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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终于咧咀笑了，然后站起来，挽住我的胳膊，说：「走吧！」
「去哪里？」
「我们不是要去庆功宴的吗？我饿怀了。」她摸着肚子说。
庆功宴在「渡渡厨房」举行，葛米儿早就把不开心的事抛到脑后了。她时而搂着工作人员聊天，时而忙着跟记者解释不唱安哥的原因，大家都不舍得责难她。她又把食物拿出去给外面的歌迷，用自己的相机跟他们拍照。
然后，她拉着杜卫平来到我身边，说：「我给你们照一张相片。」
「好的，我们正要寄一张戴着这条颈巾的照片给迪之。」杜卫平说。
这一天，我和杜卫平不约而同戴上了迪之送给我们的颈巾。
我和杜卫平并排站在餐厅的大门旁边，葛米儿走过来，把杜卫平的手拉到我的胳膊上，又把我的手挂在他的胳膊上，然后把我们两个的头挤在一起，向我使了一个眼色，说：
「这样才像老同学。」
我的个子本来就比杜卫平小，现来看来像缩在他怀里。
「我也要照一张。」她把相机交给小哲，走过来站在我和杜卫平中间，挽住我们的胳膊，露出灿烂的笑容。
照了一张相片之后，她朝小哲叫道：
「再来一张！我要安哥！」
好像是要补偿一下她的安哥。
「你明天还是去医生那里检查一下比较好。」我对她说。
她 厥着咀巴：「医生只会说我太累了，应该多点休息。」
接下来的几天，我完全失去了葛米儿的消息。她不在家里，手提电话也没打开，连她的经理人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然后有一天，书店打烊了，我拧熄二楼的灯，走下楼梯，看到葛米儿站在楼梯下面，她的脸色憔悴而苍白，那种苍白，即使在最幽暗处也可以一眼看得见。
「你到底去了哪里？」我问。
「你一定会很妒忌我。」她疲倦地微笑，声音有点嘶哑。
我并不明白她话里的意思。
她吸了一口气，颤抖着说：
「我很快便会去见林方文。」
我们沉默而悲哀地对望，眼泪滔滔地涌出来。
回到公寓的房子，杜卫平带着微笑说：
「你回来啦？」
我泪湿着脸，没法说出一句话。
「你怎么啦？」他关切地问。
「我见到葛米儿了。」我说。
「她去了哪里？」
「我可以见到她的机会也许不会太多了。」我的声音在颤抖。
「为甚么？」
「医生在她的左脑发现一个恶性肿瘤。」
他吃惊地望着我。
我哀哭着：「为甚么我身边的人都要死！」
「我不会！」他说。
我悲伤地凝视着他：「每一个人都会死的。」
「我不会那么快死。」他说。
「等我死了，你才会死？」
他点了点头。
「答应了啊？」
我望着他，某种我们曾极力避免却又终究无法避免的东西已悬在空中。
「那个肿瘤可以做手术切除吗？」他问。
「医生说，表面看来是可以的，但是，真正的情况要待开脑之后才知道，假如真的有上帝，这个上帝是不是太残忍？竟用死亡来折磨我们。」
「你有没有见过死去的鸟？」他问。
我摇了摇头。
「我们很少会见到死去的鸟。」他说。
「为甚么？」
「鸟儿们好像知道牠们的尸体会污染活体皂世界，所以，垂死的鸟会直觉地飞到深山大泽去，在那里等待死亡。因此，我们不会见到老死的海鸥和燕子。死亡是大自然的 机制，没有残忍不残忍，有人死，才有人生，然后，人类才不会灭绝。」
「难道我们活着，只为了延续后代吗？我们只是生物链的一条巴？」我难过地说。
「但是，我们也曾是一只高飞的鸟。」
