝莲纵身一跃，又养肥了一批人。
明星之死至少还能砸出点声音，鼠辈们就没有这样的待遇。所以，草民更应该惜命。
前不久，我和几位兄弟出去吃饭，在半路上买了几只肥螃蟹——事实证明那全是死因不明的蟹尸，乐颠颠地拎到小黑家里煮，晚餐是在森然的气氛中进行的，谁都不肯先下箸，生怕当场横尸。幸好三人行必有猪头，方枪枪在喉结滚动了若干次之后终于伸出胖手直取蟹肉，在他独自荡寇的过程中，小黑一直默然观察他的脸是否由红转黑、七窍是否有红色液体涌出。在确认方枪枪暂无生命危险之后，我们才小心翼翼地拾起残存的蟹爪。这一餐吃得如此惊心动魄，以至于我们后来总结经验时都认为买人身保险很重要。当然，吃来源不明的食物时拉上方枪枪也同等重要。
在汤山，那些睡眼惺忪的人在清晨啃了一口烧饼，死了。
在新闻界，一些报纸还没来得及扬名立万，死了。
我的一位朋友也是体育记者，那年他去外省出差采访，早晨在广西上了火车，深夜车至湖南，接到电话说自家报纸死了，怏怏下车，撒泪而归。
朝花夕拾，朝发夕至，朝闻夕死。
按照古龙的说法，江湖每天都是要死人的。同样，江湖上每天都有相聚或别离，号啕或欢喜。所以，我们对逝去的事物不必太感喟。昨天小姬看完《灯草和尚》后一直精神委顿，我说：美女都是要死的。我还补充一句：美女若还活着，一定是躺在大款怀里，你又何必感伤？我认为，这句话闪烁着伟大而朴素的唯物主义光芒。
以嬉皮的姿势祭奠
当我目光呆滞地从一次荒诞或荒淫的梦境中醒来，我的哥们王勤伯正摸黑从法国的国境线上潜入西班牙，继续他的欧罗巴逃亡之旅。在途中他和萨维奥拉勾肩搭背，或跟强奸犯克鲁伊维特促膝长谈。但在比利牛斯山脉之巅，他忽然打了一个寒颤，然后就托人捎话给我，说是王小波的五周年祭日到了，该折腾点东西。
我一直觉得，一个正常男人和强奸犯瞎侃之后肯定会变坏，但王勤伯还能在异国冷清的
月光下想起王小波，可见暂时还没有失去纯洁。
其实若论资格，许多同事中王氏之毒比我尤深，可他们都忙着泡吧去了，没空。而我的床头扔着一本王小波的盗版文集，所以活该我写，那本盗版书是我在故乡的地摊上花二十元买的，还附送《笑林广记》，那笑话，啧啧，比王小波还黄。
鉴于各大报纸已经做了许多纪念专题，我就不拾人牙慧了。像这类文章，我认为应该多着墨于私人感觉，若面对一个死者的遗著大谈文学理论，就把好端端的纪念弄成尸检心得交流会了，不好。
我们在混入祭奠人群的时候，完全可以嬉皮一点，人迟早是要死的，与其哭天抢地，不如嗑瓜子。天堂的王小波若看到别人满脸深沉地纪念他，只怕又要闹心脏病。
我对王小波作品的第一感是像苦丁茶，涩。《笑林广记》里的黄色笑话我是一口气读完的，但读王小波的文章耗脑，我往往将书奋力一掷，困觉去也。我们时常在报纸上看到一些三棍打不出闷屁的教练或球员在谈技战术，也有类似通感。不同的是，那些技战术访谈永远都有催眠作用，而我第二次看王小波的小说就来了精神。
王小波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