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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秦教授最后的结论，杨波有点儿不理解。他问秦教授：“现代人关于玉器的研究有什么缺陷吗？”
秦教授说：“关于玉器的研究，古代只是散见于一些记载中。
自清代大兴考据之风，才出现了一些专门论述，但也只是对器型和纹饰的考证。而现代人第一部论述，却是由一位日本学者写成的。
其后大陆也有些人云亦云的研究，大多借鉴故宫遗存和一些零敲碎打的古墓发掘，然后做一些闭门造车的判断推理，以专家学者的名义昭示天下。殊不知，这种研究的结果，对古玉的保存和保护极其不利。有的人因为专家的意见，而把本该是国宝的东西当作新仿，随意弃置。你说这种危害不大吗？“
杨波点点头，说：“难道古玉研究竟会这么不慎重吗？”
秦教授说：“这有历史的原因。中国长时间的闭关锁国，造成了交流和交易上的故步自封、夜郎自大，这是其一；近年来对玉器主要使用对象的帝王墓发掘很少，可资借鉴的材料不多，造成了认识上的偏颇，这是其二；再加上新仿古玉的冲击，使多数人谈玉色变，认真作假，这是其三。事实上，古玉鉴别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复杂，只是有些人故弄玄虚，造成了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而已。”
杨波有点怀疑地说：“中国那么多古玉研究专家，真的没有个好的研究结果？”
秦教授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只靠几位专家能起什么作用？再说了，专家只对着故宫博物馆的藏玉照本宣科，至于散落民间的文物，却不注重收集和整理。至于民间一些玩家，虽然收藏了不少精品，却很少与人交流切磋，藏之密室、束之高阁，完全失去了收藏的意义。其它不讲，仅举一例。如有个专家宣称，镂空玉雕出现于宋代；其实，作为一种技法，镂空在春秋战国，甚至更早的年代即已产生，怎么可以如此武断地下结论呢！这样做的结果，还不是害己害人，贻患无穷吗？依照他们的那种观点，妇好墓中的镂空玉璧也只能算作新仿品了。这反映了现代研究中，一些人浮躁、虚华、不切实际的心态和作风。“
杨波见秦教授讲到这里，怕他把话题再扯远了，赶忙插话直奔主题。
杨波说：“秦老，我最敬佩您的就是这种脚踏实地、刻苦认真的工作态度。只是今天我想告诉您一件事，固县发生的几起文物案，您老大部分都参与了，对情况比较了解。这几年固县文物走私分子太嚣张，不仅公开盗挖古墓，甚至于对文物考古方面，只要一有线索，文物就会失窃。特别在真妃阜案件中，既盗了墓，还杀了人，由此可见犯罪分子的猖狂。最近，省博物馆的那只金觚也被人盗走了，至今没有任何线索。这一连串的事件，说明了犯罪分子的狡诈，也说明我们对文物走私打击的力度不够。我推想，这次金觚失窃绝不是孤立的事件，也许，金觚本身藏有一个秘密，它的失窃可能预示着一个新案件将要发生。您老是惟一接触过这两只金觚的专家，您能为我们破案提供些什么线索呢？”
秦教授好像并不吃惊，他长叹一声，缓缓地说：“你预料得一点不错，我能告诉你的是，这两只金觚中确实隐藏着一个秘密，一批古玉的埋藏地点。”
杨波听他这样讲，也不禁紧张起来。他问秦教授：“秦老，您说犯罪分子盗窃金觚是为了找寻古玉埋藏地点？”
秦教授说：“不错，这个地点就是‘种玉谷’。那两只金觚上就有‘种玉谷’的地址，一述山川国别，一叙具体地名；仅有一个还不足以了解秘藏，只有把两只金觚的文字进行对照，才可明嘹种玉国的地址。现在，这伙人盗走金觚，显然是为了找寻‘种玉谷’。”
杨波问：“既然如此，您老记得金觚上的记述吗？”
秦教授略带犹豫地沉思半天，说：“事隔太久，我也记不清了。
假如金觚还在，这个结论很快就可以下的。只是馆藏文物丢掉了，又能怪谁呢？办事效率低下，工作不负责任，争名逐利，尔虞我诈，这一系列的问题已成为一些机关和单位由来已久的通病，现在却给犯罪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使国家的重要文物丢失。你说不应该好好地反省反省吗？“
说到这里，秦教授忽然打住口，郑重其事地说：“有件事我想给你讲讲，或许对破案有所帮助，也未可知呢！”说着，他如数家珍般把探索山洞的所见所闻，以及探索古洞的全过程给杨波他们讲了一次，最后特别强调说：“山洞中的文物主要是那些难得的竹简、石册和图书是先秦到宋代的，这些文物很可能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前的文化典册。它们的发现，是考古和历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不仅可以解开许多历史的谜团，同时也为我们研究传统文化提供了实物数据；至于其它青铜器及金银玉器虽然珍贵，但同时期这类文物发掘得较多，研究价值并不太高。不管怎样，一定要保护好这批珍贵的文物。”
杨波听秦教授讲完，忽然就把紧皱的眉头放开。他问秦教授：“您可以确认石屋中的那个人一定是静尘吗？”
