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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因为他是残疾人，所以找对象很难，政府就帮他找到了我母亲。我母亲是爱新觉罗家的后裔，如果按传宗来讲，是努儿哈赤的第六代传宗。我家里有家谱，我姥爷清朝时任二品官员，他的职务是章京，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文化大革命”时我的家庭受到冲击，我母亲也受到排挤。她在一所中学当音乐老师。因为从小接受的是那种贵族家庭的教育，会弹琴、唱歌。看30年代上海的电影就能想像出来。我母亲的前夫是个国民党军官，大陆解放前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我母亲家兄弟姐妹７个，解放后有一半都跑到台湾和日本、美国去了，就我妈和两个舅舅留在了这里。
我母亲最后就跟我父亲结合了，还带着一个儿子。他们结婚后，又生下３个孩子，如果从带来的那个大哥算起，我是老三，下边还有个妹妹。我父亲跟我母亲之间感情不是很好，总是打架。两个人的出身背景完全不同嘛。
虽然说这些是家长里短的琐事，不过这些跟我后来的经历有关系。
终于还了背负８年的债（2）
我父亲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我叔叔在战争年代也曾经是个军人，建国后成为北京军区一家军工企业的工程师，在中苏自卫反击战中，他参与研制的火箭筒曾经打穿过敌人的坦克。他结婚后一直没有孩子，至于什么原因，我始终也不知道。
大概是怕影响我叔叔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吧，他们军区领导就上来给我的生父生母做工作。说你们３个儿子能不能过继一个，反正都姓你们家的姓。我母亲舍不得，老大肯定不行，老二也不行，比较合适一点的只有我了，而且在几个孩子里，我是长得最漂亮的一个，我那时才３岁多点。最后决定把我过继给了叔叔家。
养父母的家庭跟我原来亲生父母家相比，是两个天地。我叫养父母为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党员。爸爸是军人、工程师，妈妈在同一家军工企业的资料室里管技术档案，我应该算是一直从糖罐里泡出来的。小时候一点苦都没吃过，从我能记事时，我是每天穿皮鞋、呢子大衣。我们那个大院里每家都是七八个孩子，只有我是独生子女，每天幸福得跟什么似的。
但是这种幸福感在我10岁那年被打破了。
那时我家住的那个大院是在北京丰台区。我10岁那年的冬天，一个星期天上午，住在城里的表哥和表妹来我家串门，表哥也不过12岁，表妹才8岁。我们３个孩子一起玩耍，我忘了因为一点什么事儿和表哥争吵了起来。我妈妈听见了，就走过来对表哥说：“你是哥哥，应该让着弟弟和妹妹，不要吵了。”
表哥听到我妈妈的话，好像不服气，指着我脱口而出：“诗鸽是我家的人，不是你家的，你不是他妈妈，你管不着！”
他的话音刚落，只见我妈妈的脸色变得一阵儿青一阵儿紫的，气得说不出话来了。爸爸看见这样赶紧对表哥说：“时间不早了，你们赶快回家吧。”
表哥和表妹走后，我看到妈妈坐在一旁哭泣。其实，我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妈妈因为这样的事情而伤心流泪。平时我和大院里的孩子一起玩儿的时候，只要一打架，就常常听到小朋友们说我“你是拣来的”，“你亲妈妈不要你了，才把你送到这里来的”。过去每听到这些话，我肯定都会哭着跑回家问我妈：“妈妈，我是别人家的孩子吗？你是我的亲妈妈吗？”
妈妈只是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对我说：“不要听他们胡说。”然后，我知道我妈总是找到他们的家长去说些什么。
这次表哥和表妹走后，我妈又是一个人坐在那儿默默地哭，我爸在一边沉默无语，然后他对我说：“诗鸽你先出去玩一会，我和你妈说点事儿。”我出门的时候，就故意把门留了一个缝儿，悄悄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偷听他们的谈话。
我听见我妈对我爸说：“你看诗鸽这事儿怎么办？孩子已经问过多次了，我看是瞒不下去了。”我爸说：“诗鸽也大点儿了，这孩子很聪明，也懂事了，不行就和他说吧。这事儿迟早也要告诉他，让他自己选择吧。”我妈说：“让他选择？他刚10岁呀，还是个孩子，他还不懂父母的心情，要是他选择回到他亲生父母那里，我们抚养了他7年，我舍不得！”我听见我妈一个劲儿地哭个不止。
我爸安慰她说：“我们抚养了他7年，他和我们是有感情的，我想他不会走。”我妈说：“万一他不认我们，走了怎么办呀？”我爸说：“那就送他回到他亲生父母那里，就算我们做了一件善事吧。”
