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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兵舰。当晚革命军占领武昌。次日，汉阳和汉口的新军也相继起义，占领城市。１２日清晨，武汉三镇全告光复。
起义的成功，把创建政权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来。在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革命党人从开始就表现得态度软弱。他们不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却企望得到新军协统黎元洪和湖北立宪派首领汤化龙的帮助。汤化龙（ｌ８７４—１９１８），当时，担任湖北省谘议局局长，对清廷假立宪心怀不满，立即和他的拥护者胡瑞霖等一起归附于革命阵营，进行政治投机。经立宪派提议，黎元洪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汤化龙自己担任了民政部长。黎元洪（１８６４—１９２８），是新军第２１混成协协统，在革命党人的威逼下，他被迫参加革命，开始他担心革命不能持久，顽固地拒绝上任，直到看见革命有成功的可能时，才然就职。在黎元洪就职前，孙武等革命党人为了领导军政府的实际工作，成立谋略处，议决一切重大的军政问题。根据同盟会的纲领，他们立即宣布中国为“中华民国”，主权属于人民；发布檄文，号召各省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又取消苛捐杂税，豁免本年和历年积欠的田赋，等等。这些措施有力地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工农群众和学生踊跃参加革命军，支持军政府。革命势力迅速扩展到湖北全省大部分地区。
武昌起义震动了全国，革命形势迅雷闪电般地展开。各省革命党人纷纷发动起义响应，广大群众到处掀起自发的反抗斗争。各省谘议局的立宪派多见风使舵，转向革命，担任了各省军政府都督或民政部长。地方官吏也大都不敢与革命军公开抗衡。在大革命风暴的荡涤和冲击下，清王朝这条腐烂的破船迅速下沉。
革命党人占领武汉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惊恐万状。由于南方新军大都倒向革命，清廷把绞杀革命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北洋军身上。１２日，清廷命令陆军大臣昌统率第一军火速南下。第一军由第四镇（统制吴凤岭，代理统制王遇甲兼第八协协统，第七协协统陈光远），第三混成协（协统王占元）、第十一混成协（协统李纯）组成。又命令萨镇冰（１８５９—１９６０）率领海军舰队溯长江而上，由水路进攻。同时，又指派军谘使冯国璋将第五镇和第五、第三十九混成协编为第二军，“迅速筹备，听候调遣”。昌是袁世凯的老朋友，曾任北洋武备学堂总办，与北洋派有密切联系，但他没有带兵打过仗，又是满人，北洋将领们对他不信任，不愿听他指挥，心中只想着袁世凯。所以，尽管清廷不断叫喊“火速”、“火速”，而北洋军的动作却非常缓慢。奕匡力及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深感局势严重，一致主张起用袁世凯，借以促使北洋军为清廷卖命。
起用袁世凯不仅是一部分亲贵的主张，也是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公使的“建议”。当武昌起义爆发时，帝国主义者的惶恐不安，不下于清政府。英公使朱尔典向其外交大臣接连不断地发出电报，报告各处起义的情况，电文的语气显得十分张皇。帝国主义者看出充当他们统治中国驯服工具的清政府，已失去了镇压革命的能力。俄国公使哀叹清政府“极端无能，软弱和不得人心”。②英国驻华武官在他的报信中说：“从战略观点来看，清政府现在似已没有希望。”③由于国际形势处于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前夜，列强之间矛盾尖锐，不能协调一致重演八国联军丑剧，便相继宣布“中立”。为了保护在华的侵略权益，它们迫切需要物色一个能有效地绞杀革命的人物，以取代清政府。十年前替它们维持半殖民地秩序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都相继死去，袁世凯就成为这一角色的唯一人选。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就扬言，“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得平息”。④朱尔典多次拜访奕匡力，美国驻京公使嘉乐恒也会见摄政王载沣，均表示愿意看到清政府起用袁世凯。
载沣见中外一致认为“非袁不能收拾局面”，只得于１４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并督办剿抚事宜”。但他对袁世凯疑忌重重，当天又下了一道上谕，规定袁世凯“节制调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而对“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即北洋军及海军，只能“会同调遣”。⑤这就是说在指挥北洋军的问题上，袁世凯只能充当昌的副手。
