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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效果就像发掘到一个智能的金矿，其丰饶将使前几代汉学家大为惊诧，也
可能使中国老年著名学者欣羡。
在经历了6年抗战后的贫困中国，李约瑟亲自驾驶着由救护车改装而成
的两吨旅行车遍历大后方的10个省，东南到达闽、粤，西北直上秦、陇，西
南远达河海之滨，行程5万公里以上，访问了300多个文化教育、科学机构，
接触到上千个学术界著名人士。他广泛访问大学实验室、各类工厂、医院、
铁路联络站等。只要有科学工作者需要物质和精神鼓励的地方，他都去，难
怪气象学家竺可桢在一次讲演中赞扬李约瑟在中国的工作真是“雪中送炭”。
李约瑟看到这些著名专家学者教授住在古旧寺庙和破落宗祠经粗略改造
的学术单位里，用原始简陋的工具和自己制造的玻璃器皿以及极少量剩余下
来的化学药品，不怕困难而坚毅明智地发明创造出许多卓越的成就，写出了
光彩耀目的优秀论文来。这一切激发起他的深切感慨和敬佩，他赞佩中国学
人坚苦卓绝的勇毅和超乎寻常的智慧，于是他积极地通过英国文化委员会供
应他们所缺乏的新刊图书，并从印度代购迫切需要的仪器和化学药剂，又竭
力介绍他们的论文发表于国外科学期刊，推荐一些人到英国进行研究，也邀
请了一些英国学者来华讲学并协助他的工作，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中英科学
交流合作机构。其夫人李大斐于1944年也来到中国，夫妇俩活跃在大后方广
阔天地的文化艺术界。中英合作馆于1945年发行了一本图文并茂的《中国科
学》，总结了从1942年到1944年的3年工作，报告战时中国科学活动的真
实情况。1948年又出版了《科学前哨》，以大量摄影图片和翔实记录向全世
界公布抗战时期中国科学界的优异成绩。该书自叙中说：“前哨并非我们和
我们在中国科学合作馆的英国同仁们自认为中国是科学前哨，而是指中英人
士一起在华西建立起的科学前哨。我们受着反侵略的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
好像拥有西藏高原和戈壁沙漠的后盾。我们这些科学前哨同仁尽了我们最大
的努力，协助抗战军人完成了一次最大的扼制侵略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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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沟通中英科学交流事业、赠送英国运来的书物在全中国一视同
仁，他对延安的自然科学院、白求恩医院与鲁迅艺术学院给予资助，照样如
同给予白区的文教科机构。国民党横加拦阻，他就托宋庆龄、新华日报等私
人或机关转运而不顾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忌恨。他认为越是困难越该扶持协
助。他在职之日，始终坚持不懈。
李约瑟每到一处，总是以学生的面貌出现，从不摆老资格，因而很快就
同中国人民结下了友谊。他在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接触中，进一步了解中国
各方面的发明史，了解有关的文献，从而来实现他早就拟定的宏伟计划——
编写一部前人所不敢想，更不敢编的关于中国科技史的专著。他四处旅行，
各处觅书，先后购得《庄子》、《周髀算经》、《天文大成》、《太平御览》
等大量书籍，这些书籍成了后来剑桥图书馆里所收藏的中国书籍的基础。
李约瑟在中国与许多伟大的政治家和学者有联系。如著名诗人和历史学
家郭沫若是他的私人朋友。李约瑟在四川期间，曾每周携带一些西药和食物
前访一位抱病的穷学者，他们一面谈话，一面做笔记，以后彼此成为挚友。
这位学者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任
中国科学院院长期间，对李约瑟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给予了热情的大力
的支持。李约瑟还结识了李四光、傅斯年、李安宅、李济、陶孟和等人。由
于当时八路军办事处在重庆，李约瑟还认识了周恩来，而中国银行的冀朝鼎
则早在他来到中国之前就是老朋友了。他还同时被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
研究院接纳为外籍院士。
李约瑟在抗战后期写给鲁桂珍的一封信中写道：“从我初到这里以来，
你们国家和人民所给予我的感受是无与伦比的。”“我自由地体验了中国家
庭和市集生活，亲眼看到一个在崩溃中的社会的苦难，它等待着即将来临的
黎明。”为了深入生活，他历尽辛苦，“有时候搭个行军床在荒庙里过夜，
有时睡在合作工场的背后。除了免不了的蛇蜥百足虫之外，还有成群的大老
鼠。”“但另一方面，我却品尝到了许多好吃的东西。”
到1945年，中英科学合作馆已拥有6名英国科学家和10名中国科学家，
他们竭尽全力解决设备不足的困难，供给必需的图书报刊，还组织中国科学
家和盟国同行间的接触。
在中国的这些经历，也给他带来很大变化，使他心情安宁平稳，不再像
