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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仆勒波雷拉
作者：斯·茨威格
译者：章鹏高
作为一名公民，她的姓名叫克蕾申琪娅·安娜·阿罗伊西娅·芬根胡贝尔，当时三十九岁，本是齐勒谷中一个小山村里的弃儿。在她的仆佣身分证里“体貌特征”栏中划了一条斜线，表示没有什么可记。然而，如果公务员们责无旁贷，必须描述反映性格的特点，那么只消抬头瞥她一眼，便一定会在那个地方填写：像一匹疲于奔命，骨骼粗大，干瘪如柴的山区驮马。这是因为下唇沉沉垂落的样子，略长而又线条粗糙，面孔晒得黑黑的椭圆形脸廓，尤其是蓬乱、浓密、一绺绺沾着垢腻搭在额上的头发，所有这些让人一看就觉得有几分马相。她的步态也透出倔犟，透出阿尔卑斯山里溜花蹄的老爷马那种难以驾驭的驴骡般的脾性，这类牲口不分冬夏总是驮着木背架，总是磕磕绊绊地慢腾腾走在那里多石的山间羊肠小道上，闷气郁结，时而爬坡而上，时而顺谷而下。克蕾申琪娅干完了活，就像卸掉马笼头，这时她习惯于松松地合拢骨节突出的双手，斜拄着两肘，浑头浑脑地在那里发呆，如同养在厩里的家畜，仿佛各种感官都已经收拢进去。她身上的一切都给人以生硬、笨拙、沉重的感觉。她思想迟钝，领会极慢：任何初次形成的想法都像渗过一张难透的筛子，然后缓慢地滴落进她的意识深处。可是，一旦她接受了新鲜的东西，便顽强而贪婪地紧抓不放。她从不阅读，既不看报，也不翻阅祈祷书。书写让她犯难。她写在厨房账本上的那些歪歪斜斜的字母，竟然使人想起她自己那粗笨的、无处不见棱角的躯体，她全身显然没有任何清晰的女性外表。而且她的声音也像她的肢体、额角、臀部和两手那样粗硬，尽管蒂罗尔山民重浊的软腭音并不难发，可她却老是吱吱嘎嘎地结巴得厉害——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克蕾申琪娅不对任何人多说一句话，也没有任何人看见她曾经笑过一回。在这一点上，她也完全同动物一样，因为或许比失去语言更要残酷的是：那些无意识的上帝造物未被赐予欢畅而奔放的表露感情的笑。
作为私生儿，她成了全村的累赘，就这样逐渐长大起来。十二岁时，她便受雇为做粗活的女仆；后来当了一间餐室的清洁工；最后由于她在一家车夫酒馆干活卖力，一股子韧性和犟劲引起了注意，被抬举进了一个体面的客栈做厨娘。在那里，她天天早上五点钟起来就开始干活：打扫、揩抹、生火、擦刷、拾掇、烹煮、捏弄、揉搓、挤压、洗涤、煎炸，一直干到深夜。她从来不度假，除了去教堂，从来不上街：圆形灶孔里那团灼人的火对她来说便是太阳；这些年来她劈开的成千上万块木柴就是她的树林。
男人们都不理睬她，或许是因为她咬紧牙关操劳了四分之一世纪，以致女性的千般风韵在她身上已无迹可寻。或许是因为她不通人情，不爱说话，见到有人表示亲近，便以粗鲁的态度相拒。她惟一的乐趣来自攒钱。出于乡巴佬和老处女那种囤积居奇的本能，她固执地积攒着，免得到了老年又要无可奈何地在贫民院里吞咽村民施舍的苦涩粗食来苟活。
也仅仅是为了钱，这个浑人在三十七岁那年头一遭离开了蒂罗尔山乡。一个以介绍职业为生的女中间人在消夏时见她从早到晚在厨房和餐室里发疯似的干活，许诺她有双倍的工钱，说动她去了维也纳。在火车上，克蕾申琪只是张开嘴巴吃东西，不对任何人说半句话。虽然同车的旅客和气地表示愿意帮她把装着家当的沉甸甸的草编篮子搁到行李网架上去，可是她却仍然把它抱着平放在已经给压得生疼的膝盖上，原因是：在她那大而无当的山民额头里，诈骗与盗窃是同大都市这一概念胶合在一起的。她到维也纳以后，最初几天，人们不得不陪着她去市场，因为她怕那些车，就像母牛怕汽车一样。可是到她认得了去市场的那四条马路，便不再需要任何人陪伴，独自挎着篮子，低头慢吞吞地从家门口走到摊档前，又回到家里，打扫、生火，像在原本那个灶头一样在另一个灶头拾掇，并未注意到有什么变化。晚上到了九点钟，和在山村里这个时候一样，她便上床，张着嘴巴睡得像一头野兽，直到第二天早晨闹钟嘎啦嘎啦响起来才醒。她不接近任何人，所以谁都不知道她是不是适应，或许她自己也不知道觉得怎么样。如果吩咐她做什么事，她也只是闷声闷气地回答：“哦，哦。”要是她不这么想，就把肩膀拱起来。那些乐天的女佣投去戏弄的目光，她都漠然置之，宛如水落兽皮一滑而过。只有一回，一个女工嘲讽地模仿她的蒂罗尔土腔，对这个难得开口的人不停地挪揄，这时她猛地从灶孔里抽出一根烧着的木柴，朝那个骇然叫喊的女仆扔去。从那一天起，大家都避开这个会陡然暴怒的女人，谁也不敢再讽刺她。
