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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律师-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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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缘分尽了,再明白不过了,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不会再原谅她。她已成为过去。我决定放弃她,忘了她。如果我有权追逐女人,那么她享有同样的权利。
  对,就这么定了。
  凌晨两点,我不知不觉来到了杜邦广场。我不理同性恋者发出的口哨声,走过无家可归者的身旁,他们蜷缩在破被子里,睡在长凳上。这很危险,但我丝毫不在意。
  几个小时后,我买了一盒十二只装的油炸饼圈,外带两大杯咖啡和一份报纸。露比如约等在门前,冻得直打颤。她的眼睛更红了,笑容也有点僵硬。
  我们的谈话地点在办公室中前面的一张办公桌上,上面堆放文件最少。我把桌面清理了一下,招待她喝咖啡吃饼圈。她不喜欢巧克力夹心的,而偏好那种水果夹心的。
  “你看报吗?”我打开报纸时间她。
  “不看。”
  “你认识字吗?”
  “不多。”
  于是我读给她听。我从第一版开始,主要是因为上面登着一幅巨照,照片上的五副棺材看上去好像漂浮在人海中。报道配以大字标题,登在报纸的中问。我把全文一字不漏地读给她听,她很用心地听着。她也听说了有关伯顿一家冻死街头的传闻;她对细节很感兴趣。
  “我会这样死去吗?”她问道。
  “不会,除非你车中装有引擎,打开空调取暖。”
  “我希望有空调。”
  “你会因暴露在外而死。”
  “什么意思?”
  “冻死。”
  她用餐巾纸擦擦嘴,小口喝着咖啡。奥塔里欧一家丧命的那天夜里气温是华氏十一度。露比究竟是如何活下来的呢?
  “天气最冷的时候,你去哪儿呢?”我问。
  “哪儿都不去。”
  “你呆在车里吗?”
  “是。”
  “你怎样御寒呢?”
  “我用许多毯子裹住身子。”
  “你从没去过避难所?”
  “从没去过。”
  “你愿意去避难所吗?如果你愿意,就能见到特伦斯。”
  她侧过头来,奇怪地望了我一眼。“再说一遍。”她说。
  “你想见特伦斯,对不对?”
  “对。”
  “那么你必须戒毒,对不对?”
  “对。”
  “要戒毒,你得在戒毒中心呆一段时问。你愿意吗?”
  “让我想想,”她说,“让我好好想一想。”
  这仅仅是一小步,但并非无足轻重。
  “我能帮你见到特伦斯,你会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你必须戒毒,不再吸毒。”
  “我怎样才能做到呢?”她问,目光不敢与我相接。她用身子围住咖啡杯,热气冒上她的脸颊。
  “你今天去‘内奥米之家’吗?”
  “是的。”
  “我跟那边的头谈过。他们今天有两个聚会:酗酒者和吸毒者聚会,就是所谓的‘禁酒禁毒协会’。我要你都参加。那边的头会打电话给我。”
  她点点头,那模样就像个挨了骂的孩子。眼下我不想逼她太紧。她小口吃着饼圈,啜饮着咖啡,出神地听着我给她念报上的故事。她对国际新闻和体育报道不太感兴趣,但颇关注本埠的新闻。她许多年前曾参加过一次投票选举,所以对本城的政治倒也不是一窍不通。她能听懂犯罪报道。
  一篇长篇社论抨击国会和市当局没能妥善安置无家可归者的生活,它警告道,还会发生像朗蒂一家这样的悲惨事件,还会有儿童死在街头,死在国会山的脚下。我把社论解释给露比听,她赞同上面的每一句话。
  外面下起了一阵轻柔的冷雨,我开车送她去她的下一站——“内奥米之家”。那是坐落在西北部第十大街的一幢四层楼的排屋,它所处的街区房屋结构与别的街区相似。它每天上午七点开门,下午四点关门,向前来求助的无家可归的女人提供食物、淋浴、衣服、各种活动和咨询。露比是那里的常客,所以当我们到达时她的朋友纷纷向我们打招呼。
  那里的负责人是一个名叫梅甘的年轻女人。我与她轻声交谈,计划让露比戒酒戒毒。那里收留的女人中一半心理不健康,一半是酗酒吸毒者,还有三分之一HIV呈阳性。梅甘告诉我露比没患传染病。
  我离开时,女人们挤在大厅里齐声歌唱。
  我正埋头工作时,索菲亚敲我办公室的门。我还没开口她就进来了。
  “莫迪凯说你正找一个人。”她手中拿着记事本,准备记录。
  我想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说的是赫克托。“啊,是的,我在找一个人。”
  “我会帮你。告诉我你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她坐下来,开始记录。我一口气说出他的姓名、住址、失踪前受雇的公司、外貌特征,以及他有妻子和四个孩子的事实。
  “年龄?”
  “三十岁左右。”
  “大概的薪水?”
