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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是中共设在国统区的一座桥头堡，也是一个窗口。任务相当复杂、繁重。给中共采买各种物资、同中央保持电讯联络、迎来送往以及同国民党特务进行斗争等等，都是办事处经常性的工作。
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几乎清一色是没见过什么大世面的“红小鬼”，由于他们头大个小，加上为和“通讯训练班”的学生身份相符，李克农让大家穿起了统一的学生装，所以附近的群众都戏称他们是“娃娃”，办事处自然也就成了“娃娃店”。当时西安有两家放映无声电影的电影院，对学生只收半价，办事处的这些“娃娃”们就冒充学生到电影院去看半价电影，算是开了洋荤。一到休息和吃饭时间，院子里总能传出阵阵喧哗和打闹声。然而这些“娃娃”，年纪虽然不大，工作却丝毫不能马虎。因为李克农对工作抓得很紧，特别是对机要工作，更是随时检查，不许出漏子。
由于周恩来经常外出活动，李克农给他配了警卫副官陈有才。他除了教陈有才做好警卫工作外，还教他随周恩来到国民党机关时，如何给传达室通报、递送周恩来名片等等，并且给陈有才特制了一套呢子大衣和礼帽。
对这些“红小鬼”，李克农耐心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教会大家如何开展工作。一些原来握枪的粗手，也在李克农的指导下，学起了如何给客人挂衣帽、如何递烟送茶之类的细活。这，也是工作。办事处刚刚成立的时候，由于工作人员大多是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土包子”，不懂社会上的礼节，客人进屋，他们不知如何接待，只顾着站在一边看。周恩来说这可不行，就要李克农等人教大家怎样待人接物。李克农说，客人进来后，要先引到客厅外，帮客人把大衣、礼帽挂在衣架上，再引进客厅请坐、上茶……如此如此。
就是这样，笑话还是不时地出现。有一天，一位民主人士来办事处，一位小公务员照章办事，不等客人站好，就动手将客人头上的礼帽摘了下来。幸好这是位对我党友好的人士，客人只一笑了之。李克农得知后，将这个例子作为教材，告诉大家要等客人自己取下礼帽后，才能接过来挂上，不要抢先动手。
边摸索、边学习，“土包子”们也渐渐地适应了环境，成为彬彬有礼的服务人员了。
俗话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李克农是豪杰之士，也是有情之人。在办事处，稍有空闲，他就常常想起父母妻儿。上海一别5年来，他和家人天涯海角，音信杳然。念及此，他给芜湖的亲人写了一封家书。
李克农是个好儿子，也是个好丈夫。斯诺的《西行漫记》中，用寥寥数笔为李克农勾画出这样一个形象来。1936年10月中，我在红军中呆了近4个月以后，回白色世界的安排工作终于完成了。……
李克农的儿女们
“别忘了我的假臂！”蔡树藩叫道。
“别忘了我的照片！”陆定一提醒我。“我们等着你的航空队！”杨尚昆笑道。
“给我送个老婆来！”李克农责怪道。
李克农的要求不高，只要夫人送来，即心满意足矣！
其实，李克农一家人也整日为他牵肠挂肚。赵瑛带着孩子回老家后，一家人只能从国民党报纸的零言碎语中推测红军的行踪，猜想李克农的下落。
家里生活日见艰难，在芜湖颇有些名望的老父亲被迫到处借债，赵瑛当小学教员，勉强养家糊口。处事庄重、待人谦和的赵瑛，把一个人口多、收入少的大家庭安排得十分妥贴，对公公、婆婆关心备至，与孩子们的叔叔、婶婶也能和睦相处，她话虽不多，但却赢得了大家的敬重，就连公公也尊称她为“赵先生”。李宁日后曾经这样回忆起那段时期的赵瑛：
母亲教学工作相当辛苦，每天晚饭后，人们都已各自休息了，唯有母亲还在昏黄的灯下，精心地为几个班备课和批改作业。有时还要为我们姐弟缝制衣服。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有时我们睡醒一觉，仍看到母亲在灯下为我们缝补、操劳。这些都深深地烙印在我们脑际。真是千针万线浸透了母亲多少汗水，蕴藏着多少慈母的爱啊。繁重的教学、繁琐的家务、五个子女的抚育，沉重的担子压在母亲的肩上（当时她才三十多岁）。一九三四年，外祖父病逝，家业衰落，照顾外祖母的担子也压在母亲的肩上。
李克农作为一名被国民党通缉多年的“共党要犯”，孩子们不知其生死存亡，而国民党的报刊上却时常出现有关他被捕被杀的消息。为了避开骚扰，孩子们上学填写表格，在“家长”这一栏里，填的不是李克农，而是爷爷李哲卿的名字。
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全家的生活愈见困难，有时甚至要靠典当度日，几个孩子的读书也成了问题。
