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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律师-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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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回音,他们连通讯地址都没有。那些官僚们才不管这些呢,他们只盯着他们想要帮助的人。那些官僚做事是有动机的。
  就这样,在不到一个月里,迈克尔·布罗克耳闻目睹的一切,让他彻底改变成另一个人。他说,我已不再是几个星期前的我了,我再也不能回到从前。我过去只关心金钱、财产、地位,而现在这些都变成了对我的折磨。他从为穷人的无偿服务中获得了乐趣,灵魂得到了安宁,实现了在法学院一年级时如其他一切法学院学生一样许下的诺言:当律师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伸张正义。通篇小说我们都可以感到作者这种情感和听到这种声音,它会感染每一个有同情心和善良感的读者,难怪他的小说如此受人欢迎。
  译者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南京
  
  第一章
  穿着橡胶靴子的那个人随我身后进了电梯,但起初我并没有看见他。不过我嗅到了他身上那股气味——有刺鼻的烟味、廉价酒的酒味以及那些露宿街头的流浪汉长期不洗澡的气味。电梯上升时,我们互相没有打招呼,我最后向他瞥去时才发现那双橡胶靴子是黑色的,很脏,而且很大。一件褴褛的战壕雨衣一直垂到膝下,雨衣里面一层一层的脏布缠裹在腰间,所以他显得很粗壮,几近于肥胖,但这可不是营养过剩所致。在哥伦比亚特区的冬天,那些流浪街头的人几乎把他们的全部衣物都穿在身上,起码给人们的感觉就是这样。
  他是个黑人,已上了年纪,须发灰白,像是多年未洗也未理了。他戴着太阳镜,双目直视,根本无视我的存在,这竟使得我也纳闷,真的,我又为什么去观察他呢?
  他不是这楼里的人,这不是他的房子,不是他的电梯,这是他根本住不起的地方。整个八层楼的律师都在为我们公司工作,他们是按小时来付酬的,这在我看来也是个不光彩的做法,尽管我已在这儿工作七年了。
  一定是个街头流浪汉到这里来暖暖身子,这在冬天的华盛顿闹市区是常有的事。但是我们是有保安人员来对付这些人的。
  我们在六楼停了下来,这时我才注意到他根本没有按电钮,没有选择他要去的楼层。原来他是尾随我而来。我迅速地离开电梯,迈进德雷克和斯威尼律师大厦那层楼的豪华的大理石门厅。我回过头去又看了一看他,他仍站在电梯里,两眼漫不经心地望着什么,似乎什么也没在看,仍然不理睬我。
  戴维尔太太是我们公司一位十分富于活力的接待员,以一种她特有的蔑视的表情向我打个招呼。“看那个电梯。”我说道。
  “怎么了?”
  “有个流浪汉,你可能得去叫保安。”
  “那些人。”她拿腔作调地用法国口音说道。
  “对了,再拿些消毒水来。”
  我走开了,把大衣脱了下来,把穿橡胶靴子的那个人忘到了脑后。整个下午,我一个会接着一个会,都是和一些重要人物研究重要的问题。我朝向墙角正要同我的秘书波利说话,突然听到一声枪响。
  戴维尔太太站在桌子后面,吓呆了,两眼盯着那个流浪汉手中那支手枪长长的枪管。由于我是第一个跑过来帮她的,他就把枪慢慢地对准我。我也变得僵直了。
  “别开枪。”我双手高举着对他说道。我看过不少电影里类似的情节,我深知该怎么去做。
  “闭嘴!”他咕哝道,努力使自己保持镇静。
  我身后大厅的过道有声音传来。有人喊道:“他有枪!”这时声音渐渐小了下来,我的同事在敲后门,我几乎都能看见他们从窗户跳了出去。
  就在我的左手旁有一个笨重的木门,通向大会议室,里面这时正有八名律师,他们都是我们诉讼科的人。八名嗅觉迟钝、又天不怕地不怕的讼师正在耗费他们的时间琢磨怎样毁坏人,其中最粗暴的是一个叫拉夫特的好斗的家伙。他猛地把门推开,喊道:“怎么搞的?”这时本来对准我的枪口又朝向他,那个穿橡胶靴子的人正好找到他要找的人。
  拉夫特在门口处命令道:“把枪放下!”话音未落接待厅里又响起了第二枪,子弹穿过拉夫特头上的天花板,吓得他刚才那股威风全都不见了。这时枪口又朝向我,我没有反抗,跟在拉夫特后面进了会议室。临进去前我看到戴维尔太太正在桌子后发抖,她已经吓呆了,把头缩进了脖子里,高跟鞋整齐地摆放在废纸篓旁。
  穿橡胶靴子的那个人将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把枪在空中慢慢地挥舞着,使屋里的八个人都对它望而生畏,它好像很好使,射击后的那股气味比那拿枪人身上的气味更引人注意。
  会议室中间一张大长桌子几乎把屋子占满了,桌上堆满了文件和报纸,就在几秒钟之前它们还显得是那么重要。一排窗子正俯视着下面的停车场。有两个门通向走廊。
  “都靠墙站好!”他命令说,那支枪就像十分有效的道具一样。他又把枪口对着我,离我的头很近,说道:“把门锁好!”
