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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后，尼采似乎被他自己所造的流言弄得不愉快起来；我们是从亨里希·斯坦因那儿知道这情况的，他是我们的一个亲密朋友，他跟我们说了在西尔斯·玛利亚发生的一段插曲，他曾去那儿拜访过尼采（在征得我们同意的情况下）。他试图说服尼采跟我们和解，去除相互的误解，不过，尼采摇头说：“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不可原谅的。”
第5章 我们是从哪颗星球上一起掉到这里的？和尼采在一起（3）
从那以后，我听从了雷的策略，远离所有这一切，拒绝听取与此有关的更多的东西，不理睬来自尼采一家的攻击，甚至对尼采死后的所有文献也不闻不问。我是以完全公正的态度写作《尼采在他的作品中》一书的。那惟一使我动了情绪的事实是：在他成名之后，众多年轻作家在没有理解的情况下信奉了他的思想。甚至我也只是在了解了他这个人之后，在仔细彻底地研读了他的作品之后，才完全地理解了他。我只是想了解在这些客观印象之上的尼采形象。因此，就让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永远存留吧。
同时，雷和我在柏林定居了下来。我们原先移居巴黎的计划先是搁置，随后彻底放弃了，因为那时屠格涅夫病逝了。那时，我们所梦想的生活已完全实现，周围有一帮年轻的学者，有几个还是大学里的讲师。短短几年时间，我们的圈子迅速变大，人员也常常有变化。圈子里的人们都把雷叫作我的“荣誉女仆”，而我则被尊称为“阁下”。我的护照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称谓是根据俄罗斯的惯例传承下来的，因为我是一个贵族的独生女。在我们离开柏林去避暑时，如果是在学校放假期间，我们的有些朋友有时甚至会与我们同行。我能特别高兴地回想起来，有一回，在塞勒里那，我们跟磨房工人生活在一起。直到晚秋的第一场大雪降临，雷和我才动身去南方旅行。那时，兰科特地区还没有通火车，所以我们乘坐的是一辆邮递马车，在冬天，人们用邮递马车来代替公共马车。我们一路平静而缓慢地前行，就像今天人们驾驶私家车出游似的，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任何时候想停就停下来。
虽然我们旅行过很多地方，但我们的钱似乎还有所盈余。我每个月可以从我母亲的养老金中拿到250马克，而且我还可以从雷那儿得到同样的一笔钱，他把这钱定期放在我们共用的钱包里。手头拮据时，我们就学着储蓄和节约。
有一回，我们试图在维也纳度过一段冬天时光，我的哥哥尤金当时在那儿攻读研究生课程，不过，这次没有成行，其中的原因说来很可笑：我们在柏林租了三间房子，那个房东对我们有点不信任；而维也纳的房东认为我们俩是在谈恋爱，所以完全赞成我们同居。我听从了雷的劝导（在这种情况下，男人总是比女人做得出色），我们只适合柏林的圈子，让其他朋友跟我们保持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在任何人的家庭聚会上或流浪艺术家的聚会上——那些无知者会倾向于认为我对“文学”的兴趣只是附庸风雅。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写了我的第一部书。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的家人要我回去，而圈子里的朋友发现，如果有著作的话，你可以获准在别国呆下去。事实上，我的目的还真达到了，不过条件是我不能在书上的署名中用我的姓氏。因此，我用了一个假名，那是我的一个荷兰朋友的教名。那是他为我选的（以代替我原先那个很难念的俄罗斯名字）。让我高兴的是，这本书——《为上帝而战斗》，署名“亨利·露”——在我所写的所有东西中，是发行得最好的，甚至超过一同出版的哈特兄弟的著作。后来我跟他们熟知后，还拿此跟他们开过玩笑，因为我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清楚地知道，出于某些纯粹现实的原因，那本书中夹杂着我在彼得堡写的一些散记。在篇幅不足的情况下，又挪用了一部写得很拙劣的诗体小说中的内容，我只是简单地把这些内容改成了散文体。
我们的圈子包括了各类学科的代表人物——自然科学家、东方学家、历史学家，还有不少哲学家。这个圈子原来是以哈勒尔为中心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在“黑森林”默默地艰辛地劳作，然后胳膊下夹着一部手稿来到我们面前，给我们做了一些极为私人性的演说，让我们分享他那些形而上学的胜利与哀伤。在他的著作《一切的一切：逻辑玄学、形而上学、心理玄学》之后，他在去往北欧的途中跳海自杀了。这一举动很明显是源于他的神秘主义。