自保路运动爆发后，袁世凯一直密切注视着国内的政治形势。他布置在各地的坐探，不断向他报告消息。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即１０月ｌ１日（夏历八月二十日），适逢他的五十二岁寿辰。由于政局动荡，不少人估计他可能再起，所以前来祝寿的心腹亲信比往年更多：赵秉钧、张锡銮、倪嗣冲、袁乃宽、王锡彤等，“咸集洹上”。这天，正当养寿园内大摆酒宴、演戏祝寿时，武昌起义的消息突然传来，“客座相顾失色”。袁世凯对近在身边的革命战火，颇感慌恐不安，立刻下令停止祝寿活动，“剧宴皆止”。⑥同时，他马上意识到，期待已久的出山时机已经到来。他说“此乱非洪杨可比”，不可等闲视之。言谈之间颇有“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之概。他决心乘机东山再起，可是在什么时候和以什么名义出来最稳妥、最有利呢？这是他反复考虑的问题。
袁世凯对掌握政府大权的载沣仍愤愤不已，自然不肯去支持他。起初，他曾有称王称帝自开局面的设想。倪嗣冲等也极力向他劝进说：天下大乱，民无所归，捷足者先得。袁世凯反复考虑以后，认为这种做法风险太大。因为：“一、世受清室恩遇，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肯定要为后世所诟病。二、清廷旧臣尚多，如张人骏（两江总督）、赵尔巽（东三省总督）、李经羲（云贵总督）、升允（陕西巡抚）均具有相当势力。三、北洋旧部握军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等，尚未灌输此种思想。四、北洋军力未达长江以南，即令称帝，亦是北洋半壁，南方尚须用兵。五、南方民气发达程度，尚看不透。人心向背，尚未可知。”据徐世昌后来回忆说，由于上述五方面的考虑，袁世凯没有称帝，而倾向“表面维持清室”。⑦
１４日，阮忠枢持奕匡力亲笔函由北京前来，劝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同时，杨度也由北京抵达，劝他不要应命。袁克定、王锡彤“力袒杨”’“他人或袒阮，交进迭谏”。一天，王锡彤问袁世凯：“公之出山为救国也，清廷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即无鄂祸，国能救乎？”
袁：“不能，天之所废，谁能兴之！”
王：“然则公何以受命？”
袁：“托孤受命，鞠躬尽瘁。”
王：“专制之国不容有大臣功高震主，家族且不保，前朝例甚多。同是汉族已不能免，况非一族。”
袁勃然变色，大声说：“余不能作革命党，余且不愿子孙作革命党。”⑧
袁世凯从来视革命党如洪水猛兽。反动阶级的本性使他不甘心让革命胜利，而决心以“托孤受命、鞠躬尽瘁”为幌子，趁机先取得清廷的军政大权，再来扑灭革命。他认定这样夺取权力，“顺理成章，千稳百当”。
清廷于１４日给他的权力，不能满足他的欲望。隔了一天，他就复奏说：“值此时艰孔亟，理应格遵谕旨，迅赴事机。惟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虽非旦夕所能就愈，而究系表症，施治较旧恙为易”。“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藉答高厚鸿慈于万一”。⑨他既不坚辞，也不请赏假，只是借故拖延。在此期间，他并没有消极等待，而是极力争取权力。他一再向清廷建议“必须筹备万全，厚集兵力，知己知彼，一鼓荡平”。他还致电湖北前线的昌说：“王师宜策万全。稍有失利，大局益危。”⑩对北洋将领更告诫道：“乱党颇有知识，与寻常土匪为乱情势迥有不同，且占据武汉负隅之势已成，诚有不可轻视者。”“脱令出师太骤，万一偶有失利之处，则关系大局实非浅甚少”。＇1＇同时他又奏请拨给军费四百万两，以便其能召募军队。又奏请起用已开缺的王士珍、张锡銮和已革职的倪嗣冲，并调段芝贵、陆锦、张士钰、哀乃宽等到彰德“委用差遣”。还要求饬令冯国璋“迅速来彰，筹商一切”。＇2＇等等。
袁世凯以“调治”疾病和“筹备布置”为借口，作出不能立即南下督师的姿态，北洋军各将领也就不好卖力作战，汉口革命军攻占重要战略据点刘家庙后，清军退至滠口。徐世昌奉奕匡力之命，自北京潜赴彰德，劝袁“力疾就道”。两人密谋以后，便以袁氏的名义向清廷提出明年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诸人、解除党禁、给予指挥军队全权、供给充足军费等六项条件，由徐世昌带回北京，转告载沣。这六条有两个意思，即收买人心，总揽军政大权。２３日，冯国璋奉命抵彰德，袁立即奏派他接替昌担任第一军总统，又对他说：“非筹备局妥，计出万全，断难督师进攻。”并授意他到前线后应“暂作守势，使将士精锐之气蓄而待发”。＇3＇
这时，湖南、陕西、江西等省相继宣告起义，革命形势不断发展。清廷处在四面楚歌的形势之下，不得不答应袁世凯的条件。２７日这一天，接连发下四道上谕：一、调昌“回京供职”；二、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项军队，均归该大臣节制调遣”，并保证“此次湖北军务，军谘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三、拨出内帑银一百万两为湖北军费；四、第一军交冯国璋统率，第二军由段祺瑞接任总统。这样湖北前线的军权便完全转到袁党手里。
袁世凯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