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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荣禄入京，向西太后告变。西太后即命荣禄回天津掌握军队。次日黎明，她由颐和园进城，径入皇宫，囚禁光绪。接着，发布“懿旨”：以光绪病重不能理事为词，宣布自己临朝训政。下令搜捕维新派。
９月２５日，西太后召荣禄进京，授以大学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兼管兵部事务，节制北洋各军。袁世凯奉命护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了邀功，袁对追捕维新派十分卖力。梁启超于２５日逃到塘沽，登上日本军舰。袁派道员黄史镇前往交涉，又派新建陆军洋教习魏贝尔到舰上探查。最后，因害怕日本帝国主义“抗议”，只得罢手。康、梁侥幸逃亡国外；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在京先后被捕，于２８日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被捕前夕，维新派都劝他逃走。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他把自己的书稿送交梁启超，坐待逮捕。就义之前他悲愤呼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3＇表现了维新志士献身救国的高尚精神。
与此同时，参预或支持变法运动的人大都被拘下狱，或永远禁闭，或流放边疆。除京师大学堂外，一切改革封建弊政的措施都被视为“离经叛道，非圣无法”而取消了。昙花一现的资产阶级变法运动就这样被浸在血泊之中，宣告彻底失败。血的事实证明，资产阶级改良派无力挽救民族危亡。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大压力下，企图用改良主义的手段来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袁世凯的血腥叛卖手段，使荣禄对他的“才干”更加赏识，也赢得西太后的青睐。当时，曾有亲贵王公以袁“既同谋又出首，首鼠两端”，欲治其罪。荣禄出面保护他说，“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4＇西太后为表示对他信任，也特别召见他，准许他在西苑门内骑马，又颁给赏银四千两，以示优渥。此后，袁专以西太后和荣禄为靠山，飞黄腾达，更有了捷径。
１８９８年底，袁世凯为迎合西太后和荣禄的意旨，提出编练武卫军以增强中央统治实力的建议，得到荣禄的赞许。次年初，荣禄遂设北洋军务公所，改宋庆、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等四军为武卫左、右、前、后军，又自募二十七营直接统率，称武卫中军，组成了拱卫京师的五大军。这是清廷的基本武力。同年６月，荣禄奏保袁升为工部左侍郎，仍专统率武卫右军，所部增至一万人。
注释：
①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１册，页５４９。
②同①。
③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２，页１６。
④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同①，页３４６。
⑤同④，第３４４页。
⑥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同①，页２６３。
⑦《康南海自编年谱》，同①，第４册，页１６１。
⑧同③。
⑨同①。
⑩关于袁世凯与谭嗣同谈话的内容，各书记载大致相同，唯是否要袁立即率兵进京一事记载颇不一致。梁启超的《谭嗣同传》不记要袁立即率兵进京事。《康南海自编年谱》和袁的《戊戌日记》及王照的《方家园杂咏记事》则都记要袁立即率兵进京。根据各种史料判断，维新派曾要求袁立即率兵进京，诛旧党，助行新政，是可信的。此处即综合上述史料写成。
＇1＇同①，页４６６。
＇2＇同①，第４册，页５３。
＇3＇《谭嗣同全集》，页５１２。
＇4＇同④，页３５１。
升任山东巡抚
袁世凯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不甘心局促在小站一隅，时刻想出任封疆大吏，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在他卷入帝后两党、新旧两派的斗争以后，对国内政治形势更加关注。
德国于１８９７年借口“钜野教案”侵占了胶州湾以后，接着又强占土地，修筑胶济铁路，将山东一省划为它的势力范围。沙皇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把中国东北和长城以北都划入它的势力范围。英国借口和沙俄对抗，租占威海卫，又强迫清政府承认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法国强占广州湾以后，把云南和两广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也从清政府取得不割让福建给别国的保证。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迫在眉睫的瓜分危机，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一场对抗瓜分狂潮的义和团爱国运动迅猛兴起。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民间反封建压迫的秘密结社，参加的人主要是山东和直隶交界一带的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和失业的劳苦群众。１９世纪末年，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势力深入这一带农村，传教士勾结土豪，霸占田产，包揽词讼，放高利贷，搜集情报，横行霸道，无所不为。义和拳就逐渐地转变为群众抵抗外国侵略的爱国组织，并且在与教会势力不断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