不过，哲学对于人的心智具有某种不确定的煽动性的影响，这一事实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风气。从后康德体系到左派和右派的黑格尔主义，当哲学跟19世纪所谓的达尔文时代的反叛精神发生冲突时，便失去了动力。在头脑清晰的理性和客观的思想中，悲观主义的种种感想为他们清空了场地——不管它们是藏匿于潜意识之中还是公开受到承认甚至强调。这显示了某种对各类现实性努力的反应，这种反应相当富有理想主义色彩，而那些现实性努力的目的则是“打倒神灵”——为了真理而做出的可贵的献祭。我们几乎可以把那段时间称为“哲学的英雄时代”。在那时，在科学意义上的客观之“真”和诗歌意义上的主观之“真”之间，分歧越来越尖锐、明显。正是因此，探索真理的努力越来越被限定在某些适当的领域之内，而不是无所不能的夸夸其谈，这样更容易达到目的。人性本身成了观照的对象，而且纳入了科学研究的范畴。那个时代的意愿是把逻辑学的精密转变成心理学的精密。以前是在“真理”面前弯腰屈膝，随后到来的是通过自我坦白而彻底屈从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是某种特别的自负。
甚至在我们的圈子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非常了解尼采。他用一本格言集使自己变得举世闻名。他站在我们中间，就像一个潜藏的阴影、一个看不见的形象。他真正触及到了灵魂中的兴奋点，灵魂兼有理性头脑所给予它们或从它们那儿索取的东西，也经历了最客观的知识的痛苦和欢乐。难道尼采伟大的天才的力量不正是表现在这些东西上？难道诗性的和理性的力量不是在他身上结合得非常成功？难道不是精神的战斗和沮丧促使他取得了最高的成就？
在尼采自己所处的时代和下一个时代中，他的思想产生了反响。他在那时就显示出了与我们的其他朋友的鲜明对照。但是，无论他们对那些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问题的感受多么不同，他们全都赞成一样东西：客观的价值，他们全都努力地在纷扰的情绪和求知的意志之间描画清晰的界线，目的是要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把那种情绪从求知意志中分离出来。求知意志使他们努力地想要成为科学家或学者，从而把情绪作为纯粹私人的东西而置之不理。
对于尼采而言，事情还显示了另外一面。他个人的处境、深度的悲惨遭遇变成了熊熊燃烧的熔炉，他就是在这一熔炉中锻造他的求知意志的。这种形式的白热化创作造就了《尼采全集》。在他的著作中，诗歌比真理显得更实在——他的诗歌一直在变化，他一直在使他的理论适应他的诗歌，这几乎是一种女性的顺从，因为它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方向。最后出现了他的预言：查拉图斯特拉的教导、永恒的轮回。在这些预言中，他把自己撕裂，让自己去承担所有的苦难和压力——把自己变成了上帝。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尼采的著作既是“真理又是诗歌”。随后，他内心的探索达到了极限，他退了回来，放下了他面前的幕布，幕布上画满了苦难和渴望，以至于它再也不会升起，来解放他的幻象。
对于我或其他圈子里的人来说，跟尼采不一样使我们最感到欣慰。我们这个圈子的氛围是健康、明朗的，这也正是我所向往的。哪怕在他因为《良知的起源》一书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狭隘和功利而跌跤时，哪怕当我感到自己在知识上跟其他一些朋友靠得更近时，雷一直是我精神上的同志。
当然，雷和我之间不只是一种短暂的联合——我们的关系是永久性的。事实上，我们相信我们能保持一种永恒的关系，所以我们不怕发生任何困难。这跟他的本性有关，我的朋友成千上万，只有他成了特别珍贵的伴侣。在他身上，有许多非凡的东西；在我这样一个没有经验的青年看来，这些东西似乎是相当自然而然而且是不证自明的。总之，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一个好心人，一开始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为此后来我还曾暗暗地厌恨自己。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我这样一个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