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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罪在不赦。”④此后，黎元洪接连发出通电，开始以“劝告”国民党讨袁派为名，行攻击之实；后来则和袁世凯异口同声地骂讨袁派“谋叛乱”，将其反动立场公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对国民党内各派系，袁世凯采取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反革命策略。当时，在北京的国民党议员大都主张“法律解决”。袁氏于４月８日按时召开了国会开幕大会，并派梁士诒为代表，重申尊重国会和约法。这就使国民党议员更增加了进行合法斗争以解决“宋案”的幻想，以致“二次革命”爆发时，仅有少数议员决然南下讨袁，大部分仍坐在国会大厅里从容论道。当然，袁还欺骗说：这场战争仅仅是要讨伐黄兴、李烈钧等几个叛乱分子，并非要消灭国民党。并命令北京警备地区司令官传讯国民党干事说：“如果不预逆谋，限三日自行宣布，并将该党叛逆一律除名，政府自当照常保护。”⑤为了换取“保护”，国民党北京支部长吴景濂便腆着脸“遵命”把黄兴、李烈钧等除名。
当时，在上海进行“调解”活动的人很多，除张謇以外，另有国民党人谭人凤、王芝祥、汪精卫、蔡元培以及老官僚岑春煊等人。５月４日，岑春煊、谭人凤、王芝祥等十人致电袁世凯，提出以引渡洪述祖、赵秉钧出庭对质、大借款提交国会通过及政府不得干涉制定宪法等，作为“南北妥协”的条件。９日，袁回电一口拒绝，并就岑电所提各条逐一狡辩，说赵秉钧于宋案“尚无嫌疑可说”，借款上年已由参议院通过，政府干涉制宪“纯是猜疑”。当月下旬，谭人凤、王芝祥、伍廷芳和岑春煊的代表先后抵京，袁世凯一一接见，态度始终不变。他对自己的老政敌岑春煊尤为反感，在接见其代表蓝建枢时极不耐烦地说：“今日并非调和南北问题，乃系地方不服从中央、中央宜如何统一问题。宋案自有法院，借款案自有议会，我与岑君等皆不能说话。”⑥对于６月初由国外归来的汪精卫和蔡元培，袁世凯则故作欢迎姿态，先让梁士诒打电报邀他们进京讨论“和平办法”，稍后又亲自写信给汪精卫表白说，“鄙人以国事为重，激则召争，平则息事，一以淡字诀处之。”最后说：“执事道德学问如庆云在霄，俯视尘垢，如肯惠来，以罄心曲，必于国事有所裨益。”⑦但是，汪精卫因忙于在南方奔走，没有来得及北上，战争就爆发了。
对于国民党讨袁派，袁世凯心怀杀机，口出狂言。５月２１日，他命令梁士诒、曾彝进转告讨袁派说：“现在看透孙（中山）、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尝不能平之！”梁士诒嘱曾彝进“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袁世凯又强调说：“我说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⑧完全是一付凶神恶煞的面孔！
为了孤立国民党讨袁派，袁世凯狡猾地迎合人们的心理，作了多种欺骗宣传。针对一些人的“厌乱”心理，他有意作出种种“宽容”、“忍让”的姿态，连篇累牍地发布文告，恶毒地污蔑讨袁派“潜谋内乱”、“破坏民国”，并极力表示非至万不得已，自己是不肯使用武力的。而且还特别强调，之所以“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不肯张皇武力”，“并非无力安良除暴”，而是“冀其悔悟”，因为“财力枯竭，民不聊生”，国家不堪再扰乱了。⑨袁世凯明明是发动内战的祸首，却把自己说成是“为民请命”的代表。针对讨袁派在上海“运动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的情况，他于５月１３日急忙颁布了一道文告，命令各地文武官吏“保卫商民”。他说：“如有匪徒借端扰乱，损害商人，惟该都督、民政长是问。本大总统誓将牺牲一切，以捍卫我无罪之良民也。”７月１３日，他又颁发“提倡实业”文告，侈谈“营业自由，载在国宪，尤应尊重”。⑩袁世凯是善于玩弄政治骗术的专家。他装作关心商民的命运，目的是为争取资产阶级一般群众离开革命。各地商民大都受了袁的欺骗。辛亥革命时，他们曾经踊跃捐助军饷，支援革命；而今除少数激进者外，大多数对“讨袁”表示冷淡，甚至加以抵制。后来，袁氏还“传令嘉奖”各地商会“拒乱有功人员”。＇1＇
为了消除人们对他击败民主派后恢复君主制的忧虑，袁世凯一再公开表示遵守誓言，效忠共和国。
５月底，他对入京探听情况的章太炎说：“吾以清运既去，不得已处此坐，常惧不称，亦安敢行帝制，人之诬我，乃至于是。”＇2＇章太炎遂认为他无“帝国思想”，只有“终身总统之念”。＇3＇同时，袁世凯又特意接见上海《大陆报》记者弥勒。
弥勒问：“主张何种政体？”
袁：“自以共和政体为主张！盖共和既已告成，而又欲适用他种政体，其愚孰甚！”
弥勒：“近有人评论总统并不实心赞成共和，拟复君主制，有是事乎？”
