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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萧一山：《清代通史》，第四册，页２４６２。
⑥黄远庸：《远生遗著》，卷１，页２１。
⑦陈一：《甘诗文集》，卷下。
⑧同①，卷９，页１７。
⑨《赵秉钧履历单》，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
⑩森藤吉郎：《清国视察复命书》，１９０２年。
＇1＇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９，页１至１３。
＇2＇《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七日。
编练北洋军
自从湘淮军崛起以来，军阀主义已渐渐行时，一个官僚权力的大小，往往取决于他手中掌握的军队的数量和质量。所以“筹饷练兵”就成了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一脉相承的扩张自己势力的要诀。１８６８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次年入京陛见，西太后问：“汝到直隶，何事为急？”曾答：“遵旨以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①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恪守曾的遗规，也“以练兵为当务之急”。袁世凯步李的后尘，一到直隶就上奏说：“直隶为畿辅重地”，“筹饷练兵，固期多多益善”。②并用全力展开编练北洋军的活动。
袁世凯不顾人民的疾苦，于１９０２年１月硬从顺直善后赈捐款项下提出一百万两银子，作为募练新兵的费用。又抄袭曾国藩练湘军初期的办法，定出《募练新军章程》十九条，如规定所募兵丁，须有确定籍贯，并代扣赡家饷银等。派王士珍、王英楷赴正定、大名、冀州各属，会同地方官，选募壮丁六千，分别带领至保定训练，编为十营，称“新练军”。③６月，又仿效德国常备军制度，定出《北洋常备军营制饷章》，规定常备兵支给全饷，每月饷银四两二钱；在营三年退为续备兵，月支饷银一两；又三年退为后备兵，月饷减半；平时各就其业，冬季调操一月，发全饷；又三年除其军籍，不豫征调；并以“新练军”六千人为基础，创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同月，在保定成立北洋军政司（１９０４年改称督练公所），作为全省“军务总汇之所”，袁世凯自兼督办。军政司下辖兵备、参谋、教练三处，以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分别提任总办。这个机构不仅是１９０３年末中央成立练兵处的蓝本，也是１９０４年各省设立督练公所的楷模。同年底，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京旗练兵大臣，从驻北京的旗兵中挑选三千人，分批派到保定进行训练，称“京旗常备军”。袁怕娇生惯养的旗兵不听摆布，就奏派青年贵胄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
在清政府的不断催促下，１９０２年底至１９０３年初，各省督抚也陆续开始编练新军。但“军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清政府一方面想改变各省兵制不一的纷乱局面，另一方面又担心形成由汉族军阀掌握的统一的军事力量，难以控制。当时，除北洋军外，以湖广总督张之洞所练的新军为最优。清政府决定以北洋军和湖北新军为主干，使其平行发展，形成两大军事系统，以便互相牵制。１９０２年１２月１２日，清政府命令河南、山东、山西各省“选派将弁头目赴北洋学习操练。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各省选派将弁头目赴湖北学习操练。俟练成后，即发回各原省令其管带新兵，认真训练。每年由北洋、湖北请旨简派大员分往校阅，按其优劣，严加甄别”。⑤
袁世凯并不以掌握北方各省的新军训练为满足，而要使全国的新军都“整齐划一”，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达到“操纵指麾无不如志”。１９０３年３月６日，他拟定“陆军训练简易章程”上奏朝廷，并建议设立练兵处，作为陆军的参谋本部，督练考察全国新军。当时，掌握中央军权的荣禄重病在身，没有研究他的建议。４月１１日荣禄病死，庆亲王奕入军机为领班大臣，掌握政府实权。奕匡力（１８３８—１９１７），为乾隆皇帝第十七子永的孙子，隶镶蓝旗，是清朝享有世袭罔替特权的少数亲王之一。其依违恋权与荣禄一样，知识能力尚不及荣禄，而贪污纳贿、鬻官卖缺则有过之，素有“庆记公司”的诨号。袁世凯投其所好，重金贿买。从此开始了奕、袁世凯互相勾结、控制朝政的局面。