秦教授说：“我同静尘已有好多年的交往了，怎么会连他都认不出来呢？那天静尘没穿僧衣，却穿了身蓝色中山装。如果不是细看和听他说话，我还真不敢断定是他呢。听他们说，又发现了什么玉藏。只是我有点耳背，没听清楚下面的话。”
秦教授讲到这里，忽然就停了下来，仿佛又触发了什么灵感，怔怔地想着什么，却没有再讲话。
杨波却对静尘的出现很感兴趣。他有点儿紧张地问秦教授说：“关于石洞中的情况，你给人讲过没有？”
听到问话，秦教授也有点紧张起来。他疑惑地说：“依照你的分析，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杨波说：“现在还难断定，不过可以肯定地说，这群人深更半夜聚在那里，一定有所图谋，决不会有什么好事情。只是事不宜迟，您老赶快向有关部门报告洞中的发现，尽快组织考察，其它事情由我来安排。”
事情就这样敲定了。杨波忽然就把话题扯到了焚书坑儒的事件上。他问秦教授：“秦老，对历史上发生的焚书坑儒事件，您是怎样认识的呢？”
秦教授看了看杨波，他对这位年轻的公安科长有好感，也乐于同他聊天。于是便捋了捋花白的头发，开了腔。
“关于焚书坑儒，人们历来对它褒贬不一。不过，考察这件事，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斗争的状况。秦始皇剪除六国之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并推行了一整套巩固政权的措施，像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等等，其中最著名的一项就是‘书同文’。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发生了‘焚书坑儒’这件历史大事。事实上，‘焚书’与‘坑儒’是两件事，相隔只有一年。历史上的‘焚书’，是秦帝国采取文化专制主义的一种表现；主要目的在于焚烧除秦国以外的其它六国的典籍，还有藏之于民间的《诗》、《书》、《礼》、《乐》等诸子百家的文章。而‘坑儒’则是对洛阳那些言必子乎者也、话必《易》、《礼》、《春秋》的旧诸侯国儒生们进行的一次政治屠杀和思想清算。在宰相李斯的一手策划下，先是杀掉了四百六十名诋毁新政、厚古非今的学者，紧接着又在温泉山谷中种瓜诱杀七百名儒生。‘焚书坑儒’是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始皇帝政治野心的恶性爆发；他用武力统一了天下，也幻想着用武力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这样的暴政无疑是自掘坟墓。在‘焚书坑儒’事件发生后不到五年的时间，秦国就灭亡了，不能说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关于这一点，唐人有诗讽之日：“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客观地、历史地看待这件事，统一全国的文字，固然是一种进步，有利于文化交流；而要通过‘书同文’，达到一种带有愚民色彩的思想认识的统一，则是违背‘人性’的党同伐异、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一种专制。遗憾的是，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愚蠢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悲剧却被历代统治者程度不同地上演着，徒增许多笑柄，结果是适得其反。事实上，文化专制主义，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的瑕疵，尊重历史并不是全盘照搬历史，把历史教训当作经验来肯定，这是一种愚昧和无知。从历史上看，惩治思想，是作为灵长类的人类的一种悲哀，也是最容易导致社会不安定的直接原因。反抗产生于压迫，没有压迫又何来反抗？这个最简单的物理学上的定理，也是一个深刻的社会结论。”
对着秦教授的侃侃而谈，杨波只是觉着他的高深。真要对这个历史事件下结论，杨波自觉无能为力。他只是想：如何评价历史，只是个见仁见智的事情；人们的结论往往就是自己的需要。只是，这种顾左右而言它的方式，不仅发明于古人，而且传承于后来，却也算得一种国粹吧。既是传统，又何必再对它指手划脚呢！更何况自己本来的意思也不在这里。有件事他一直未对教授讲，因为本案中出现的大型玉辟邪遭到了专家的否定。他们认为玉雕根本无大件，尤在秦汉以后更不会出现。专家论断的意义，对于本案至关重要，因为根据专家的推断，这些石雕玉作的年代最早不会早于清晚期，如此一来，整个案件的性质就会大大改变。他今天的目的，就是要弄清楚一些理论上的问题，比如说，秦汉时期究竟有无大型玉件。于是他又引导性地问秦教授：“这秦汉时期究竟有没有大件的玉雕？”
秦教授不知道杨波问话的含义，但他还是调整了一下思绪，说：“秦汉是玉器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也堪称玉器制作的巅峰期，怎么会没有大型玉雕呢！这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