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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元起道：“不过年青一辈，小弟还是更看好黄克强、宋遁初（宋教仁）、蔡松坡（蔡锷）等人。——本来陶焕卿、陈英士也是第一等人物，可惜他们英年早逝，实在是国家和民族的重大损失！”
孙元起说的这几个人都是1874年以后出生的，像宋教仁、蔡锷都是1882年生人，今年正好三十岁，已经分别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和云南都督了，端的是锐气逼人！
唐绍仪微微颌首：“贤弟数的这几个人都是人中龙凤，尤其是宋遁初，愚兄在上海会谈过程中曾有幸一晤，领导能力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不过贤弟与他们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首先，贤弟有自己的大中小学，可以源源不断地培养学生；其次，贤弟有四川、陕西、甘肃等之地；第三，贤弟有五个协以上的精兵；第四，贤弟有自己的政党；第五，贤弟名满天下，三入内阁；第六、贤弟有自己的产业，任何时候不用担心经费掣肘。
“这六点，黄克强、宋遁初、蔡松坡等人或占其一，或占其二，却没有人能兼而有之。尤其是最后一项，他们更是难以企及。这年头，革命组党、练兵自卫、合纵连横，没有孔方兄开道，只怕是一事无成！而中央政府的席位就那么几个，你凭借实力、资历、名气等先行一步，占了内阁总理或大总统之位，纵使黄克强、宋遁初、蔡松坡等人再有能耐，也只能望洋兴叹！”
孙元起道：“奈何小弟实在不是当官的料儿！就像数学要从加减乘除起步、中文要从点横撇折捺开始一样，一套自成体系的政治思想或治国方案，必须要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小弟自十多岁就开始学习物理，一直到现在，根本没有接触什么为官之道。这些年踉踉跄跄过来，全靠叔祖父孙文正公、中堂张文襄公及诸位幕僚帮衬，实在不敢觊觎内阁总理或大总统之位！”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从小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从生产力、生产资料、生产关系、价值、剩余价值等基本定义学起，然后搭建起一个庞大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的理论体系。如果没有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等定义的支撑，马克思主义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中国从古至今，绝大多数的官员都是从基层做起，接触民风民情，为的就是逐步掌握处理政务的手段技法，形成自己的行止风格。经过逐轮淘汰，最终选出各级领导。偏偏孙元起缺少了这个环节！
唐绍仪笑道：“前朝李文忠公（李鸿章）说过，天下最简单的事莫过于做官，如果一个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是十分的无用了。贤弟聪颖特达，怎么可能不会做官？至于你说的治国方案，那倒是简单得很，愚兄便可以帮忙！”
第三零四章治大国如烹小鲜
“哦？愿闻高论！”孙元起非常好奇。
唐绍仪也不卖关子：“所谓治国，关键在一‘国’字。好比砍柴伐木，总要先知道砍什么样的木材，才好准备工具。如果是千寻铁松，你准备的是把柴刀，难免会无计可施；如果是连翘、黄杨之类的低矮灌木，你准备了宣花大斧，也未免大材小用。所以要想治国，先要明白自己想建成什么样的国家？理想中的国家与现实中的国家主要差距在哪里？当前国家最紧要的问题是什么？
“眼下清帝刚刚逊位，南北和谈初成，国家政体尚未确定，好比一张白纸有待英雄豪杰涂抹。此时正是百年难遇的良机，一旦错过，则噬脐莫及！贤弟或许不信，愚兄就举李文忠公所言为例。李文忠公不避劳苦，不畏谤言，眼光卓越，手腕敏捷，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独任，国家倚为重轻，是大清享国三百年少有的社稷之臣！但他晚年曾自言，终生所为不过是一裱糊匠的营生。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同治以来虽然陆续平定发匪、回乱，天下初定，民心思安，当时号称‘同光中兴’。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些不过是表象，大清经过康乾盛世之后一百多年的折腾，早已病入膏肓。好比是间破屋，由曾文正公、李文忠公等人东补西贴，居然成为窗明几净的干净屋子。如果遇到小风小雨，打破几个窟窿。随时加以补葺，还可勉强敷衍一段时日。如果遇到狂风暴雨，只能房倾屋颓，沦为丘墟。
“裱糊匠自然知道纸片下面是何等材料，也知道破屋随时有倾覆危险，却不敢越俎代庖替房屋主人拿主意，把屋子推倒重建。而且房屋主人对旧屋恋恋不舍，总觉得还能支撑，心里也不愿随便拆建。裱糊匠只好听从房主的意见，尽力做些涂饰修补的活计。直到心力交瘁、油尽灯枯。这也是李文忠公晚年抑郁寡欢的原因。假如他要是生在立国之初，必然可以垂范立极、百世沐恩，又何至于此？
