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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条交涉正式谈判，就是在举国一致反对的声浪中开始的。会议完全采取秘密形式，自２月２日起，每周举行二三次。日本代表为日置益、小幡酉吉，袁政府代表为陆征祥和曹汝霖，实际由曹包办，一切秉承袁的旨意进行。在交涉过程中，日本以支持帝制引诱于前，以武力威胁恫吓于后，左推右挽，企图使袁对二十一条囫囵吞下。袁氏鉴于全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唯恐完全屈服自身难保，加以他通过有贺长雄已得悉日本元老松方表示日本主要意图是在满洲获得“发展机会”。⑩于是便将二十一条稍加修改，提出修正案，满足日本对满洲权益的要求，其他方面则暗中使日本有所收获，而明处又表示自己不轻易出卖国家权益。可是，日置益步步紧逼，寸利必争，先以战争相讹诈，后又借口坠马负伤，不出席会议。袁世凯害怕谈判破裂，急忙派代表前往日本使馆“慰问”，并指示陆征祥、曹汝霖到日置益卧床前会谈。陆、曹奴颜媚骨，卑躬屈膝，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丧失殆尽。
原来，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时，仅以一至四项通知英、美、俄、法四国，故意隐瞒最重要的第五项各条。二十一条全文真相为中外所知以后，欧美列强对日本损害他们在华的侵略权益一致不满，纷纷予以激烈抨击。２月１０日，英国驻日大使葛林赴日本外务省声明，英国政府对日本之要求条款“漏告”第五项，深表遗憾。同时，中国人民反日斗争的浪潮更趋高涨。日本政府见阴谋暴露，事态严重，只好一面宣布第五项为“希望条件”，系属劝告性质，借以欺蒙世人。另一方面，又于４月２６日提出新案，内容与原要求大致相同，仅将若干条文改用换文方式，表面上似乎减轻了严重性，实质上依然如故。至于第五项各条，仅允许以后再行协商。接着，便于５月７日发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完全应允，否则“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派兵至青岛、沈阳等地，耀武扬威。
在对日交涉过程中，袁世凯一直以英国为后援。这时，英国见日本取消了在其势力范围（长江流域）修筑铁路的要求，便变了腔调，朱尔典劝告袁氏说：“目前中国情形至为危险，各国不暇东顾，为目前计，只有忍辱负重，接受要求。”＇1＇袁世凯企望欧美列强干涉落空，又恐得罪日本，儿皇帝当不成，便于８日上午在总统府召集心腹爪牙开会，以“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借口，悍然决定接受日本通牒。次日，派陆征祥、曹汝霖往日本使馆递交复文；对日本４月２６日提出之修正案，除第五项中各条容日后协商外，“即行应诺”。最后还无耻地说什么“俾两国亲善益加巩固”。＇2＇
袁世凯不仅敢于卖国，而且善于花言巧语地讲“爱国”来遮掩卖国。在决定承认二十一条的时候，他就先拟好了一个“密谕”，于１０日发给各级文武官吏，他说：“予以保全国家为责任，对外则力持定见，始终不移，对内则抚辑人民，勿令自扰。将及四月，持之益坚。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大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疾首痛心，愤渐交集。往者已矣，来日方长……京外各官当规劝僚属，申儆人民，忍辱负重，求其在己。切勿妄逞意气，空言骂，非徒无益，反自招损。务各善体此意，努力为之。”＇3＇在这个密谕里，他虽然装腔作势，但不得不承认“损失权利颇多”，而在公开的通电中，为保持他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体面和威风，则厚颜无耻地说：“日本既有让步，无损主权，故决定由外交部答复，此案已结，中外敦睦。”同时，动员各省官吏拍发贺电，颂扬“元首外交成功”，又命令御用报刊，颠倒是非，把对日屈膝投降说成是“双方交让，东亚幸福”，甚至开会庆祝“外交胜利”。然而，这一切鬼蜮手段并没能把他承认二十一条要求的卖国性质掩盖住。
