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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⑦１２月６日，又设立学部，以荣庆为尚书，熙瑛、严修为侍郎，管理和推广学校。从此，学堂的发展更为迅速。至１９０６年６月，直隶省各类新式学堂计有：“北洋大学堂一所，高等学堂一所，北洋医学一所，高等工业学堂一所，高等农业学堂一所，初等农工业学堂暨工艺局附设艺徒学堂二十一所，优级师范学堂一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八十九所，中学堂二十七所，高等小学堂一百八十二所，初等小学堂四千一百六十二所，女师范学堂一所，女学堂四十所，吏胥学堂十八所，此外尚有客籍学堂、图算学堂、电报学堂各一所，凡已见册报者入学人数共八万六千六百五十二人。”⑧
遵照清政府颁布的办学规定，这些学堂都贯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形式上都具有西方资产阶级学校的一般特点。中等以上学堂，大都聘请外国人担任总教习和教习，其中以日本人最多。一般学堂的课程设置也有数学、物理等“西艺”课和外语课。但学堂所注重的仍是经学的传授和旧礼教的陶冶。小学的主要课程有“读经讲经”，中学则必须读完《左传》、《周礼》、《孝经》、《论语》等十经的节本，高等学堂也都有必读的经学课。总之，“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⑨所以，这些学堂本质上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主要传播的是封建文化和买办思想。它是洋务学堂的延续和发展，是为袁世凯的“新政”服务的。
然而，学堂既采取资产阶级的新形式，便决非封建军阀和官僚所能全部包办，更不是八股出身的腐儒所能应付的。因此不能不利用一些在国内外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人，传授自然科学知识，这样就为资产阶级革命派进入学堂开了方便之门。袁世凯既要使学生掌握近代科学知识，又严禁学生挣脱封建专制政治的枷锁，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恰如当时进步报纸所指出的，这种做法无异是“开一窗隙，使窥见外界之森罗万象，且导之出游，使之领略良辰美景、大块文章之滋味，又复从而锁之，不毁瓦破壁以思突出者，未之有也”。⑩所以，新式学堂的开办，在客观上不可避免地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更广泛地向前民展造成了有利条件。袁世凯为维护封建制度所锻炼出来的各种武器，后来差不多都倒转过来成为反对封建制度的工具。显然，这是出乎他主观意料，也绝非他的意志所能左右的。
注释：
①袁世凯：《遵旨敬抒管见备甄择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七日。见《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９，页３。
②南里知树：《中国政府雇用の日本人》，见《近代日中关系史料》第２集，东京龙溪书舍，１９７６年版。
③袁世凯：《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日。见同①卷３５，页２。
④同③。
⑤同③。
⑥罗：《记废科举》。见《庸言》第１卷，第６期，１９１３年２月。
⑦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４册，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２８年版，页１２８。
⑧袁世凯：《缕陈直隶历年学务情形折》，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八日。
⑨张之洞：《奏定学堂章程》。
⑩《苏报》，１９０３年１月８日、２１日。
投机立宪运动
１９０５年袁世凯开始投机于立宪运动。关于此事，他的幕僚张一（１８６７—１９４３）有一段回忆：“南通张季直致书项城以大久保相期，而自居于小室信夫。一日余入见，力言各国潮流均趋重宪政，吾国若不改革，恐无以自列于国际地位。且满汉之见，深入人心，若实行内阁制度，皇室退处于无权，可消隐患，但非有大力者主持，未易达到目的。项城谓：中国人民教育未能普及，程度幼稚，若以专制治之，易于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画虎不成，发生种种流弊。余力言专制之不可久恃，民气之不可遏抑。反复辩论，竟不为动。且问余：至此尚有何说？余曰：公既有成见，尚复何词。退而悒悒。及越宿，又召余入见，嘱将预备立宪各款作说帖以进，与昨日所言似出两人，颇为惊异……退而纠合金邦平、黎渊、李士伟诸君，①分条讨论，缮成说帖。后见北洋与考察诸大臣会衔奏请预备宪稿，即余所拟，未易一字。”②
由这一席说可见袁世凯对于宪政毫无诚意，他之所以幡然变计，并非改变了封建专制主义立场，而显然是从策略上考虑的。