我那么小个孩子，听见这事真是感觉晴天霹雳，坐在台阶上哭成了泪人，心里又害怕又委屈。而且说实在的，我不愿意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慢慢地推开家门，愣愣地望着坐在屋里的爸爸妈妈。这些年里我懂事了，那天的一幕一直深深刻在我脑海里，闭上眼睛就能回想起来。那天的太阳照在我爸我妈身上，他们的面容特别善良，可是神情又是那么无助。
见我发呆地站在门口，两位老人都吃惊地抬起头望着我。那时，我能感觉房间里的空气顿时好像凝固住了。好半天才听到我妈痛哭着呼喊我的名字：“诗鸽！”我喊了一声“妈妈！”就哭着跑到我妈面前，一头扎在她怀里，“妈妈我不离开你，我永远也不离开你，你把我留下吧，我再也不惹你们生气了，别把我送走，好吗？妈妈！”
也就是那天，知道了我不是爸爸妈妈亲生的孩子。爸爸给我讲了我的身世和来历。他从箱子最底下取出一个小布包，从里面拿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封发黄的信纸。我看见纸上有我生母和现在的妈妈的签字，还有按的手印。看完后，妈妈让我自己选择。记得我当时就对她说：“你就是我的亲妈妈，我不认他们，我不走，我长大了好好地孝敬你们，别把我送走，我求求你了妈妈！”
虽然没有离开家，但是知道了这件事之后，我非常伤心。这种事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太残酷了。我们那个大院挨着铁路，我就常常站在铁路边上发呆，也并不是想自杀，也没有想死，就感觉这件事情太复杂了。那个按了生母和养母手印的过继手续，我一直到今天还保存着，就装在那个发黄的信封里。
从那以后，我跟母亲之间总好像有一层什么东西隔着似的，模模糊糊地说不清楚，感情变得很微妙。以前可以随意地开个玩笑或者撒个娇，这时候就特别小心谨慎。好像跟我父亲还可以，就是跟母亲之间有点不一样。我想我母亲那时心态肯定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怕我走。我这人早熟，可能跟我的这种身世有特别大的关系。
终于还了背负８年的债（3）
我15岁时父亲得了肝病，２年半后去世了，他去世时才42岁。他真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为人善良、诚实、勤奋，心胸宽广，总是把痛苦留给自己，把快乐给予别人。在父亲的追悼会上，很多军区的首长都来了，那个上千人追悼会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真正知道父亲在军界是一个值得尊重和爱戴的人，是军工战线上难得的技术人才。这么多年里，我为他写下了好多文章。他养了我12年，我跟他的感情很深。我从他身上学会了很多品德，包括做人和做事。后来我接父亲的班进了同一家军工企业，父亲当年的付出，那些老师傅们统统全回报在我的身上了。
我高中毕业就进了工厂当学徒，那时没有高考这一说。
我们那种单位干部子弟很多，有政委的孩子，有处长的孩子。所以，像我这种没了父亲和没有根基的人，照理说是很难提拔的。但是单位两次送我出去上学。第一次学的机械制造，３年后毕业回来当了技术员；第二次又送我去学了经济管理。回到单位分配我到劳资科，管全厂的人事调配。后来又从劳资科调到经销部当经理。按照部队的级别来算，也是个营级干部了。
后来有个朋友在北京友谊艺术团，我就调到北京友谊艺术团去了。为什么答应去文艺单位，这里边有个插曲。
我爱好特别广泛，从上中学起就喜欢表演，声音也特别好。我还喜欢画画，从10岁就开始学画了。参加工作后，除了学习技术，业余时间花在喜欢写写画画。恢复高考那年，我是报考的中央美术学院，结果没考上。第二年又重新考的机械制造。后来，看到北京市工人业余话剧团在招演员，我就又去考话剧表演，结果考上了。２年后，我们那个班一共是38个人，有20个人分别去了全总文工团、北京市文工团、煤矿文工团，包括还有两个人去了人艺。现在已经挺有名的演员王奎荣是我们同班的。还有王志飞。我也考上了全总文工团，我们单位不放我，又给我房子又提职的。但我还是转行去了友谊艺术团。但是没待多长时间有个外企来找我去面试。于是我就去了那家外企。
我又转行那会儿真的很迷茫，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喜欢艺术的人都浪漫，觉得自己可能什么都行，其实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外企那会儿挺火，能去外企也算得上是件荣耀的事儿。
我去的那个公司是一家搞化工的集团公司。外企用人相当灵活，只要你有能力就重用你。我到了那里以后，差不多每两个月升一次职，一年多的时间就成了企业管理部经理。从那里我学到了不少东西，知道了一个公司的运作全过程。那时候下海是个挺时髦的事儿，好像稍微觉得有点本事的都下海了。我跟朋友们借了点钱，30来万，全是现金。１９92年，30万算得上天文数字了。那会儿还没有100块一张的呐，30万块钱一大包。朋友们都认为我这人可信，做事稳，很能干，说诗鸽要挣不到钱，那别人别挣钱了。
我对化工领域稍微熟悉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