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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月23日，杭州市拱墅区法院判决一起被新闻单位聘用的临时记者利用采访便利收受贿赂案。宗纪胜26岁，2001年8月应聘到中央电视台中国房产报道栏目组。同年9月，宗受栏目组委派，到浙江东阳市对一起房产纠纷案作前期采访。采访中，东阳市吴宁房地产开发公司用10万元与宗达成私了协议。宗纪胜回京后，将已拍摄的录像带锁进抽屉。2001年11月，宗纪胜再次前往杭州，提出拿50万元销毁录像带。吴宁公司只得拿出15万元现金，并写下35万元的欠条。事发后，宗纪胜被判11年有期徒刑。
新闻记者算不算公职人员？此事似可参考香港做法。
2003年10月
杨利伟
●船天飞行员
●中国人首次飞入太空
中校杨利伟自我把持很好，开口说话，亮相敬礼，均中规中矩，无从挑剔。甚至，杨显得很老实，他说，我没有看到我们的长城。否则，38岁的冷藏骄子瞬间名扬天下，要遭人嫉妒的。
2003年10月15日9时9分，中国自行研制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准确进入预定轨道。10月16日6时23分，神五降落在内蒙古四子王旗主着陆场。杨利伟走出返回舱举着V字手势的亮相，肯定是2003年中国经典形象之一。
杨利伟是辽宁绥中人，“从小就看出是个当飞行员的料”。1992年夏天，杨在新疆训练，飞机突然空中停车，杨驾着没有动力的飞机完好迫降在机场跑道，飞行服已被汗水湿透。“团长激动地当场宣布，给他记三等功一次！”
如果迫降不成功，杨利伟牺牲了，记特等功又有什么用？而杨保住了飞机和自己的生命，没有辜负这许多年国家的培养，记一个三等功是不是小了点？并且，记功只是团长当场激动时碰出的一句话，没有经过群众评议组织考察，这事就算成了——功是组织，过也是组织，作为公家人，杨利伟就是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
虽然杨利伟是中国航天工程中的一个大个儿的螺丝钉，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形象人物，杨还是被安排外出亮相，作报告，在香港唱《真心英雄》。11月7日，中国最高层举行庆功大会，此时杨利伟已升为上校。从合影照片上看，杨利伟着一身蓝色航天服站在深色西装和军装中间，极抢眼。照片上共有72人，30人穿西装，41人穿军装，余1人就是杨利伟。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委领导坐在第一排，杨站第二排正中间，右前是胡锦涛，左前是江泽民。
神州五号的成功，使中国与俄罗斯、美国一同成为世界上三个能够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国家。自1961年4月12日加加林首飞太空至今已42年了，对中国人来说，航天不是能力问题，而是要不要、要了之后干什么的问题。
除去政治军事目的，如今人们更关心的是经济效益，关心的是在和平时期如何不使航天事业成为只投入不产出的烧钱机器，如何使事业变成产业。
《21世纪经济报道》社评认为：与海洋文明时期一样，未来的太空文明时期亦存在对国家太空探索能力的竞争考验，而这种探索能力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未来的生存空间。国家对太空的探索需要量力而行，要与国民经济发展形成良性的循环互动。昔日制海权兴起时期，有保护远洋贸易的需要，才有远洋舰队的发展；而远洋贸易的兴盛反过来使远洋舰队更为强大。今天也是一样，必须要让航天科技的发展来带动经济的成长，再通过经济的成长来反哺国家的太空探索能力。缺乏互动的片面发展有太多的历史教训。晚清政府的北洋舰队没有远洋贸易的推动力与给养，单向的军事发展也就备受阻滞；前苏联勒紧腰带搞太空军备竞争，最后导致经济被拖垮。
《中国青年报》评论员认为：由于历史局限性，计划经济体制下两弹一星的科技成果很难充分市场化，另一项国家重点科技工程863计划同样存在市场转化的体制瓶颈。实践证明，科技要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除了远见和决心，还需要市场化。以美国为例，当年耗资240亿美元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其科技成果转化为民用后衍生出数千亿美元的市场。另有资料显示，空间探索迄今已经为美国创造了两万亿美元的财富。据报道，本次承担飞船研制和生产任务的中国航天集团，其收入三分之二来自市场，他们研制运载工具的经费也大都以银行贷款等方式自行筹集，国家拨款只占很少部分。体制上的变化已经显现。一个国家的雄心，不仅仅在于把她的一个航天员送上太空，更在于她通过这种努力试图改变什么；而她努力想要改变的东西，又依赖于体制上的不断探索和完善。
神州五号发射成功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谢名苞披露，神五飞行花费不到10亿人民币，载人航天工程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使用资金180亿人民币左右。据悉，美国发射航天飞机的成本为每次100亿美元，俄罗斯每次也要花费数十亿美元，而中国的发射成本“离这些国家的零头都不到”。
