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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发餐馆里，张先生的第二支烟还未吸完，何贤的汽车就到了。张先生在餐馆里对何贤说：“我有一船两航起义的器材，要运回大陆，在珠江口被香港水警追到这里。刚才打电话到南光公司找柯正平，却说他去广州开会。因为情况十万火急，现在不但港英方面，台湾方面的人也在找这船器材，所以才这么冒昧深夜打搅何先生！”
何贤立刻摆手：“不用客套，我马上给你想办法。”说罢，何贤拉起姓张的商人上了自己的汽车。
回到家中，何贤招呼张先生稍坐片刻，自己马上给某轮船公司负责人黄德挂电话。
“阿德，有一船货要马上运返大陆，你快快安排一艘船。”
黄德听了，在电话中为难地说：“贤哥，我们的货船都开出去了，码头上一艘也没有啊！”
何贤想了想说：“今晚不是有一班去江门的客船吗？把票退了，编个理由说船不能开，用客船载货。”
黄德觉得这有些不可思议，便忧心忡忡地说：“什么？这样做不但得罪了乘客，也影响公司声誉噢！”
何贤执意说：“这批货太重要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补些钱给乘客，安排他们搭乘明天的船吧！还有，你的客船不能直接开去装货，以免引起人家注意。找些小艇，把货分批运上客船，我即刻和货主来找你，你在那边等着！”
午夜时分，隐匿在码头木船上的那些器材，全部转移到了客船上，驶离了澳门。这回，在附近水域监视的香港水警见是客船，并没太注意，就放行过去了。客船驶入东莞附近水域，船上的人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突然，前方出现一条探照灯柱，一艘中方的海关巡逻艇向客船驶来。巡逻艇发出的信号是要停船检查。张先生想，运的是大陆需要的货，检查就检查！
巡逻艇靠过来后，跳上来几名海关官员。张先生赶忙上去向他们解释，说这艘船运的是两航起义的器材，因在珠江口附近水域被港英水警追查，才被迫躲到澳门换了这艘客船装载。
由于事先没有听到什么通知，所以海关官员仍对此将信将疑，不能放心。但听说船运的是两航起义物资，他们礼貌地说：“对不起，请跟我们回广州海关，我们会打电话与有关部门联系。”
张先生不禁苦笑：“这不等于将我们扣了起来，还是不信呢！”
客船被缉查艇“押解”到广州西堤海关时，已到了凌晨4点钟。海关官员将张先生和黄德等人引到一个会客室里，让他们先在那里休息。等候到早晨6点半左右，终于走进来几位官员，其中一位是副关长，他热情地握着张先生和黄德的手说：“我们已和港澳工委取得了联系，十分感谢你们冒了风险将器材运回大陆。辛苦了一夜，现在请随我去爱群大厦，请两位先生先去吃点东西吧！”
事情终于有了如愿的结果。而那个幕后的英雄何贤呢？恐怕也在隔岸提心吊胆，一夜未能安眠吧？
在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对我国禁运紧俏物资的最艰难的建国初期，祖国大陆很需要汽油、棉纱、橡胶等军用货物，而又是何贤，一次次联络霍英东，通过各条渠道征购到这些物资，再想法从澳门源源不断地运入内地，帮忙解决祖国的困难……何贤为了自己的国家，真是费尽了心血。
何厚铧家族传30、仗义疏才救贫民
30、仗义疏才救贫民
中国有句古话曰：“苟富贵，勿相忘”。然而，有许多当年的知己伙伴，深深体会到的却是：“大家在一起能患难，却不能共富贵。”
市场经济的大潮汹涌而至时，尽管中国人都加强了竞争意识、拼搏意识，却不懂得生意场或人生路上更需要建树的乃“共营”精神，宽容互助态度。传统意识中最恶劣的小人是嫌贫爱富、恃强凌弱之辈，是那些“见富贵而生谄容，遇贫穷而作骄态”的嘴脸。可是，何贤可算例外之人，他的义行善举常令人惊讶，有时大方到他的家人也深感意外……