“如今你我生逢其时，即便不能一言而决国家政体，至少可以否决许多不合时宜的建议，为国家后世造福。尤其是贤弟你，名声广布倾动朝野，一举一动天下瞩目，只要提议建言。袁项城、孙逸仙也得虚心接纳，更应当认真思考自己想建成什么样的国家！”
自己想建成什么样的国家？孙元起下意识就想起了后世的中国体制。
尽管有无数公知、精英抨击这种体制专制腐败。造成资源枯竭、环境破坏、贫富差距拉大、人民权益受损等等等等，但谁也不能否认它所具有强大的威力！在这种体制下，改革开放三十年间GDP以每年接近于10％的速度增长，让中国成为世界同期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迅速超越法、英、德、日等国，跃居全球第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民生得到显著改善，人民生活迅速摆脱了贫穷落后，总体上进入了小康水平。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神舟飞天，嫦娥奔月，青藏铁路通车，高铁网络营运。一个又一个壮举无不彰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指日可待！
清末民初，中国外有强敌，内有割据。人民生活困苦，科技落后世界，难道和1948年、1978年不是站在一个起跑线上？既然后世的事实证明体制可行，为什么不能把它移植到1912年？
唐绍仪见孙元起沉吟不语。便劝说道：“百熙，这几个问题虽然看上去简单，但要把它们想通、想透，形成圆融自洽的体系架构，却非一朝一夕之事。你也不用急于一时，反正时间还很充裕，不妨慢慢思量，争取形成既具有自己特色又符合当下国情的治国理念。”
见孙元头，他又接着说道：“至于治国的‘治’字，就是把当前国家最紧要的几个问题排好顺序，让内阁诸人拿出可行性方案，集中全国力量加以贯彻实施。比如现在你认为完成行政统一、推行议会共和制、普及义务教育、整理财政、完善军备、铺设铁路等几项比较重要，但究竟哪一项先执行、哪一项后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该如何调整执行情况？这些才是国家元首、地方长官需要认真考虑的。至于如何执行，那是下属们的职责所在，不必元首、长官事必躬亲。”
唐绍仪所言听上去平实无奇，仔细琢磨起来却大有深意。比如现在孙元起执政四川，就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要把四川建成什么样子，也没有认真考虑过理想中的四川与现实中的四川差距在哪里。至于四川当前最紧要的问题，他想到了蠲免农民的赋税，想到了筹建工农业体系应对即将到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却好像诗人写诗似的，遇到什么灵感就写什么，没有一个长期的通盘考虑。
杨度是传统中国文化中的智谋之士，他或许想过如何纵横捭阖让川陕的利益最大化、如何远交近攻来吞并周边弱小势力，甚至可能想过把孙元起推上大总统宝座。但他却对未来国家如何发展，如何改善民生、振兴实业，如何铸造民族精神、实现民族复兴等重大问题没有多加考虑。在他看来，只有政治、军事上的问题才算真正的大事，经济、文化、思想上的问题根本不算问题，遇到了再解决也不迟。大概，这就是古代智谋之士与现代政治精英之间最根本区别吧？
半晌之后，孙元起才问道：“还有呢？”
“没有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看孙元起有些愕然，唐绍仪接着解释道：“百熙，你觉得国家元首应该如何？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还是一步十计，翻云覆雨？不是，都不是！作为国家元首，首先应该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能让文臣武将倾心服膺，乐意效死。就像《水浒传》中的宋公明，论出身，他不过是个押司，远不及后周皇室苗裔的小旋风柴进；论长相，他面黑身矮，远不及仪表天然磊落的浪子燕青。论计谋，他不及吴用、朱武；论功夫，他在梁山好汉中排名倒数。为什么天下豪杰见到就纳头便拜，推他为梁山首领？别无他，人格魅力而已！
“其次应该知人善用。汉高祖刘邦不过是个青皮流氓，为何能得天下？就是因为他知人善用。韩信不过是项羽逃将、当斩连敖，结果在萧何力荐之下，刘邦就敢具礼拜他为大将。所以韩信自诩善于将兵，而夸他善于将将。再如汉昭烈帝刘备，也是知人善用成就帝业，他先在涿郡便与贩枣关羽、卖肉张飞义结金兰，后在新野三顾茅庐拜请乡野村夫诸葛孔明出任军师，所以他能从贩履织席之辈，最终三分天下有其一！
“第三应该勇于取舍决断。像愚兄刚才所举的宋公明、刘邦、刘备三人，在关键时刻都是舍得向妻儿老小动手的狠辣之辈。当然，现在政治逐渐开明，议会即将召开，想来以后不会出现祸及家人的惨剧。不过在处理各项政务的时候，勇于取舍决断依然是政治家必备的素质之一。”
孙元起心中碎碎念道：以后不会出现祸及家人的惨剧？哼哼，想来你是不知道太祖爷的人生际遇吧！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