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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军营里放电影，银幕竖在山坡上，正面反面都坐满了人，并不影响效果。蒙巴
顿让随从的参谋们，也跟大家挤在一起共同分享艺术的魅力，以示对中国士兵的亲
近。
他还与中国驻印部队的罗卓英、孙立人、郑洞国和廖耀湘等高级军官，建立了
比较良好的个人关系。其中，有些人在他与史迪威发生争吵和冲突时，站在他这一
边。自蒙巴顿就任东南亚战区总司令以来，英印当局与中国驻印军的关系，比起韦
维尔时代是改善了。
蒙巴顿频频去看望散驻于各地的部队，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当然，有的风险也
是因他逞强好胜而造成的。有一次，美国空军的科克伦中校驾驶一架轻型飞机从印
度的瓜利奥尔送蒙巴顿前往外地。起飞以后，蒙巴顿说他以前曾驾驶过飞机，要求
科克伦允许他开一会儿。科克伦只好把操纵杆交给他。“他接过去以后的第一次事
就是朝地面扎下去。他的脚整个踩在踏板上，飞机转起圈来。我朝他喊道：‘脚离
开制动器！’他却问：‘哪个是制动器？’我赶紧向他指出，飞机才恢复了正常。
他驾着飞机在天空盘旋了1个半小时；还不停地转过脸得意洋洋地朝我点头微笑，而
我却一直在提心吊胆他怎么把飞机降落？”着陆时一场灾难险些发生，最后还是在
科克伦的费力帮助下，使飞机一只翅膀擦着地面降落了。后来，蒙巴顿亲自写信给
科克伦中校，对几乎毁掉了他的飞机表示道歉。其实，那位中校当时最担心的是总
司令的生命安全。
尽管蒙巴顿不可能与散布于印度和印缅前线和数十万官兵都见上面，他每到一
群士兵中间时，也不可能跟每位士兵都聊一聊，然而，听过他讲话、见到过他的官
兵们，会以各种渠道把蒙巴顿其人其事告诉自己的战友们，结果整个部队的官兵都
知道了他们的头儿是蒙巴顿，是有信心带领他们打胜仗的人物。
蒙巴顿知道自己很擅于鼓舞士气，并为此而自呜得意。除此之外，他也乐于把
自己和他的东南亚司令部向外界宣扬。他在请专栏作家怀尔德曼·勒欣顿帮助一位
战地记者撰写自己的个人传记时，曾经这样说：“您应当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一直坚定地认为不能宣扬个人，或者说应当尽可能地把它减少到最低程度。但是，
目前的形势很危急，某些崇高目的的宣传个人，也许是必要的。”因为东南亚司令
部急需要建立自己的威望，而令公众觉得领导它的是一位耀眼夺目的英雄这一事实，
将会有助于此。
虽然不无理由，但爱出风头确是他的老毛病。盟军的几位战区一级的司令官中，
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是两种截然不同类型的人。前者处事谨慎，讨厌突出个人，
在负责指挥英美军队的北非作战时，艾森豪威尔对外发表的战报均以“发自阿尔及
尔的非洲最高司令部”的名义，自己从不署名；“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公报则是发
自麦克阿瑟将军的司令部”。蒙巴顿虽声称不喜欢麦克阿瑟的这种做法，并指示过
助手们不准在新闻公报或通报中提到他个人的名字，但实际上他还是默认了下面人
的奉迎，他的司令部发表的新闻公报；通常署名是“发自海军上将蒙巴顿的司令部”。
对此，远在伦敦的一些英军老将十分不满，认为这表现出“蒙巴顿对宣扬个人的贪
欲”。安德鲁·坎宁安将军后来在一次观看英军重新占领缅甸的纪录影片——《缅
甸胜利》时，对该片虽表示了肯定和赞赏，“但是，看上去那个总司令官（指蒙巴
顿）和他的参谋人员以及斯利姆和他的参谋人员成了影片中的主角，这使我感到恶
心。”
总的来说，尽管某些人不喜欢蒙巴顿，或不那么欣赏他的军事作战才能，但是，
凡是与东南亚战区的老兵们接触过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蒙巴顿在接近士兵、笼络士
兵、进而激发他们的士气和战斗热情方面是成功的。
疾病，尤其是可怕的疟疾，是蒙巴顿必须要解决的第二个难题。
印缅地区，凶恶的疟蚊往往不分白天黑夜地向官兵们发起进攻，把病毒和疟原
虫散播在他们的血液中。官兵们一旦染上，便被高热和高寒轮番折磨，时而如熬炎
夏，时而如坠冰窟。特别是在丛林里的部队，“发高烧的人一经昏迷不醒而躺倒，
加上蚂蟥吸血，蚂蚁啃啮，大雨侵蚀冲洗，数小时内即变为白骨，令人胆颤心凉”。
侥幸活下来者，也被消耗尽了体力，磨蚀尽了意志，而不能再去行军打仗。
在蒙巴顿抵达东南亚的时候，斯利姆中将的新编第14集团军是战区掌握的主要
陆军部队，而它的官兵们的身体状况简直糟糕透顶。蒙巴顿的陆军副官长罗纳德·
