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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疯一般地跑回家，坐在床上发呆。
第二天我就拒绝上学了。我的好朋友陆小萍傍晚来找我，说斗争还在继续深入。那辛校长的尸体，已在昨夜被他两个儿子挖出来扛回家去了。校长没了，现在轮到教导主任站上批斗台了。
我就是不上学了，整天在家发呆。我妈说不出去最好，外面太乱。
但是她看到我日趋呆傻的样子，心里十分担心。
我整日呆呆傻傻地藏在家里，大院里一有人声，我就以为是来拉我去参加批斗会的，便从屋里插上门，大气不敢出，一直等到没有任何声息才敢出口气。那些日子，我的眼前总是辛校长的影子，音容笑貌十分清楚，还有那灰色的、沾满血迹的毛毯，那只露在毯子外面的手腕……
我这个十二岁的初一学生，第一次看到了暴力，看见了血腥场面，所受的刺激真的不小。提到上学我就害怕，就反感。
就这样无所适从地在家呆了一星期多的时间。有一天上午，我正坐在家里犯傻，忽听有马车驶进宿舍大院的声音。
啊！ 我一下子振奋起来了。这声音太熟悉啦！ 清脆的叮当声，得得的蹄音是“高太子”和“大黑”的，那节奏欢快，分明是姥爷急急地赶来啦！ 我噌地蹿出来，看见姥爷笑眯眯地赶着马车走来了。妈妈骑着自行车跟在旁边。姥爷看见我，跳下马车，大步跑过来把我抱起来。
接下来我看到妈妈拿了一只皮箱，把我的衣服一件件地往里装。
我看她装了裙子，装了衬衫，装了毛衣，还装了棉衣，我知道这一走不是一两个月。感谢妈妈给我找了个最理想的避风港。
我兴奋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现在想来，在那样的混乱年代，我这小小年纪的孩子，居然会选择逃避。逃避这纷乱的世界，到那宁静朴实的山村，继续过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一下子就想起了九九。我梦想的“长假”真的来了。我可以继续同九九的那份友谊。不知为什么，我感觉我同九九的友情，胜于我同任何小伙伴和好同学许多倍。不是因为对九九的同情，而是实实在在感到九九的纯净、善良与真诚。
她跟你好，是没有任何目的的。我跟她在一起，也从不担心什么，是心贴近心的交往，是澄澈而透亮的温馨友情。
说走就走，妈妈提上皮箱，把书包递给我：“拿上，该学还得学。
不要光疯跑着玩，有空学习学习，走吧。“
姥爷把我抱上马车。他神秘地笑着，“哗”地支起了一座白帆布遮阳篷，那上面还让我舅舅用红颜料写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非常的醒目。那遮阳篷下面铺着大花被子。我舒舒服服地坐上去，姥爷赶车出发了。
也许这次离开的时间要很长，妈妈舍不得我，就骑车跟在马车后面送一程。
我最佩服我妈的不是她的漂亮，不是她写的一手好字好文章，而是她的政治远见。
一个时期搞什么政治运动，会持续多久，有些局势会不会改变，什么时候会改变，她都能远视，都能预见，而且还一般准确。就拿一件事来讲，在我十五岁，我弟弟只有五岁的时候，面临着我可以参军可以就业也可以上山下乡的关口，组织上对我妈讲明：你家只有两个孩子，必须保证有一个到农村插队，你那个小的是儿子，可以给一个指标当兵去，你女儿就插队去吧。我妈妈坚决地说：“不，让我女儿走，我儿子插队去。”回家来她对爸爸说，“等咱们儿子长到能插队的年龄，政策肯定会变的，根本用不着去插队，会有机会考大学的。”果然，恢复高考被我弟弟赶上了。
那天妈妈跟在马车后面骑车走了好远好远。她不停地嘱咐“上山下坡别闭着眼瞎跑，小心摔断腿”、“不能喝生水，要拉肚子的”、“箱子里有鱼肝油，别忘了吃”、“有什么事写信回来”等等，把姥爷都搞烦了，说：“你别老跟着了，快回去。不放心？ 不放心，我把她撂下，你自己带吧！ 别这么婆婆妈妈的！ 交给你爹娘还不放心？ ”
我妈只好停住不送了，推着车，站在路边一直看着我们远去。
第十一章
我与九九再度相携逍遥乡间。所有人都没有我们俩这样的福气。那时运动还没有从城市波及乡村，乡村比较安宁，男女老幼还是忙生产，每天忙着挣工分。
惟有我和九九不用去挣工分。九九的任务就是照顾残废军人，虽辛苦，却也有闲时的自由和快乐。
我们任凭外面的世界纷扮扰扰，而我们躲进大山的怀抱过着我们自己的幸福生活。我们照常在荷塘前开阳光下的歌会，在书房的大炕上读书，趁午后的时光跑到山上玩耍。
冬天来了，大山变得苍茫一片，河流也已结了厚厚的冰。门前的荷塘也衰败了，厚厚的冰面上倒伏着枯黄的花的茎和叶，以及枯败的石榴树叶和柳树叶。