一天，赵瑛将几个孩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你们也慢慢地长大了，不要再依靠家庭了，要学会独立地创建自己的生活，有机会在学校学习固然好，但不是唯一的，有些大学问家就是自学成才的，只要自己努力，辛勤地劳动，总会获得丰硕的成果。”几个孩子历尽生活磨难，很体谅家庭的困难，为不增加母亲的负担，纷纷中途辍学。
16岁的李宁高中刚读了一年，就前往南京找了一个小职员的工作，从此走向了社会。
而小女儿李冰，则在凄风苦雨中度过了难忘的青少年时光。初中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十分困难，李冰听从母亲的安排，考入了美国教会在芜湖开办的弋矶山医院护校，这里四年包吃包住，毕业后有文凭，较易找到工作，对李冰来说真可谓一大幸事。然而，进护校要先预交50银元保证金。就是这50元，对赵瑛来说也是一笔巨款，她四处借债，还当掉了自己稍稍值钱的东西和衣服。幸运的是，当时赵瑛的娘家情况略好，靠着他们的资助，李冰才得以考进了护校，在录取考试中，李冰成绩名列前茅。当李冰收拾衣物准备去护校时，赵瑛含泪送别：“以后的日子就全靠你自己了，不管怎样你都要坚持，将来一定要做个有出息的人。”
“做个有出息的人！”这是赵瑛对孩子们的要求和期望，此刻，她将这句话送给了年幼文弱而又即将挑起社会重担的小女儿。弋矶山医院———这里是美国基督教文化的一面镜子。院长是美国人，教员和职工也有不少是美国人，而且他们都是基督教徒。李冰，这个血管里涌动着和父亲一样澎湃热血的少女，在这样的氛围下，显得是那么格格不入。为了不被歧视甚至是除名，李冰和几个非基督教徒的同学，也跟着这些美国人去做礼拜，参加各种教会活动，当然，她们虽然和其他人一样，跪在耶稣像面前闭眼祈祷，但心中并没有想着上帝和《圣经》，而是期盼着能早日毕业，将来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由于李冰在工作和学习中非常努力，成绩优良，加上为人处事小心翼翼，受到周围人们的广泛好评，渐渐地也就习惯了那里的环境。谁知天有不测风云，1938年，也就是李冰进入护校的第二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芜湖，美国人的家属和一些高级医护人员都纷纷逃离医院。赵瑛也带领家人到巢县乡下避难。
当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日、美并未交战，作为长江下游一所较大而且有些名气的弋矶山美国教会医院，日本人一时还不敢轻举妄动。由于医院空地多，不少难民纷纷拥入医院，搭起棚子，把这里当成避难所。
赵瑛逃离芜湖前夕，和李冰商量了她今后的去向。赵瑛认为，目前医院还是比较安全的，希望李冰能再坚持两年将文凭拿到手，将来也便于找到工作。于是，李冰就留在了医院。
赵瑛带着家人走了，整整两年音讯全无。而这两年，李冰是在恐惧和不安中度过的。
弋矶山医院门口多了日本士兵站岗，不得随便出入。每次外出都必须向日本兵鞠躬，接受盘查。1940年李冰毕业时，原先招生的30个人只剩下了4人，而非基督徒只有李冰一人。第一次拿到工资时，李冰放声大哭！
由于家人没有音信，李冰毕了业也无处可去，而当时医院正需要人手，李冰被要求留下工作。不久，她就被提升为手术室护士长。1940年底，日、美关系日趋紧张，日本人开始出现在医院里，日本人的重病患者也不时送来诊治。医院里人心惶惶，美方院长和其他一些美国人开始撤离，最后只剩下了几位年老的美国医生与护士长，医院成了维持会，“到哪儿去呢？”这是每天盘旋在李冰脑海里的问题。
骨肉分离的痛苦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当李冰焦虑不安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天，医院办公室的中国主任将李冰找到他的办公室去，神情紧张地询问起她的家事来，并告诉李冰：日本人已来医院调查了李冰两次，称芜湖的共产党分子李克农的女儿据说就在这所医院里。由于李冰进校时已改名“李静彬”，“家长”是爷爷李哲卿。所以院长只答 应进行调查，应付了过去。
不久，日本人又来盘问，院长见事有不妙，赶紧劝李冰离开医院。可是年方20岁的李冰投奔何方呢？她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急得整天只有哭泣。
几天以后，有两个身穿老百姓服装的陌生人到医院来找李冰，说是赵瑛派他们来接她去上海的，并给了一笔路费，而且他们还告诉李冰到上海车站后有人来接她，交待了如何找到接待的人。原来，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的初步形成，李克农终于和家人取得了联系。1936年11月，赵瑛收到了李克农从北方捎来的鸿雁，李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