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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看看地图的话，罗伯特太子港跟我们漠河的纬度是一样的。冬季的北太平洋风大浪高，低压气旋和冬季巨风一个接一个，航行条件极为恶劣。而且公司强令我们走“气导”航线，也就是说走“气象导航”航线。从秦皇岛出发穿出渤海湾，经对马海峡，走日本的北海道，穿越阿琉申海，再从阿琉申的乌尼马克岛到罗伯特太子港。气导航线从理论设计上讲，航程最短，经济效益最好，但船员特遭罪。我们这一趟船自从出了北海道就没有低过8级风，到了白令海每天都是12级风。白令海地处北纬45度以上，北极南下的冷空气，西伯利亚的高压冷气团，北美大陆的低压团纷纷在这里交汇，这地方就不是人类生存之地。在卫星气象云图上，此地一个挨一个的低压气旋密密麻麻地挤满整个海区上空，等压圈间距不到30海里，这就是说，此处风力总在10级以上，同时还伴有厚厚的云层和雨雪。在船上很多地方都挂着倾斜仪，用来测船体平衡的，如果船是平的，表针就指向零度。而我们走进白令海后，就像个不倒翁似地摆来摆去，风力最大的一天晚上，突破了刻度最大值38度。你可以想像在那种情况下人体的感受。在学校时每次上船实习，我从来不晕船，而且还吃得更多，但在白令海这种风浪中我的感受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外边的海况就像你身处一个滚筒洗衣机当中。你周围的海水全变成了泡沫，风声完全没有可以形容的词，就是一片震耳欲聋。整个海全是白色的，天却是发黑的，像一口黑锅扣在头顶上。
我们是阳历1月1号走的，从罗伯特太子港回来走到大洋中间时大概是１个月以后了，正好是大年三十。早晨，餐厅大厨在菜牌上写的是12道菜、两个汤。到中午吃饭时，大厨就决定减成8个菜，把所有的油炸菜和汤菜都减掉了。因为风浪太大了。我们吃饭的桌子四边都有挡板可以拉起来，铺上打湿的厚毛巾，防止盘子和碗飞出去。但即使有这个挡板，盘子还是一个接一个横着飞出去啪地在墙上摔碎了。没办法，到晚饭时又减到6个菜，因为6个人一桌，正好一个人抓住一个菜盘子。你知道我们是怎么吃饭的吗？是左手一个菜盘子，右手拿着酒瓶子，干一口酒，把瓶子往腿中间一夹，再腾出手来夹菜吃。没一会儿就听到一片辟里啪啦的响声，不是人喝醉了，而是因为船颠簸太猛了，盘子和碗全摔碎了。
海上男子汉（3）
一般人形容前后叫颠簸，左右叫摇摆，上下叫垂荡。到垂荡时人就已经很难受了，而我们那会儿是上下左右一起来。这还不是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是对面一个巨大的涌浪过来，船顶不动了就在原地转圈哆嗦，在这个过程中，前后左右上下全有了，产生的那种共振让你觉得发虚，就像饿得发慌、心脏缺血、大脑缺氧。
有一天晚上我值０点到4点的班，船已经晃到了超过38度。船有一种自正力，但超过了38度就可能自正不过来，有可能倾覆；再一种可能就是大船突然折成两半。这种时候你可以想像人们心里的那种压力和恐惧。接班后，我一看驾驶舱里站了很多人，船长政委轮机长电报主任值班驾驶员还有海监室主任，都在驾驶舱里，但是鸦雀无声。在灰暗的亮光中我看到他们的脸色铁青，汗流直下，有的人明显在发抖，气氛异常沉重。这些老海员都是经过大风浪见过大世面的，海龄都在10年以上，但那一夜连他们都恐惧了。而下边舱里的人那天实际上通宵谁也没睡，每个人都是用皮带把自己绑到床上听着风浪声。
我是实习水手，带班的舵工是已有七八年海龄的老水手，但此时也晕得不行了，只能趴在舵上。我这４个小时，只能是双脚叉开，后背顶着墙，然后左满舵、右满舵，４个小时不停地摇。好不容易等到接班的人来，但我一看两人的脸色跟蜡烛也差不多了。我说：“这样吧，你们先下去吧，我再多坚持20分钟。”这时海监室主任就回头看了我一眼，这位主任后来做到了交通部救捞总局局长，只要一碰到我，不管是当着他的下属还是领导，他都会说：“在那时能多站20分钟的话，这家伙就不是一般人儿。”
其实我当时心里想的是，既然扛那就扛一个英雄气概。20多分钟后我下到舱里，反正也睡不着，我就给大伙做面条去了。等我做好一大锅面条儿端上来的时候，所有人回头看我的眼光是：这人有毛病！在这时候还吃什么呀？船长最先反应过来，他明白如果这时大家再绷紧的话，恐怕神经都要崩溃了。所以他主动先盛了一碗说：“我也来吃一点吧，挺香的。再加点醋开开胃吧。”
那个第一次远航的印象太深刻了，在我已经不干海员都七八年以后了，我才跟家人讲起，当时我们的船，胳膊粗的缆杆被浪打没了，拳头厚的钢板像纸卷一样卷起来了，甲板眼看着嘎嘎嘎地裂开一道道缝儿，随时可能一声巨响后就完蛋了。我的家人都说：“你怎么以前从没说过，我们哪知道干你这行这么不容易啊。”