  我遵命把门锁上了。
  不知怎么,我总是想起那个邮局惨案中可怕的枪声——一个心怀不满的雇员午饭回来带回一支枪,把十五名一起工作的人全都打死了。我又想起了运动场上发生的几起惨案以及某个快餐店里的血案。
  那些受害者都是些无辜的儿童或是守法的公民。我们是一帮律师!
  他连吆喝带用枪威逼,我们八个人都靠墙站好了。当其他人都站得合他的意了,他又朝向我。他要干什么呢?要问一些问题吗?如果是那样,那就好了,我准保让他满意。我看不见他的眼睛,因为他戴着太阳镜,不过他可以看见我的眼睛,而且正把枪口对着我的眼睛。
  他把他那脏兮兮的战壕雨衣脱了下来,又把它叠好,好像是件新衣服似的。然后把它放在桌子的一角,这时在电梯里闻到的那股味又回来了,不过现在这已经不重要了。他站在桌子的一端,又开始慢慢地脱下里面的一层——一件塞得鼓鼓囊囊的灰色卡迪根式夹克衫。
  这衣服那么鼓胀原来是有原因的。在衣服里面,围腰系着一排红色的短棒,我虽没经过这方面的训练,但一眼也能看得出那是炸药。导火索就像彩色的意大利面条一样从短棒的两端伸出来,这些东西都用银色的导管胶带捆在一起。
  我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逃跑,飞扑到门边,如果幸运的话,他第一枪没有击中我,而我已打开锁,而第二枪再没有击中的话,我已扑倒在厅廊里了。但是我的双腿在发抖,血液好像也凝固了。我可以听见这八个靠墙站着的人的喘气声和轻轻的哀叹声。这使得那个人有些不安,他就像一个耐心的教授对他的学生说话那样:“请静一下。”他这种平静的声音使我紧张不安。他又把腰间的导火索调整了一下,接着从大裤子的口袋里掏出一扎干净的尼龙绳和一把弹簧折刀。
  他还是在我们这些面如土色的人面前把枪晃来晃去,说道:“我并不想伤害任何人。”
  这话听起来倒不错,可是谁敢相信呢?我数了一下雷管,一共十二支,我敢说,这足可以让我们一眨眼工夫就毫无痛苦地死去。
  这时,枪口又回到我的面前,“你,”他说道,“把他们绑起来。”
  拉夫特已经受够了。他向前移动一小步,说道:“喂,伙计,你到底要什么?”
  第三颗子弹又从他头上射过,打进天花板里,这倒不会伤着人,但声音很响,像大炮一样。这时可以听见门厅里戴维尔太太或其他女人的尖叫声。拉夫特吓得猛地蹲下,当他想站起来时,乌姆斯特德有力的臂肘抵住他的胸膛,又帮助他靠墙站好。
  “闭嘴。”乌姆斯特德咬着牙说。
  “不许叫我伙计。”那个人说。立刻,“伙计”这个称呼谁也不敢再用了。
  “那你让我们怎么称呼呢?”我问道,我已感到我很可能成了这伙人质的头儿。我说话时语调温和,样子十分顺从,他听起来十分受用。
  “叫先生。”他说,当然,先生这个称呼对于我们屋里的几个人来说都是再好不过了。
  电话铃响了。我当时立刻想到他可能会开枪把电话机打碎。不过他没这么干,而是要我把电话机拿给他,我把电话机摆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用左手拿起话筒,右手仍握着枪,枪口仍对着拉夫特。
  如果我们九个人进行投票选举谁该死,拉夫特肯定是第一个牺牲品。八对一。
  “喂。”那位先生接起电话,听了一会儿,然后就挂上了,他慢慢地退回到桌子一头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拿着绳子。”他对我说。
  他要我们八个人用绳子捆住手腕连在一起。我截短绳子打好结,我尽量不去看我这些同事的表情,因为我正在把他们与死亡联结在一起。我感觉到手枪依然抵着我的后背。我做出狠狠地捆紧的样子,而实际上尽量放得很松,拉夫特还低声地咕哝着什么,我真想给他一巴掌。乌姆斯特德手腕子可以活动,而且当我捆完他的时候,绳索几乎都要脱落下来。马拉穆德流着汗,呼吸也很急促。他的年纪最大,是唯一的股东,两年前心脏病第一次发作。
  我禁不住看了一眼巴利·纳佐,他是我在律师界的唯一朋友。我们同岁,都是三十二,也是同一年加入这家公司的。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过书,我是在耶鲁大学学的法律。我们两人的妻子都是普罗维登斯人。他的婚姻颇富成果——四年间生了三个孩子,而我与妻子则长期不睦,现在已面临危机。
  我们目光相遇,我们俩都想到了他的几个孩子。这时我真感到没有孩子的幸运。
  有一辆警车驶了过来,那位先生指示我把五个窗子的百叶窗全都关起来,我慢吞吞地做着这件工作,扫视一下下面的停车场,看是否有人能看见我,以求获救。只有一辆警车停在那里,车灯亮着,里面却没有一个人。警察已经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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