袁：“予知此种谣传自不能免；然既为公仆，岂能逃诽谤乎！此种问题当留之以待后人之解决。余既为民国办事，必当尽余之能力，以求民国之成功！倘有破坏之危险，决非自余而生，必由于一般暴徒以破坏国家为主义者也。”
弥勒：“有人谓总统欲仿效拿破仑，信乎？”
袁（笑）：“余欲为华盛顿，非拿破仑也。华盛顿为历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国，余何故欲为拿破仑而不为华盛顿乎！”
弥勒：“现在中国最要之事为何？”
袁：“对内对外均以和平，此为最要之事。”＇4＇
袁世凯一边搞政治阴谋，施放和平烟幕；一边已把军队集结完毕。６月初，北洋二、六两师已全部抵武汉。第六师前锋已至武穴田家镇。６月３日，直、鲁、奉、吉、黑、甘、陕、黔、滇等省都联名通电，猛烈攻击国民党讨袁派，声明“极端反对调合”。在京江西籍官吏，也以“人民代表”的名义上书袁世凯，要求制裁李烈钧。袁氏便以应“人民”的要求为辞，于９日突然下令免去李烈钧江西都督的职务，任命黎元洪兼任，并提拔李烈钧的部下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１４日又下令调胡汉民为西藏宣慰使，免去其广东都督，提升陈炯明继任。３０日又调柏文蔚为陕甘筹边使，免去其安徽都督，由民政长孙多森兼任。陈炯明、欧阳武都是国民党员，袁暂时任命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分化自己的敌人。
袁世凯的突然袭击，使讨袁派措手不及，李烈钧、胡汉民和柏文蔚都不得不遵命离职。本来，张謇“调解”的条件之一是暂不撤换国民党的都督。袁世凯断然宣布这种任免令，表明他已将战前的准备安排就绪，从６月１６日他给张謇的信中可以得到证明，他说：“其依附伟人诸辈气焰熏灼，俨同贵胄。亦不惜屏声忍气，曲予优容。而经年以来，彼党执拗，动辄骂人，肆意诬蔑，凡与鄙人稍有情感者，莫不吹求痛击，体无完肤……种种奇闻，现于沪上，调人络绎，名曰维持，而暴烈分子仍不住手，无非革心鄙人，破坏民国。即不为一身计，宁不为一国计？为公为私，退无余地，唯有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倘伟人果肯真心息兵，我又何求不得，如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人非至愚，谁肯受此？”＇5＇
７月３日，袁世凯以江西湖口“匪党谋乱”为借口，命令第六师火速向九江推进。第六师二十四团（团长张敬尧）于５日进至九江附近沙河镇，与当地所驻赣军林虎旅交火。欧阳武急电袁世凯，恳请撤回北洋军。袁不仅置之不理，反而命令“六师后方各团及二师旅团、并第二混成旅团、海军各舰，迅速赴浔”。１２日，李纯报告第六师进驻九江南门外，袁世凯当天任命他为九江镇守使。
当江西的枪炮声传到上海国民党总部时，国民党领导人仍然意见纷纭，没有统一的对策。孙中山见战火迫在眉睫，遂不顾党内一些人的反对，毅然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
李烈钧（１８８２—１９４６），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主张。在被撤职前，他已秘密筹款，联络粤、皖各省，准备抵抗。离江西到上海后，他协助孙中山制定了讨袁的军事计划。７月８日，奉孙中山之命潜抵湖口。当１２日北洋军兵临九江城下，“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他以江西讨袁军总司令的名义首先举起义旗，发布讨袁檄文，痛斥“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暗杀元勋，弁髦约法，擅借巨款……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最后向人民呼吁：“宜急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黄兴在一度犹豫之后，也决然投入讨袁战争。７月１４日他到达南京，召集一、八两师军官，于次日强迫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并和柏文蔚等人一起推举岑春煊为讨袁军大元帅，企图通过岑扩大影响。１７日，安徽宣布讨袁，十天后柏文蔚抵安庆就任讨袁军总司令。１８日，陈炯明在广东宣布讨袁。同日，陈其美率领上海讨袁军开始攻击制造局。居正占领吴淞口炮台。接着，许崇智迫使福建都督孙道仁宣布讨袁，湖南都督谭延在蒋翊武等人的压迫下通电独立。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在重庆举兵讨袁；接着，张百祥在绵阳、王天杰在荣县先后响应。大江南北一时燃起讨袁的熊熊战火，形成相当大的声势，这对袁世凯的反动统治是一次巨大的冲击。
从７月中旬起，袁世凯接连发出一道道文告、讨伐令、通缉令，诬蔑讨袁派为“乱党”、“暴民”，妄加“破坏民国，涂炭生灵”的罪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