袁世深知他扩张自己势力最重要的保证，是在于争取西太后的信任。１９０１年底，他到顺德府迎銮，并一路护驾回京，得到“穿黄马褂和紫禁城骑马”的赏赐。１９０３年春天，又随驾谒陵，西太后曾垂询练兵和办铁路事。他的回答使太后甚为满意。当年１１月，他又接连两次进京觐见，征得西太后和奕的同意，成立了练兵处。他用以说服他们的理由是通过练兵处可使军政和军令集中于朝廷，以便战时能更有效地在统一的指挥下联合作战。回天津后，他在督署“三日未见属员”，“亲手拟定”“所有一切章程”。⑥１１月６日，他给徐世昌的信中说：“所谓自强者，非凑饷百十万，募兵数千人之谓也。心须放手经营，筹饷数千万，练兵数十万，然后可语自保。”⑦袁氏野心之大，由此可以想见。１２月４日，练兵处在北京锡拉胡同成立，奕匡力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为会办大臣。这是仿照中法战争后北京海军衙门的体制，那时醇亲王奕为总理大臣，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会办，握实权。练兵处设提调和军政、军令、军学三司。三司下辖十科。袁身为直隶总督，不能驻北京，便引荐徐世昌为练兵处提调，刘永庆为军政司正使，袁嘉谷为副使，段祺瑞为军令司正使，冯国璋为副使，王士珍为军学司正使，陆建章为副使。并向西太后奏保他们说，“各员随同臣当差有年，知之最悉，均属切实可靠”。⑧同时，又奏举铁良为练兵处襄办，表示自己十分重视皇族中的军事“人材”。练兵处成立不久，奕匡力以自己“衰迈多病”，奏“请太后责成袁、铁悉心经营，而己但总其成”。⑨这样，练兵处便为袁所包办，一切要务都由其爪牙请示他裁决。
练兵处以北洋常备军营制饷章为蓝本，拟定了新军营制饷章，以及陆军学堂章程等各项规章制度，命令各省遵照办理。实际上是将袁世凯编练北洋新军的一套办法改头换面，推行于全国。袁世凯之所以极力控制练兵处，除企图统一全国的军制外，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汲取全国的财力，以充北洋军饷。因为直隶一省财源有限，如无充足军饷，就不可能不断扩军。所以练兵处一成立，奕匡力、袁世凯就奏请西太后批准，向各省摊派练兵费总计银八百三十六万两。袁世凯一方面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带头认筹一百一十万两，另外还率领直隶官吏捐银十万两，作为练兵费，表示自己对“国事赤诚”；另一方面，他又用会办练兵大臣的名义，将各省认筹的练兵费集中用于北洋。如１９０５年，各省实解练兵费总计九百零十一万两，其中有六百多万两用于北洋各镇。
北洋军先成立左右两镇（镇略相当于民国时期的师）。左镇以六千新练军为基础，“增募两营，共十二营，分为四标，续添马、炮队各一标，工、辎队各一营”，已于１９０３年６月在保定成镇，在全国成镇最早，“实开各常备军风气之先”。⑩是年底，左镇一部分开往迁安、山海关一带驻扎。右镇以保阳练军马队及驻马厂的北洋亲军元字马步等营裁改归并，编成步队一协，马队一标，于１９０４年３月成镇，分驻小站和马厂。＇1＇当月，左右两镇改称第一、二镇，并着手拼凑第三镇。
先是，１９０１年春末，应李鸿章的奏请，武卫右军已陆续由山东调入直隶保定及北京南苑、海淀等处驻防。驻扎在南苑和海淀的一部是由姜桂题统率的。这支受过西式训练的队伍，由于“军规亦知整顿，迭拿匪犯百余人，地方因而粗安”，很快引起西太后的重视，因此她下令把姜的队伍留在北京好多年。１９０２年８月，袁世凯把驻保定的武卫右军三千人改编为巡警，派往天津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至１９０４年初，便以“巡警营北段”一千五百人为骨干，又添募新兵，编为第三镇，调回保定进行训练。紒紝矠次年２月，又以武卫右军驻南苑、海淀的一部分，加上１９０１年由江南调来交袁世凯训练的自强军二千人，编为第四镇，仍驻原地。５月，又把原武卫右军先锋队十二营，加添步队一协，编为第五镇，仍驻济南西关外辛庄和潍县。＇2＇同时，练兵处奏定全国新军一律改称陆军，并用统一番号。京旗常备军称陆军第一镇，原北洋第一镇改为陆军第二镇，第二镇改为陆军第四镇，第三、五镇仍用原番号，第四镇改为陆军第六镇。至此，北洋陆军六镇大体拼凑完成。
每镇辖步兵两协，骑步、炮兵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军乐队一队。一步兵协辖两标，一标分三营，一营又分前后左右四队，每队辖三排，每排辖三棚。每棚设正副头目各一人，正兵四人，副兵八人，共十四人。每镇官兵定额一万二千五百一十二名，实际都不满额。如第四镇１９０６年“合计官佐弁护号目兵丁匠役九千七百九十八员”。＇3＇
袁世凯扩军是要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北洋派系，因此，各镇重要将领都是由他亲自选定的，又几乎都是小站出身：第一镇统制先后为凤山、何宗莲；第二镇统制先为王英楷，后换张怀芝；第三镇统制段祺瑞，后改为曹锟；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五镇统制为吴长纯，后改为张永成；第六镇统制为王士珍，后改为赵国贤。当时担任协统的有雷震春、陈光远、李纯。担任标统的有王占元、卢永祥、鲍贵卿、王怀庆、田中玉、杨善德、孟恩远、唐天喜、王振畿、赵玉珂、王同玉等；担任营管带的有何丰林、陆锦、李长泰、李厚基、施从滨、阎相文等。
以上六镇，除第一镇因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外，其余五镇都是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