中国航天产业瞄准了商业发射。2002年全世界共进行了24次商业发射，估计创收约19亿美元，而2001年是15亿美元。一位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认为：“美国对华卫星出口许可证的禁令在5年之内可能解除，长征系列火箭在商业发射服务市场上肯定要再展身手”。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一位研究员估计，中国的航天产业至2005年将达到1000亿人民币的规模。在卫星的产业链中，国际上对制造与发射有个大概算法，平均每发射一颗卫星，卫星制造费用约1。2亿美元；火箭费用约为卫星造价的25％，约0。3亿美元；发射费用为卫星的25％，约0。3亿美元；保险费是这三项的20％，0。36亿美元。
或许中国的航天产业会成为另一个姚明，杨利伟也不能总穿军装，时常也要穿西装夹皮包了。正当中国人愉快地做着金钱梦的时候，一些老外却睡不着了。英国《星期日电讯报》10月19日载文称——赫鲁晓夫1956年在莫斯科气势汹汹地警告一个西方外交官代表团：“无论你们喜欢不喜欢，历史都站在我们这一边。”尽管前苏联从来没有能够埋葬西方，但共产主义中国可能会。拿破仑曾将中国称为“沉睡的巨人”，并预言说，“一旦中国醒来，她将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撼”。而现在中国已经完全醒过来，而且拥有被人们广泛猜测到2025年将超过美国的经济实力。此外，中国现在正在恶狠狠地盯着她认为曾在帝国主义时期使其落后的英语文明。第二次义和团运动已经开始，不过这次是在贸易领域（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现在高达1000亿美元）。中国拥有一支230万人的军队，因此中国邻国们的害怕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是我们必须清醒地面对一个苏醒的中华帝国对全球所构成的威胁的时候了。
英国人提到了义和团，其实中国学界也时常以批判色彩提到义和团，但今日中国的崛起以及外贸的扩大，与百年前的义和团是两码事。如何认识这个问题，与学识和修养不相干，惟屁股怎么坐。
中国神五成功之前，加拿大众议员迪派克·奥布莱（Deepak
Obhrai）就在加拿大媒体上频繁露面。“中国人把该国的第一名宇航员送入太空，他们还有耗资更加巨大的探月计划。我的困惑是，如果这个国家有能力在这个领域支付如此数目的开销，那么我们是否还有必要继续给他们国际援助？”奥布莱要求尽快停止对中国援助。据了解，近年来加拿大年均对华国际援助支出为5100万美元。
10月21日，日本财务大臣谷垣祯一在一次内阁会议后向新闻界表示，针对中国发射载人飞船成功以及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日本政府内部已经出现了削减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的呼声。
自1979年以来，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了总额约2。9万亿日元（约合1551亿元人民币）的政府开发援助，占中国接受外来援助的60％多，日本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援助国，而中国也长期居于日本对外援助的前两位。
但是，中国人并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日方的单边示好，也许把它看作是日本对中国放弃政府索赔的一种变相感谢更准确些。1945年二战结束后，据国民党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按照当时价格的估计，中国的战时损失不低于620亿美元。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前曾表示，如果中方索赔数目适当，将考虑对华赔偿问题。但当时的中国政府着眼大局，放弃了国家赔偿要求。
1992年；日本内阁发表了新的《ODA大纲》，对援助原则进行了大幅度修改。2000年，日本政府取消了对中国的资金优惠划拨方式，开始大幅度地削减对华ODA贷款的资金额度，减幅每年在20％以上。尽管中国经济连年发展迅速，但人均年GDP离日本停止贷款的5000美元基准线，甚至离停止无偿援助的1500美元的平均基准线还有相当距离。这是常识，与学养无关。
2003年对中国航天事业来说是标志性的一年，但对其它国家就不同了。2月1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回家的路上失事，7名宇航员遇难。此前的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也有7名宇航员遇难。
2003年8月22日，巴西阿尔坎塔拉发射场上空突然升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