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一经传出，群情激愤，举国一致认为是奇耻大辱。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各学校每年以５月９日为“国耻纪念日”。各省市人民纷纷举行抗议集会，散发传单，誓死不承认二十一条，决心进一步展开抑制日货的斗争，要求“惩办卖国贼”的吼声响彻全国。陆征祥、曹汝霖吓得慌忙提出辞职。有些地方报纸甚至直接谴责袁世凯，要他“负失地丧权之责任”。面对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运动，地方“官厅能维持其秩序，不能禁止其进行”。＇4＇因此，运动愈来愈猛烈，汉口、镇江、汉阳等地相继发生骚动。１３日，汉口学生和商民群起捣毁日本商店，段芝贵急忙由武昌抽调军队前往协助日本军队镇压。事后，他向袁密报说：“武汉三镇人心颇形不靖，街谈巷议多属仇外之言”，“人人脑精中隐蓄一番愤激”，恐“再有特别事故发生”，并要求给他屠杀爱国人民的权力。＇5＇
袁世凯见欺骗不生效，就公开采用高压手段。５月２６日颁布申令，公然诬指爱国群众是“匪徒”，杀气腾腾地叫喊：“乃有倡乱之徒，早已甘心卖国，而于此次交涉之后，反借以为辞，纠合匪党，张为幻，或谓失领土，或谓丧主权，种种造谣，冀遂其煽乱之私……着各省文武各官，认真查禁，勿得稍涉大意，致扰治安。倘各该地方遇有匪徒借故暴动，以及散发传单，煽惑生事，立即严拿惩办。”＇6＇６月１６日，又以“妨碍邦交”为名，再次申令禁止抑制日货。还以“取缔排斥日货不力”的罪名，撤换了湖南巡按使。在袁世凯的严令敦促下，各地方官吏派出军警，逮捕爱国群众，疯狂镇压反日爱国运动。对中国人民张牙舞爪，对帝国主义者摇尾乞怜，这充分地表现出了袁世凯入主出奴的反动面目。
注释：
①《顺天时报》，１９１５年９月１４日、１５日。
②居正：《揭破袁世凯与日本交涉黑幕》，见《居觉生先生全集》上，页２４４。
③《大陆报》（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１５年３月２８日。
④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页１３８至１３９，张一眉批。
⑤芮恩施（Ｐ．Ｓ．Ｒｅｉｎｓｃｈ）：《一个在华美国外交官》（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ｎＣｈｉｎａ），纽约１９２２年版，页１３０。
⑥《大正四年日支交涉日置电信》，４年１月１８日第２６号至急电，报告晋见袁世凯情形。见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１９６６年版，页２１８。
⑦《外交部致陆宗舆密电》，１９１５年１月２０日。
⑧张国淦：《近代史片断的全记录》，见《近代史资料》１９７８年第２期。
⑨《加藤致日置益电》，４年２月３日，第５１号电。见同⑥，页２７４。
⑩曾叔度：《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抄本）。
＇1＇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１９１４年版，页２５６。
＇2＇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６册，页３０９。
＇3＇同＇2＇，页３３２至３３５。
＇4＇《段芝贵致王士珍函》（原件），１９１５年５月１７日，北京图书馆藏。
＇5＇同紒紟矠。
＇6＇《申报》，１９１５年５月２８日。
帝制丑剧的开场
袁世凯接受了二十一条要求，自以为对日本送了厚礼，必能取得支持，就加快了称帝的步伐。他所采用的手段大致是四年前攘夺总统故伎的重演：即暗中指示心腹爪牙以“国家危机必须建立强固政权”为借口，上窜下跳，四出煽动；而公开他却不露声色，装出超然事外的样子，并用“毫无称帝之意”这句空话，作为搪塞一切“劝告”的手段。
１９１５年６月间，中外到处都传播着即将改行帝制的消息，而在北京则更盛。为袁粉墨登场而精心炮制出来的各种迷信的无稽之谈，诸如“上天垂象，帝星朗照”，“真龙显形”等等，哄传一时。这时，袁世凯仍然矢口否认有称帝之意。有人去询问他，他像是受了天大委屈似的抱怨说：我连总统都不想做，哪里还能想到当皇帝！冯国璋听到帝制的风声，赶忙入京探听内幕，６月２２日谒见袁时说：“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上着手布置。”袁忙说：“华甫，你我多年在一起，难道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之来，不外有两个原因：第一，许多人都说我国骤行共和制，国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负点责任；第二，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之权，遂有人认为改革国体之先声，但满、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此种权利？这些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