山中的冬天十分寒冷，西北风刮起时，如利刃一样割人皮肤。山区很多大人孩子脸上手上脚上都张开着血淋淋的口子。所以在冬天，山里人都偎在热炕头上，相互串串门儿，用夏秋天攒足了的柴草，把炕烧得热烘烘的，老少爷们儿凑一堆儿，娘们儿凑一堆儿，东家长西家短地瞎喳嘁。没有人往山里去，也没有人往山外去。
九九家的炕上永远只有我们家的人。我是常住客，我姥爷姥娘偶尔过来盘腿坐他们炕上聊聊，而且都是分着来。姥爷来，就问问还缺什么不？粮食够吃不？柴草送够了吗？ 白菜萝卜送来多少？ 生产队杀猪会送半只过来。反正村里处处优待他们家。姥娘来，大部分都是来送烙好的千层饼，蒸好的黏米枣糕，炸好的面鱼儿，煮好的饺子等等好吃的。
村里其他人都不来他们家，一是没有交情，二是没有共同语言。
郭姥爷和九九的京腔京调总被山里人嘲笑：“拉腔拿调儿，学撇！ ”正信呢，一口河南普通话，生于河南，长于济南，又出国作战，辨不出究竟是哪儿的口音了。反正来了生人，他闭紧嘴，一言不发。
他们其实在农村生活得很寂寞。我的到来，给他们着实带来快乐呢。
外面飘起鹅毛大雪，寒风凛冽的冬日上午，我们四个人挤一铺炕上，我和九九要正信用朝鲜语给我们唱歌、讲话，正信就用朝语把《金达莱》唱了一遍又一遍，我们还想听。他用朝语会说的就那么几句话，“不许动！ 缴枪不杀！ ”“中国人民志愿军优待俘虏！ ”“冲啊！ ”
“为了胜利，前进！ ”我们就跟着他学这几句，还控制不住地跑到大街上，冲着街上的行人大声喊朝鲜话。唬得那些老百姓纷纷躲避：“快走，外国溜儿！ ”
有一天午后，郭姥爷笑呵呵地坐在炕头，拿出他的那个毛笔小字写成的话剧，说大家一起顺顺词，演饰一下角色和对话。我们可高兴了。
我原以为郭姥爷写的是爱情悲剧的话剧本子。因为我总觉得他有些忧郁的气质。没想到，他写的都是挺革命的剧本。他写的故事背景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有一位以中学教师身份做掩护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平日里谁也没有注意他有什么两样。他是个很谦和的老师，有一个很温柔贤惠的妻子。他们很愿意帮助人，同所有学校里的老师们相处感情甚好。他们只是经常出入城门，在家里会见一些穿着讲究或是工人、农民模样的人，来来往往总不断来访者。突然在一个深夜，日本特务冲进了他们的家，惊醒了全楼道的人。很多他的同事，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把他们夫妻俩押走了。大家这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对他更增生了敬佩之情。后来，师生们打听到，他们夫妻俩受尽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最后惨遭日本人的杀害。师生们都很悲恸。有十几名师生受到他的影响，一起投奔了延安……
郭姥爷说，他的这个故事还没有写完。我看完了，觉得挺感动人的，大家就对起台词，认真地，就像正式演出那么一丝不苟。累了一下午，九九下去做了炖萝卜汤，小米干饭，炒了辣白菜，给正信蒸了好消化的鸡蛋糕。饱餐之后，我和九九便穿了大衣，跑入山村暮色之中。
农村的冬天，晚饭时间都比较晚，吃完就得晚上八九点。晚饭后，村里人都呆在热炕上，没有人有散步的习惯。
冬夜，太冷寂了。偶有狗叫声。我和九九在黑漆漆的大街上，迎着飕飕的小风儿，踏着杂乱的石头路漫游，尽情享受着这独特的静谧。
正游荡着，忽然一股晚风吹过一大块白色的东西，正好糊在我的脸上，连头也兜住了。我扯下来一看，是一张大白纸，上面散发着墨臭，仔细一看，密密麻麻写满毛笔字。
这东西我见多了，我心头一惊，是大字报！ 这村子里有几个会写字的人啊，居然也有了大字报！ 九九不知道大字报是什么玩意儿，我也无法给她解释。我当时并未过多思想，山村出现的这第一批大字报会给这里的安宁带来什么，只是条件反射地想抄上面的好词儿。
我拉上九九跑回家，拿了一只手电筒，两人就跑回到刚才那个地方，循着大字报刮过来的方向照过去，向那边搜寻着。在不多远的一座矮墙上，贴着三张大字报。这座矮墙是生产队马棚的围墙，虽矮但很长，三张大白纸糊在上面，显得孤零零的、微不足道。
我和九九凑上去，用手电筒照着看。什么水平呀！ 我很失望。没头只有尾，语句狗屁不通，错别字连篇，一个有诗意的词儿也找不到。
后来，也就是两天以后，我才知道那大字报有开头。那第一张被刮掉了。就是让风糊到我脸上的那一张。
没有了开头，我们看着，也就不知道揭发的人是谁。我们开始挑起了错别字，大概有十几处。“阶级感情”错成“阶级咸情”；“愤怒”写成“愤奴”、“坚决打倒”写成“坚决打到”、“偿命”写成了“尝命”
等等。
我熄了手电筒，对九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