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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来，气节这东西就很值得怀疑，看起来有点象风险投资。鸦片战争后有一个著名的“气节年代”，满朝清流都在捍卫民族尊严，认为不能跟洋鬼子交易，天朝泱泱，岂容丑类，唯一一个能作事的李鸿章还被说成是汉奸。一百多年过去了，李二先生的汉奸帽一直未摘，我们却想方设法要勾引鬼子们来天朝投资，而那最初的气节，已然草凋花谢，渺渺无踪。
对气节最极端的解释就是“舍生取义”，它有个著名的代表人物：岳飞。众所周知，他死前曾经有跑路的机会，但他放弃了，最后和儿子女婿一起被扒了皮，对这点我一直不能理解。电影《色戒》里有一段话，是批评释迦牟尼的，说你抛妻弃子去修行，说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但你连自己妻儿的幸福都不顾，我怎么相信你？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拿来问岳飞：你说你要拯救敌占区的人民，但为什么连自己儿子和女婿的性命都不放在心上？同例还可以参照电影《爱国者》，那里面的梅尔吉布逊很爱国，但显然更爱自己的儿子，儿子第一，自己第二，国家第三，这看起来很自私，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更尊敬这洋鬼子的自私，以及他的没气节。
人权高于主权，这应该是普遍共识。也就是说社会公共道德必须尊重每个成员的个人权利，边沁1768年在牛津大学演讲，说道德应该为它的每个遵循者带来好处或幸福，否则就不必遵守，除了对自我利益的理性计算外，其余一切都是“夸张做作的废话”。这话听起来很耳熟，就是我们一直批判的“利己主义”，也是没气节的一种表现——不捍卫国家利益，只想你自己的小日子，那算什么气节？但我觉得过自己的小日子没什么不好的，如果建立国家就是想让我过不好日子，那国家不要也罢。
关于“舍生取义”，我是这么看的：生命无比重要，如果要取的“义”不是足够大，我绝不会拿生命开玩笑。嗟来之食要吃，救济粮也要吃，仅仅是因为别人的一点不尊敬就不活了，我看那不是气节，而是脑袋进水了。
廉者、朱自清和岳飞的死，应该算是自杀，根据王艮的论证，这么死层次最低，他这样评价商代的三位名臣：微子之去，知几保身，上也；箕子之为奴，庶几免于死，故次之；比干执死谏以自决，故又次之。这王艮是中国历史上不多的几个明白人之一，他这番话的焦点就是生命权。
美国《独立宣言》讲天赋人权，第一个就是生命权，这大概是美国大兵怕死的主要原因。霍布斯的《利维坦》中列举了十九条自然律，第一个也是生命权，说它是最高等级的权利，任何理由都不能侵犯，所以很多国家相继废除了死刑。这么一对比，我就觉得有些报纸上的宣传很不对劲，一有烈女跳楼，大家就纷纷喝采，大赞“死得好”，似乎没想到这关乎人类最至高无上的权利。还有一些口号随处可见：学习某某好榜样，时刻准备着为某某东西献身。仔细想想，这几乎就是在提倡自杀———和平年代，你老想着献身算什么意思？所以哈耶克说：“思想被国有化后，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地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我觉得有一种东西肯定会留下来，那就是：气节。
硬脖子们在脑袋被砸之前有两种选择：要么鸣而死，要么默而生。如果我是那个当官的，我会这么干：大事肯定要说一说，至于皇上喜欢哪个姑娘，他什么时候要去打狍子，我就随他的便。另外说话也要讲究个方式，有一些人脑袋被砸不是别的，只是因为说话太冲，关龙逄诅咒商纣王，结果被炮烙；叶向高讽刺明神宗，说“你这么多年不肯见朝臣，真是高招”，明神宗抽着鸦片懒得理他，算是叶向高命大。这些话都有更好听的说法，“你操了我40天的娘，现在我操你20天的娘”改成“我提几点意见”可能更有效，而且前半句完全可以省略。当然，皇权时代很多事情身不由己，但天下都是皇上一个人的，我说了你不听，那就去休，骂人干什么？何况现在皇上也被打倒了。
晋代的殷洪乔算是另一个有气节的人，他去南昌当市长，邻居朋友们托他带一些书信，走到南京了，殷先生的气节突然发作，把信全丢到扬子江里，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为人作致书邮！”这人可以跟我朋友周玉军的译著《邮差弗雷德》对比一下，也算东西文化的差异。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果不想送这封信，你当初可以不收；既然收了，你就要负这个责任，有气节不是坏事，但有了气节就不负责任，那就是完完全全的坏事。
。。（／t／xt｜小／说天｜堂）
7、自由的定义