１８９９年夏天，仅山东兖、沂、曹、济一带及鲁西北各属“四十余州县”，义和拳反抗教会压迫的事件就有“一千余起”。①这使帝国主义者感受到莫大的威胁，他们不断敦促清政府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山东巡抚毓贤是一个残酷、昏庸的满族官僚，又有盲目排外思想。在反帝怒潮面前，他既无力镇压，又不愿向清政府求援，便企图把义和拳改为官办的团练，加以控制利用。结果适得其反，义和拳改名义和团后，以“扶清灭洋”为号召，吸引了更多的群众参加，如茌平县八百六十个村庄，拳厂多达八百处。一时山东成了反帝风暴的中心，引起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慌。美国驻北京公使康格公然要求清政府撤换毓贤，“派一个能干的人代替他的职位”，并说“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②暗示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可以担当这一屠杀中国人民的任务。
对山东的局势，袁世凯早已表示关心。１８９９年５月底，他奉荣禄的命令率领新军八营前往德州一带，演习行军阵法。这次行军表面上说是为准备抵抗德国侵略，实际是向义和团示威。他在德州驻扎期间，多次给荣禄写信，报告山东情况。在一封信里，他大意说：“内有德酋请治其罪，地主（指毓贤）复求其疵，出师未捷，已腹背受敌，今而后知带兵之难也。”在给徐世昌的信中，他说毓贤“糊涂”，“甚无用，偏而且乱，又甚恶洋操”，对毓贤的作法表示“不胜愤闷”。③７月回到小站，他立刻向清政府上了一个奏折，说自己目睹山东局面，“夙夜忧愤”，并献策说：在山东必须“慎选守令”，“讲求约章”，“分驻巡兵”，“遴员驻胶”，以便“导愚民，而缔邻好”。④即消灭义和团运动，而与帝国主义者和好。１１月，他进京为西太后“祝嘏”，趁机又向荣禄面陈了自己对解决山东问题的意见。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迅速扩大和帝国主义者的要挟，使清政府十分焦急。多年来仰承帝国主义鼻息办事的清政府，对主子的旨意当然不敢置之不理，加上袁世凯个人又提出了一套解决山东问题的办法，荣禄也认定袁有魄力，是一个处理棘手问题的能手，竭力保荐他到山东去。因此，清政府于１２月６日发布上谕，命令“毓贤来京陛见”，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次年３月１４日实授）。⑤同时，命令武卫右军全部由小站开往山东，仍由袁统率。１２月７日，康格给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报告中说：“我高兴地报告您，昨天武卫军袁世凯将军受命代理山东巡抚；他是一个能干勇敢的人，和外人交游甚广，相信皇上给予适当的谕旨以后，则扰乱即可停止，秩序即可恢复，我们希望如此。”⑥
袁世凯于１２月２６日率领新建陆军到达济南，开始进行用军事控制山东政治局势的尝试。他确实没有辜负中外主子对他的期望，接任后立即抓住肥城县义和团杀死英国传教士卜鲁克（Ｓ．Ｍ．Ｂｒｏｏｋｓ）的事件，作为媚外资本。他派兵前往肥城搜捕团民，押至济南，请英国驻上海副领事“观审”，判处两人死刑，一人终身监禁，三人充军，四个村保受鞭笞之刑，知县也撤职。还命令当地村民交纳赔偿费银九千两，又给卜鲁克建立“纪念碑”，完全满足了帝国主义的蛮横要求。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就这样作了袁世凯取信帝国主义的贽礼。从此，袁世凯派兵保护各州县教堂；传教士外出活动，由清兵护送来往。
袁世凯奉帝国主义分子若神明，却把中国人民视为草芥。他胡说“义和拳实系匪类，以仇教为名，而阴逞不轨”。他认为义和拳之所以能在山东发展，主要是由于毓贤“一味纵容”。⑦因此，他一到济南就派遣防营前往各州县镇压。这时，有一些山东籍京官连续奏劾袁，说他“一意主剿，致滋事端”。清政府也担心他操切从事，“激成大祸”，连下三道上谕，告诫他“不可意气用事，徒恃兵力”。袁接到上谕，认为这是“居心倾排”者所为，于１９００年１月１３日向清政府上了一个奏折，为自己的“剿办”政策进行辩护。他诬蔑义和团是“匪类”、“邪教”，说什么义和团不能“举强盛之洋人而灭之”，“就使能纠合百十万人鞭挞五洲，而该匪等势成燎原，不可向迩，国家又将何以制其后？！”因此，他表示“不敢畏避嫌怨，扶徇欺蒙”，对义和团必须痛加“剿办”，并提出“治本治标”两层办法，双管齐下。⑧
所谓“治本”，就是进行“调和民教”的欺骗宣传。他编印了大量白话诗歌告示，四处张贴，广播民间，恣意诋毁义和团。如在《劝谕百姓各安本分勿立邪会歌》中说：“本院抚此土，敬愿广皇仁，嫉恶如所仇，好善如所亲，但论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