日俄战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同时，资产阶级上层的立宪活动也逐渐高涨起来。袁世凯看出没落的清王朝没有出路，“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１９０８年孙中山发动河口起义失败后，西太后曾对袁表示：“滇匪虽靖，孙逆未擒，仍是可虑事。”他明白地回笔说，“如实行立宪，即无足虑”。③可见袁参与立宪，首先考虑的是拉拢立宪派，以缓和革命危机。而且，此时立宪派已分化为两系：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一系，仍亡命海外，只能从事非法的活动；在国内又形成了以袁世凯的老师张謇和汤寿潜、郑孝胥等为首领的一系。这些人多是官绅，又掌握着一些大企业，操纵舆论，在社会上比康、梁更具影响。他们企图通过某些高官显贵，触动内廷，盼望御赐一部宪法，使中国走上法治的轨道。张謇看到袁“揽天下重兵”，又深得西太后宠信，早在１９０４年７月就曾写信要求他体察世界大势，效法日本明治维新时的重臣伊藤、板垣诸人，主持立宪，“成尊主庇民之大绩”。信中还动以情说：“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下？即下走自问志气，亦不在诸人下也。”④当时袁尚未看准风向，曾复信称“尚须缓以时”。⑤所以，袁和立宪派的结合不仅是反革命政治上的需要，客观上也有了可能。
其次，袁世凯深知自己的权位全靠西太后信赖、支持。当时，西太后已是古稀垂暮之年。封建专制社会，历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更何况袁与光绪之间还有１８９８年结下的仇怨。袁担心靠山一旦倾倒，光绪帝和青年贵胄上台将于己不利。立宪正可以削弱皇帝的权力，巩固一己的地位。当时曾有人指出：“袁世凯与铁良不和，欲借是（指立宪）以倾政府。”⑥可谓看破了他的内心。
袁世凯认定立宪既是抵制革命所需，又与自己和整个北洋集团的发展有重大利害关系，便把那种“立宪后，权在人民”的恐惧抛在一边，立即以“开通风气”自诩，连上奏折，侈谈立宪。１９０５年奏请朝廷派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于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次年８月１６日，又奏陈预备立宪说：宜使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参与政务，为上议院基础，使各州县有名望绅商参与地方政务，为地方自治基础。２６日，又应召进京，参加“阅看考察政治大臣回京陈奏各折件”，讨论立宪问题。次日，在亲王大臣会议上，他摆出一副宪政权威的架势，信口雌黄地说：“昔欧洲之民，积受压力，复有爱国思想，故出于暴动以求权利。我国则不然，朝廷既崇尚宽大，又无外力相迫，故民处于不识不知之天，而绝不知有当兵纳税之义务。是以各国立宪，因民之有知识而使民有权，我国则使民以有权之故而知有当尽之义务，其事之顺逆不同，而以使民知识渐开，不迷所向，为吾辈莫大之责任。”袁世凯在这里不仅表现出他对立宪政治的惊人浅薄，更为重要的是暴露出他妄图使资产阶级性质的立宪政治溶化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目的。接着，为迎合西太后对君主立宪的拖延态度，他又说“夫以数千年来未大变更之政体，一旦欲变其面目，则各种问题皆相连而及。譬之老屋，当未议修改之时，任其飘摇，亦若尚可支持，逮议及修改，则一经拆卸，而腐朽之梁柱，摧坏之粉壁，纷纷发见，致多费工作。改政之道，亦如是矣。今即以所知者言之，则如京城各省之措置也，蒙古西藏之统辖也，钱币之画一也，赋税之改正也，漕运之停止也，其事皆极委曲繁重，宜于立宪以前逐渐办妥”。⑦
对于袁世凯的这些“高论”，虽然有些守旧派反对，但“政府诸公多赞成之”，⑧“遂于次日面奏两宫，请行宪政”。⑨西太后也以为然。９月１日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表示要从改革官制入手，令各省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⑩
为了作好所谓“立宪预备”，袁世凯一面设立“宪法研究所”，编刊《立宪纲要》等书，一面仿照“日本市町村制度”，办起所谓“地方自治”。１９０６年８月，派天津知府凌福彭，日本留学生金邦平等拟订自治章程，创办自治局。先在天津筹办“自治研究所”，选拔天津府所属各府州县“士绅之阅历较多素孚乡望者”入所听讲，并招其他各府州县“旁听生”。此后，又从直隶全省选拔官绅一百六十余人到日本参观行政、司法及学校，并责令呈验日记，征其心得，这些官绅回国后在本籍开办自治学社。次年８月，天津县士绅集会，“选举”三十人为议员，成立了天津“议事会”。袁又命令各州县，以天津为“模范”，地方自治“三年一律告成”。＇1＇他所谓的“地方自治”，不是兴民权，而是要提高地主豪绅之权，“以辅官治之所不及”。＇2＇这实际上是曾国藩办团练“大张绅权”“以绅辅官”政策的翻版，只不过涂上了一层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油彩而已。西太后对这种自治“甚为嘉纳”。＇3＇后来，清政府令各省办自治局，各州县设议事会，就要推广袁的这一套办法。
在立宪运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