但是我当时的感受是：作为一个男人，你的一生可能会遇到许多事情，每遇到一个挑战或者一个难题，你都应该尽你的所能拿出办法来。但有很多时候你拿不出来，怎么办？别哭！别！扛着，像一个男人样挺直腰杆扛着。当然你背地里可能会去抹眼泪，但表面上绝对不能，因为无济于事，只能是给自己添笑料。
我第一次出海有两个特别强烈的感受：一是自豪感，因为海员都穿着那种特漂亮的制服，工资很高，待遇很好，每次远航归来还能带回几大件。那时中国的物质还很贫乏，在人们面前有一种优越感。谁见了都称赞：哟！这小伙子，真棒！作为远洋轮出去又是代表一个国家，所以有一种极度的自豪感；但另一个却是极度的自卑，我们国家太穷了。我们那条船是18年的船，在当时远洋公司中已经算是中上的船了。10年以内算新船，10到18年叫旧船，18年以后叫“报废船”。我们当时一半的船是报废船。你想想那是1983年，咱们国家刚刚改革开放，刚开始有点钱来买船了。我们那条是一条前南斯拉夫造的船，虽然老了，但是它的钢板还很厚，机器比较可靠。但就是这样一条船，当我们过巴拿马运河时，还是深深地刺激了我。巴拿马那个地方是各国船队的大展览，说白了就是哪个国家穷，哪个国家富，在那儿都得到充分的展览。比如讲我们从美国回来过运河时，对面正好有一艘挪威的“北欧钻石”号去美国方向过运河。跟我们一样也是3万６０００吨的船，但人家却是最先进的1500个标准集装箱船，它的长宽已经是马拿马一个船闸的极限了。船体通身雪白雪白，沿着船头向后两条蓝色的流苏线。引领船的引水员一般是一条船配备一个，而这条船上却配备了４个引水员，１个在船头，１个在船尾，２个在驾驶台。他们的船长穿着崭新的白衬衫、笔挺的黑裤子，制服肩上扛着４道金杠，非常潇洒气派地站在船桥上。打个比方，一个是风采迷人的女明星开着一辆红色“保时捷”的跑车，一个则是疾病缠身的中年妇女开一辆二手的“桑塔纳”。什么感觉？人家这个船长就是搀着光彩照人的新娘去度蜜月。而我们呢？就像扶着一个老太太远涉重洋。我们整个船的船壳就像癞蛤蟆的皮，锈迹斑斑。不是我们不敲锈，是敲不过来。200米的船长，32米宽，七八个水手不停地敲也敲不过来。
在美国装货时，有一个装卸工的大工头跟我关系混得很好，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挣多少钱，我说挣40美元。“１个小时？”“不是。”“１天？”“也不是，是１个月。”他很不满地问：“噢，我们是朋友吧？”我说是。“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呢？”我说没有骗你，就是一个月挣40美元。他说不可能。我当然得给我们国家脸上抹点粉儿了，不能承认我们穷。我说我们中国住房是白给的，医疗是白给的，养老是白给的。他说：“好，就算你什么都是白给的，那么你40美元够喝啤酒吗？够抽香烟吗？够给老婆买首饰吗？这些总不能也是免费供给吧？”我当时哑口无言。
海上男子汉（4）
快９０年代了，世界上很多国家还根本不了解中国，一问就是你是不是日本人？菲律宾人？我们在澳大利亚或者其他国家看到报道我们的电视片，还是“文化大革命”那会儿的内容呢，人们都穿着一身绿、一身蓝，或者一身灰。
我有一年回到大学去看我的老师，老师的儿子也当了海员。他当时跑日本航线，我的老师很忧虑地问我：“怎么办呀？这小子一回来就说国外好，他会不会跑呀？”俗话叫“跳船”，那就是叛逃呀。我说他现在才去了半年，如果他２年之内不跑，他永远不会跑，２年之内他要跑了，他会后悔。因为我刚上船时去了美国和加拿大，人家也不比我聪明勤快，为什么就过得这么好？如果我到这儿的话，语言起码没有障碍，说不定也能过上这种优越的日子。但当时想再多走几个国家看看，等到多走了几个国家后，感觉到，你人可以在物质生活水平上很快提上去，但人活着是不是光吃饱了饭就行了？还有更高的追求呢？你能融入西方这种以基督教思想为宗旨的文化氛围吗？可能我这人比较保守，现在我仍然听不懂摇滚乐。我们的下一辈人可能听懂了，但是他是不是骨子里就懂了这种文化呢？人活着你还有一种更高的文化追求。你可以在美国拿到文凭，也可以混到白领，但是如果你的国家不强大，你在外国人眼里永远是个“换大米”的。再说我们的国家并不是说没希望了，比如说80年代上旬到罗马尼亚，那时齐奥塞斯库还没有被枪毙，没有改革开放，跟我们“文化大革命”时候的状况差不多，物质贫乏得不得了。我们仅仅开放了也就是三四年，就已经物质上大大丰富了。牛仔裤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