过去那样总是急急忙忙；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固执己见，刚愎自用。可以说，
他的“道家”思想越来越浓厚，连取号也取“十宿道人”——“十宿”是中
国最古时对约瑟（Joseph）的译音。在此之前，他在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五卷的 ‘中国金丹术’部分的四个分册时，为自己取了“丹耀”的别号，
它是李约瑟对中国古代道士们在外丹炼丹术上的化学成就以及内丹炼丹术在
生理学上的特殊功能表达的敬佩而择取的。后来他又给自己取了一个十分得
意的雅号“胜冗子”，他后来解释说：“冗”字的一个义项是“混乱繁复的
事物”。“胜冗子”的意义就是“克服混乱的能人”。“每当我开始新的一
个篇章的写作时，我总体验到在我们的研究和探索的对象中充满了误解、错
译、不正确的观念和五花八门的谬说。可是，随着工作的深入，真实的、明
净的图像才层层剔去膜衣而逐渐呈现出来。……许多对象，当它们刚着手探
研之时，对我们来说确乎是如此。” 《中国科学技术史》每一章的编写都需
要李约瑟理清他所收集的大批冗杂的文献资料。
六、编著 《中国科学技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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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李约瑟在中国被聘请去巴黎建立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
（UNESCO）的自然科学部，这个组织原先取名“联合国教育文化组织
（UNECO）”，“科学”两字是在李约瑟作了一番努力之后，才加进去的。早
在1943年他便有设立全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作机构的设想。这职位正合他的想
法，因而欣然赴任。为此他曾周游世界各地——澳大利亚、印度、美国和欧
洲，到处与科学界、政治界有影响的人物商议此事，并在重庆发表过三篇专
题备忘录。他所要建立的自然科学部的任务之一，是在世界较不发达地区成
立几个实地科学合作馆，开展工作；同时对加入各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提供经
济援助。李约瑟在该组织工作两年后回到英国剑桥。以后又担任了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顾问。中英科学合作馆在抗战胜利后迁往上海，改称为英国文委
会办事处，因后继无人，作风顿异。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个机构就被解散
了。
回到剑桥后，李约瑟的生活与过去大不相同。以前他整天呆在生物实验
室，现在则主要是在学院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了。他在那里负责了两年
图书馆工作。当他发现图书馆里“外界世界”的书籍不足时，就花了大笔钱
去购买中国和印度的书，以及关于阿拉伯文明和非洲文明的书。
1946年李约瑟离开中国时，他已经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对中国
人的生活习惯也有了感情。例如，他特别喜欢中国人的“蓝色”，在剑桥的
时候，就经常穿一件这种蓝色的长袍子；他曾买了一辆名厂的蓝色新汽车，
但却不喜欢它的蓝色，于是又将这辆车改成景泰蓝那样的“蓝”色。
李约瑟除了讲授几门生物化学课和出席系内一些有关生物化学的会议
外，开始把全部精力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上。随着研究的深入，兴趣
也愈加浓郁，于是他决定撰作《中国科学技术史》。
李约瑟在谈到编写这部书的起因时讲道：“中国对西洋人来说是一个疆
域辽阔、古老富庶而又有卓越文化的发源地，但对于这一文化知之甚少，在
西方人心目中，中国文化同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一样，
都是迄今仍然生存着的伟大文化，至于其成就与其重要意义则茫无所知，他
可能想到的是关于它的时事，最多是过去半世纪以来，尤其是中国在国际事
务中东山再起的影响。一个西方人，他可能信服 （正如李约瑟的巨著《中国
科学技术史》所指出的那样），在基本性的发明中，印刷、纸、磁针都源自
中国，也许还可以加上火药、眼镜或制作陶瓷的转盘；除此以外，他们就觉
得模糊了。一个西方人也许会有这么一种印象：中国人根本上是讲求实际的
人，有能力完成令人感兴趣的技术创新，但这些创新，没有一样是他们所谓
的科学的。即使他觉得有一些也许可以算作是科学的，但也会怀疑它们对西
方曾经有过什么深远的影响。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目的，过去是、今
天仍然是为了消除这种模糊观念，打破这种无知，肃清这种误解，把人类努
力的不同源流归结到一起，使能发现，他们并不是分道扬镳，而是万流归宗
的。这项工作很艰巨，却又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