“自由”这个词的本义应该是自我服从，即不屈从于外界的力量（“由”字本来就有“服从”的意思，《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里所讲的外界力量包括自然、鬼神、道德、神权和法权，彻底的自由就是不尊命、不尊神、不遵礼、不遵法，只按照自己的意愿、需求和主观判断行事，这种行为被定义为“完全自由主义”。
英文中的“自由”是两个词：freedom和liberty，前者偏重自我释放、压力和桎梏的解脱、轻松和舒适，后者多指政治上合法的需求（权利），它是一种社会排序的方式。马丁·路德·金的名言“letfreedomring（让自由回响）”，其实本义更多指的是liberty而不是freedom。如果尼尔·阿姆斯特朗占领了月球，那么在第二个人来到之前，他可以享有完全的或彻底的自由，他想吃就吃想睡就睡，要打谁就打谁（当然也没有人可供他打）。中国人心目中的“自由”大多都是这一类，阿q说过“要什么就有什么，喜欢谁就是谁”，这是“中国自由”的最好注脚。
人类社会不可能实现“完全自由”，就连封建帝王也不可能。过分贪暴，必然会有饥民起来“斫他的大好头颅”，这是隋炀帝杨广死前说的话。每个人都想争取更多的甚至是完全的自由，必然会发生冲突——我想打谁就打谁，你也是想打谁就打谁，最终我们肯定要互相打。战争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只好坐下来谈判，谈判的结果就是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或者是你给我一百美元我才不打你等等。这就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序列：权利和义务。
“自由”和“自由主义”追求的最终结果就是平衡：每个人都可以在平衡状态下享有最大的自由。所以“自由”是一种调整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的工具。就像冬天的两只豪猪，靠得太近会扎伤，离得太远会冻死，几番往复，它们就会找到最合适的距离：既不会互相扎刺，又能得到对方最大的温暖。这种距离就是自由。
深圳华为公司的老板任正非对“自由”有这样的阐述：什么是自由？火车沿着轨道从北京开到广州，而不翻车，这就是自由。任说的这两道铁轨就是自由的界限——他人的自由，就像你不能穿过墙壁到邻居家里去睡觉。萨特有句话叫“他人即地狱”，渊源就是我们无法在别人那里实现自己“完全自由”的梦想。
在两堵墙壁之间，你可以选择做任何事情。你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穿上礼服，也可以脱光了走来走去，甚至可以翻转身子去咬自己的脚趾头，没有人能管得着。这两堵墙壁就是法律，“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做任何合法的事”，如果法律规定我有言论的自由，我就可以上街去骂克林顿的老娘；如果法律没有规定这种自由，我就只好在嘴上贴黑色胶布。当然我们知道后者是恶法，但是“恶法亦法”，除此之外，道德对自由是没有帮助的，它只会剥夺我们的自由。法律没有规定一个人一生可以结几次婚，那么我就可以离了再结，结了再离，永无休止（前提是对方同意，而且与我不同性别，因为中国法律不支持同性婚姻），这是我的自由。但道德就可以以高尚的名义剥夺我的这种自由，它说我滥交，说我淫乱，说我不负责任——而事实上我一直都在交税。
相信道德，会失去自由。这是慕容雪村的定义。
社会学家们一直都在思考：为什么人会屈从于一些非法的力量而放弃自由（这里指的“非法”不是“不合法”，而是“不是法”）？比如说北朝鲜国民为了一个高尚的名义放弃选举权，赞成“父死子继”；再比如说有人为了一种称为“稳定”的东西（照我看来这东西不可靠），而甘愿丢掉话语权，以至于处处屏蔽。连“自由”本身都是颠倒的，这非常荒唐。
值得注意的是3个概念：自由主义、个人自由主义和极端个人自由主义。中国大多数人对它们的理解都有问题，如前所述，“自由主义”追求的是社会序列的平衡，这是好的；“个人自由主义”像一种烹饪艺术，它教你在两堵墙壁之间玩出多种花样来，这也是好的；只有“极端个人自由主义”才主张把墙打掉，实现“完全自由”，这才是我们要反对的。但在我们的社会中，这三者毫无例外的受到指责，比如“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等等，其实自由是没有阶级属性的，因为每一种社会都要追求平衡。
社会学中的“自由”和哲学中的“自由”又不相同。哲学中讲的“自由”是对事物及事物的发展无阻碍的认识，“出门一笑无拘碍，月在西湖云在天”，这种感觉就像是一枚高空降落的“自由落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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