  “三万五。”
  “既然他有四个孩子,那么至少有一个在上学。从他的薪水以及他住在贝塞斯达来看,我怀疑他有额外收入。他是西班牙裔,所以很可能信天主教。还有别的情况吗?”
  我再也想不出别的。她返回她的办公桌,打开一本厚厚的记事本,飞快地翻动着内页。我让门开着,所以能看见她做的一切。她的第一个电话打给在邮局工作的某人,随即谈话变成了西班牙语,我听不懂。她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先用英语与接线员打招呼,然后又换作她的母语。她给天主教教区打电话,接着又引来一大串电话。我对她的举动失去了耐心。
  一小时后,她走到我的门边,大声道:“赫克托一家搬到了芝加哥,你需要他们的住址吗?”
  “你是怎样……”我吞下了后半句话,吃惊地盯着她。
  “别问了,是通过他们教堂的一个朋友的朋友。他们上个周末匆匆忙忙地搬去。你需要他们的新住址吗?”
  “要多长时间才能找到?”
  “这可不太容易,不过我能告诉你大致的方向。”
  已经有六个人坐在她的办公桌前,等待咨询。“现在不忙吧,”我说,“待会儿再说。多谢。”
  “小事一桩。”
  小事一桩?我花了几个小时晚上去敲他邻居的门,晚上寒气逼人,还要躲避保安的纠缠,又得提防有人打黑枪。而她只打了个把钟头的电话就办妥了。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芝加哥分部有一百多名律师,我以前办案去过两次。分部的办公室设在靠近湖畔的摩天大楼里,大楼的门厅就有几层,楼前环绕着喷泉和许多商店,自动扶梯蜿蜒而上。对赫克托·帕尔马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藏身瞭望之处了。
  
  第二十六章
  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们在街头活动,四处散落在人行道、街道护栏、下水道、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干草堆、窨井盖、消防水龙头、垃圾箱、巴士站头和沿街店面等地方。他们日复一日地在这熟悉的区域内闲逛。因为有的是时间,他们会停下来闲聊,观察一辆交通受阳的汽车,注意到街角处又来了一个新毒贩,认出他们地盘上的新面孔。他们在街边坐下,破帽遮颜,隐身于店前的阴凉之处,就像街头的步哨一样,留心着周围的动静。他们听得见街头发出的各种声音,嗅得出汽车尾部释放的废气和廉价饭馆里油炸食品的香气。同一辆计程车一小时内驶过两次,他们知道;远处传来一声枪响,他们知道来自何处;一辆挂着弗吉尼亚或马里兰州牌照的高级轿车正停靠在街道护栏边,他们会留意它直到它开走。
  一个便衣警察正守候在一辆无标记的汽车内,他们也看见了。
  “警察在外面。”一个咨询者对索菲亚道。她走向前门,向东南方Q大街望去,在那里停着一辆乔装的警车。半小时后,她又查看了一次,还在那儿。她走向莫迪凯的办公室。
  我当时浑然未觉,因为我一面在争取食物配给券,一面在与检察官办公室据理力争。今天是礼拜五下午,市政府机关的官僚们在这样一个好日子里却不能恪尽职守,正准备提前下班。索菲亚和莫迪凯一起过来把消息通报给我。
  “我想警察正在守候。”莫迪凯表情严肃地说。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藏身桌下,但我没那么做。我极力保持镇定。“他们在哪里?”我问,好像他们的藏身之处真的很重要。
  “在街的拐角处。他们在那儿监视这幢楼半个多小时了。”
  “也许他们是冲你而来。”我说。哈哈。可是人人都板着面孔。
  “我打电话问过了,”索菲亚说,“他们带着逮捕令,要以严重盗窃罪逮捕你。”
  一桩严重罪行!监狱!一个英俊的白人男子被抛进火坑。我转移了一下身体的重心,尽量掩饰自己的恐惧。
  “一点都不奇怪,”我说,“这种事常有,让我们来摆平它。”
  “我认识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个人,我会去见他,”莫迪凯道,“如果他们允许你自首就好了。”
  “那当然好,”我装做漫不经心的样子说,“但我一下午都在给检察官办公室打电话,没人接。”
  “他们有两百名律师。”他说。
  莫迪凯在那方面没什么朋友,警察和检察官是他天然的敌人。
  行动计划很快制订好了。索菲亚打电话给保释官,让他去监狱与我们会面;莫迪凯去找一名慈悲为怀的法官。虽然没说出口,大家心里都明白——现在是星期五下午,在市监狱我能否平安度过这个周末还是个未知数。
  他们去打电话,而我呆坐在办公桌前,失去了行动和思考的能力,只是留意着前门的动静。他们没让我等太久。四点整,加斯科少尉带人进来了。
  我想起了与加斯科第一次打交道的情形,当时他正搜查克莱尔的公寓。我大声叱骂他,记下他们的名字,威胁要狠狠告他们一状,他说的每句话都被我针锋相对地顶了回去。当时我是个咄咄逼人的律师,而他则是个地位低下的警察,我从未想到有朝一日他会趾高气扬地来逮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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