然而，每个星期天早上，克蕾申琪总会穿上打着细褶，张得很开的裙子，戴起土气的盘形女帽去教堂。而只有一次，就在她到达维也纳后头一回出去那天，她曾试着随便闲逛。可是她不想搭乘电车，小心翼翼地沿着乱哄哄地在她身旁震颤不已的马路溜达，回良睛总盯住石头墙壁，所以只走到多瑙河边为止。在那里，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似曾相识的流水，然后转过身子，依旧沿着房屋，胆怯地避开车道，脚步沉重地从原路返回。这是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出门，为的是了解一下情况，但是看来这一趟必定使她失望了。从此以后，她每逢星期天再也不外出，宁可干针线活，或者在窗边闲坐。她过的是犹如脚踏水车一样单调刻板的苦日子，大都会并未给她这种生活带米一丝一毫的变化。除了每到月底，她伸出双手接过来的不再是像以前那样两张，而是四张蓝票子。这是一双历经风雨剥蚀，老是要伸进锅里变得不成样子，经常碰撞已无完肤的手。出于疑心，她每次都要把这些钞票验看好久。她不嫌麻烦地摊开这些纸币，简直是深情地把它们都捋平，然后将刚得的票子连同原来的那些一起放进从村子里带来的黄色雕花小木箱里。这只笨重、粗陋的小箱子就是她活着的全部秘密和意义所在。夜里她把钥匙放在枕头下面，白天收藏在哪里全家谁也不知道。
这便是这个怪人的习性（无论管她叫什么，她毕竟生而为人，虽然人类的常情通性仅仅在她麻木不仁、懵然无知地举手投足时方可窥见）——然而，或许恰恰需要这样的造化产物，才能够像蒙着眼罩一样，视而不见，心无旁骛，忍受得了在年轻的封·弗……男爵这个同样反常已极的人家当女佣。一般说来，仆役们在受雇和解约的法定限期一到，便再也不愿在这个动不动就吵架的环境里呆下去。女主人经常用激怒的声调大喊大叫，甚至发展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她是埃森一个有钱的工厂主的女儿，韶华已逝，在某个疗养地结识了这个比她年纪小得多的男爵，便轻率地嫁给这个仪表堂堂、无处不显示出贵族门第魅力的轻浮子弟。可是蜜月刚过，新媳妇就不得不承认父母的反对有道理：他们不赞成匆匆忙忙结婚，特别注重要真心实意，要有才干能力。除了隐瞒多笔债务以外，这个很快就变得懒散的丈夫，不久又暴露出对单身时养成的浪荡习惯比结婚后应尽的本分更感兴趣。这个献殷勤属二流水平的小白脸心肠不坏，从内心深处看甚至随和可亲，像所有草率行事的人那样。但他对待世事满不在乎，百无禁忌，不屑于拿钱作本算利息，把它视作出身微贱者生性悭吝的狭隘行为。他要逍遥自在，她却要踏踏实实，循规蹈矩地过日子，这是莱因地区市民特有的持家之道，可是这使他感到无法忍受。尽管她很有钱，但是对他的每一笔数额稍大的开支总是锱铢必较。这位精打细算的夫人甚至拒绝修建赛马场这一他最想实现的要求。到了这个地步，他觉得再没有必要为这个粗脖子，大块头的北德娘儿们恪守为夫之道了。她颐指气使地大声嚷嚷，实在教他听着难受。于是他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把她晾在那儿，他虽未疾言厉色，但还是毫不留情地拒斥了这个感到沮丧的女人。每当她对他口出怨言，他就好像关怀备至似的洗耳恭听，可是等到她训示完毕以后，他便借吞云吐雾把她那些情绪激动的告诫远远吹走，随后无拘无束地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灰心的妻子对这种刁滑的，类乎公事公办的一团和气，比遇到任何形式的对抗都更加感到怨气难消。可是面对这种极有教养的，从不过火的，简直刺透人心的谦恭姿态，她只能徒唤奈何，因而郁结的愤恨就转而往另外一个方向喷发。她大声叱骂仆人，疯狂地向无辜者发泄她的本来有理，然而迁怒不当的怨恨。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的后果：两年之中，她不得不更换女佣至少十六次。有一回甚至还先打了一架，花大钱赔偿才得以了结。
只有克蕾申琪犹如雨中出租车前面的一匹马，尽管闹得天翻地覆，她却依旧木然不动。她不站在任何人一边，也不去理会发生了什么变化。她似乎没有注意到：那些来到她的身边，和她共居女仆房间的陌生人不断地变换着名字、头发颜色、身体气味和举动特点。她不同任何人说话，也不去管碰撞得乒乓乱响的房门，经常中断的午饭、无可奈何和举止失常的暴怒。她冷漠地从厨房走到市场，又从市场回到厨房，奔忙不已。她对这个隔绝的圈子以外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如同连枷无情地拍打谷物那样，她把一天又一天摔成零七八碎。就这样，大都市里的两年时光在她身边流逝，并无一事留下痕迹，也未扩展她心中的那块弹丸之地。只有一点是例外：小箱子里的蓝色钞票堆叠起来已高了一英寸，到年终她用沾湿的手指一张一张地清点时，发现积满一千这个具有神奇力量的数字，已经不再遥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