亚当在一份报告说，疟疾“在东部战区是比日本人更重大的敌人”。而实际上，亚
当的措词还远非准确，蒙巴顿经过亲自了解发现：“小小的疟虫，现在竟是我们最
主要的敌人。”因为在1943年的夏秋季节里，野战医院里病员和伤员的比例是120：
1。除了一些痢疾和其他热带疾病以外，大多数病员都是患了疟疾。
同在联合作战总部时成立专门技术机构的作法一样，蒙巴顿在战区司令部内设
立了研究和防治热带疾病的专家小组，并在经费和器材方面予以充足的保障。很快，
新的防治药品被研制出来，改进医疗制度和治理传播疟疾的蚊子等措施已经开始收
到成效，但是更紧迫的是需要上层给士兵们重新注入活力，蒙巴顿亲自担当了这项
工作。在对着开前线的第一次视察中，那里医疗所条件的简陋使他感到震惊。他随
即强烈要求印度殖民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设备。此外，他还致电伦敦要求从国内
增派医护人员，并希望白厅尽快安排运输工具把他们连同设备一起送来。他视察了
所有能够前去的战地医院，对值得赞扬的大力表彰，对懒惰和卫生恶劣的状况提出
批评。
在疟虫最猖撅的地区，蒙巴顿要求驻在那里的部队每个营都要建立一座卫生清
洁站，给官兵定期严格地搞搞卫生：洗澡、理发、清除污垢，打预防针等。肮脏的
被装堆在一起，泼上汽油烧掉。士兵过长的头发胡子一律不许保留，统统剃短以防
传播寄生虫。他的努力取得了成果，仅仅数月病员和伤员的比例便下降到20：1，到
战争结束时进一步下降为6：1。整个所辖部队中的疟疾发病率在1943年时为84％，到
1945年已下降为13％。
对在军中嬉戏成性、玩忽职守的军官，他也坚决予以惩罚。有一次，一位加拿
大籍少将指挥官在前线附近和蒙巴顿相遇。当遇到一群非洲士兵时，这位少将把自
己的帽子抛上天空，然后掏出腰间的手枪对着帽子射击。非洲士兵们一阵喝采。这
位加拿大军官洋洋得意地对蒙巴顿说：“指挥士兵就应当这样，对不对？”“不对！
先生。”蒙巴顿对这种在士兵们面前全然不知自重的行为很反感，冷冷地回答。几
分钟以后，那位少将的吉普车驶到距离日军阵地的不远处，车上的人都跳下来，躲
进壕沟。蒙巴顿对他忘记自己的职责刻意显示个人冒险的举动并不欣赏，几个星期
以后，那位加拿大将军就被解除了职务。
恶劣的雨季天气，也是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难题。每年从5月份开始，在印度洋
高空积聚了整个一冬的暖湿气流被强劲的西南季风搅动着，像千艘军舰组成的浩浩
荡荡的无敌舰队，气势汹汹地闯入南亚次大陆的万里晴空。太阳顷刻消失了，翻滚
的浓云就如一座座沉重的大山低低地挤压着地面。凶猛的暴雨像呼啸的长鞭不停地
抽打大地和河流，道路被冲断，桥梁常常被卷走，低洼地变成一片汪洋。面对这样
恶劣的天气，无论是英军还是日军都认为在雨季季风时期是很难作战的。因此，这
里在每年5月至10月期间，除了一些小规模的战斗之外，战争基本处于停止状态。
但是，蒙巴顿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只要掌握足够的工程部队来开辟道路和
加固桥梁，就能够保持作战的不间断性。同时认为，恰恰是要利用敌我双方对雨季
不宜进行作战的一般估计，使进攻能够具有突然性，而这种突然性则又会弥补雨季
作战给己方造成的麻烦。早在离开伦敦之前，他已经要求专家们研制适合这种策略
需要的特别装备了。从开罗回来以后，蒙巴顿视察了斯利姆的指挥部，坦率地告诉
他们，希望他们今后无论在任何气候下都能作战。斯利姆对此感到振奋，其他军官
们则感到根本不可能。斯利姆的直接上级——地面部队总指挥官吉法德将军在听到
这些话之后认为，蒙巴顿只不过是一通吹牛而已，因为他还没有亲身体验过印缅地
区雨季的可怕。然而，蒙巴顿还是坚持让部队做好雨季作战的精神和物资上的准备。
结果，在8个月以后的1944年的雨季里，斯利姆在印度的英帕尔无情地重创了日军，
从而证明了吉法德的看法并不正确。在东南亚盟军司令部中担任计划部门负责人的
布赖恩·基明斯评论道：蒙巴顿在雨季作战的决定“迄今为止一直被认为是不可能
的，但是，尽管遇到了许多相反的意见，它却是在这一地区击败日本军队的一个主
要原因。”
缓和与印度人的紧张关系，是蒙巴顿这段时间需要解决的最后一个主要课题。
早在1921年蒙巴顿与威尔士亲王访问印度时，印度人民要求独立的迫切愿望就
给他留有深刻的印象：民众群情激昂，学生纷纷造反，当地警察三步一岗，五步一
哨，如临大敌。战争爆发以后，印度人不管是否愿意，都卷了进来，但是又不想为
任务一方发挥作用。印度的主要政党——国大党谴责“一切帝国主义战争”，主张
印度对于“英国的战争”不予合作，并深受日本关于“驱逐白种人，亚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