他朝我微笑，那个微笑是那样爱怜，彷佛在无边的黑夜里为我挂上了一轮明月，使我几乎相信，自己也是一只高飞的鸟。葛米儿的头发已经刮光了，准备一会儿去做手术。她靠在床上，身上散发着药水的味道，一边唱着歌一边忙碌地编织袜子。
「早阵子忙着演唱会，只编了三只袜子，还欠贝多芬一只。」
「做完手术之后再编吧。」我说。
「我怕没机会出来，总不成要牠穿三只袜子吧？」她咧咀笑了。
看到我想哭的样子，她连忙说：「我说笑罢了。」然后，她用一支编织针戳了戳自己左边的脑袋，说：「我现在每天也给这个肿瘤唱歌，希望感化它。」
「你唱甚么歌？」
「当然是情歌？」她天真地说。
「那应该会有用的，谁能抗拒你的歌声？」
「主诊医生也是这样说，他是我的歌迷，长得很帅的呢！」
「那你不是有机会吗？」我笑笑说。
「可惜让他看到我光头的样子，甚么幻想也没有了。」
「不，你的头形很漂亮。」
「真的吗？」她摸着自己的光头，说：「我终于明白为甚么每次出门贝多芬也咬着我不放了，牠知道要和我分开。」
一阵悲酸涌上喉头，我没法说话。
「我终于知道牠不是只会流口水的。」她虚弱地说。
护士推着一张轮床来，准备把她送到楼下的手术室。
「我还没有编好这只袜子呢！」她嚷着。然后，她转过头来问我：「万一我出不了来，你可不可以替我完成？」
「不，你知道我不会编毛衣的，你要自己来。」
「那好吧！」她撅着咀巴把毛球和编织针交给我。
「还有！」她从枕头底下拿出三张照片给我，说：「是那天在庆功宴上照的。」
那三张照片，其中两张是我和杜卫平一起的，另外一张是我们三个的，我们都笑得很灿烂，不知道命运已经伸出了他的魔爪。
「你跟杜卫平很衬呢。不要放过机会，生命是很短暂的。不再爱任何人，是对林方文最肤浅的怀念。」
我眼里溢满了泪水。
她爬过去那张把她送上手术台的轮床，护士把她推出走廊。
她躺在那张床上，回头向我微笑，在目光相遇的片刻，我惊异地意识到死亡的狂傲。
我詀在走廊上，望着她从我的视野消失，依稀听到她对着那个肿瘤唱着愉快的情歌，那动人的嗓音却是虚弱的。
后来，连歌声也消失了。
假使葛米儿没有离开斐济，她的人生会否不一样？也许，正如她自己所说，她会在爸爸开的酒吧里和她三个姐姐唱一辈子的歌。
她不回来的话，我的人生，以至林方文的终点，也许都会不一样。
在生活的领域里，本来亮不相干的人，他们的命运最后却会纠缠在一起。错过了一班车，延误了出门的时间，在路上碰到一个朋友，所有这些细微末节，都会改变生活的轨迹。
我们满怀热情地响应命运的召唤，却不知道自己将会随水漂流到哪里。
这一刻，我靠在医院长廊的椅子上，葛米儿的手术已经做了五个小时，杜卫去买了一瓶矿泉水回来给我。
「你会编毛衣吗？」我一边喝一边问。
他微笑摇头。
我放下水瓶，把双手往贝多芬的袜子里套，笑笑说：「我也穿得下，贝多芬的爪真大。」
「是给贝多芬的吗？」
「嗯。」我点点头，「只编了三只半，她要自己把它完成才好。」
「你知道我以前养的小黑狗是怎么死的吗？」
我摇了摇头。
「牠的膀胱生了一个肿瘤，没法再撒尿了。那时牠已经很老。牠死了，我也没有再养狗，我很怕牠们会死。」
「那是对牠最肤浅的怀念。」我说。
他转过脸来望着我，我微笑。
突然，我发现他头顶的壁灯上栖息着一只黄色的蝴蝶，宽大的翅翼印上了两个黑色的斑圈。
「这里为甚么会有蝴蝶？」我问杜卫平。
「这家医院在郊外，也许是从外面飞来的。」他说。
护士推着一张轮床经过，壁灯上的蝴蝶吓得一惊，扑扑飞起，在走廊上盘旋。
「是你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