战时饥饿的感觉，令澳门贫民记忆犹新，而50年代因本地经济萧条带来的饥荒，却是需要穷人富人一同携手相助熬过去的。无论怎样，这块土地亟待重整，经济需要一段时期方能复苏，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何贤在富商中带头关心民众，并千方百计救助他们。当时何贤是澳门中华总商会的理事长，又是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主席，这都是办慈善事业的基础啊！尤其不能小看镜湖医院的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年还曾在这里义务做过医生呢！
澳门庇山耶街，有一间已有九十多年历史的同善堂。何贤虽然没有担任该堂的具体职务，但这里历年举办善事他都积极参与，事实上同善堂一直得到何贤的鼎力支持。
何贤为了穷苦人带头解囊，领衔募捐，因而同善堂的全体同仁从未把何贤看作“外人”，后来索性就将他视为本社会团体的领袖。从1950年起，同善堂开展的赠医、赠药、施粥、施衣等赈济活动中，都得到何贤捐助。其中一次为贫民施粥活动中，何贤一次就送来2．3万元，当时受惠的贫民多达数千人。到1953年6月，持续两年施粥后，善款经费已告罄，同善堂的人去拜谒何贤。何贤听后二话没说，叫他们再施粥两个月，经费全部由他负责，而后，又捐了6千元给同善堂继续施粥。1956年9月24日，何贤给澳门穷苦人派发米券，一天就发了四十多万斤米。
为了解决贫民的饥饿问题，这期间何贤常常将别人送给他的礼金和宴会款转给同善堂，作为救济基金备用。
1952年9月3日，澳门各界人士准备宴请何贤和马万祺，以慰劳他们为社会公益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何贤得悉后，立即高兴地同马万祺商量：“办这样一次宴会，耗费不少，出席的人又不在乎吃一餐，倒不如将这笔钱拿去救济贫民。”马万祺一听，觉得此主张实用得多，于是连连赞同说：“好主意！好主意！”
两人立刻联名写了一封信给澳门各界人士，建议将宴款移送同善堂施粥给贫民。到了宴会之日，“庆桌”上却只有一杯清茶。面对人们的抱憾，何贤和马万祺却感到这“清茶之招待”，令他们两人都无限欣慰……到了这年冬天，何贤的新居落成了。于是致函各位亲友，前来小聚庆贺。最终，他从简办席，却将欢宴亲友的部分筵席金、贺金以及个人再捐款凑整5万元，赠予同善堂。
在何贤就任华人代表，和父亲澄溪老人逝世三周的纪念日时，他又致函各界好友：“凡欲送礼者，请致送镜湖慈善礼券。”
闹了半天，他是借花献佛，难怪“大言不惭”呢！
结果令何贤甚感欣慰：镜湖医院慈善会收到港币22．4万元！
何贤，好大的面子。
“镜湖”按照何贤的意见，拿这笔礼金扩建了急诊室、医生宿舍、药仓、制药室、饭堂等，还余下9万多元作慈善经费。如此一来，他们既改善了镜湖医院的硬件设备，又改变了慈善会经济上长期出现赤字的状况。
从澳门日报的一个小栏目“澳门说图”中，刊有当年澄溪公“举殡行列”的一帧旧照，才知晓何贤是为纪念其父逝“三周”而非“三周年”，且确实为了镜湖收纳“善款”。
何厚铧家族传31、扶贫济困乐善举
31、扶贫济困乐善举
澳门有许多高楼大厦，气派豪华壮观，可惜那都是富商阔佬们住的。大多数贫民百姓，住的却是低矮狭窄的木屋或铁皮屋，我们内地人称这类住宅群落叫“棚户区”。“棚户区”内的街道坎坷坑洼，街灯不明，屋里没有自来水，公用的水龙头也不多，说白了就是贫民窟。然而，就是这些贫民窟，有时也保不住。
1950年夏天，澳葡政府工务局认为青洲的木屋七糟八烂，影响市容，下令拆迁，让人们一律搬到指定的地方重建家园。可他们竟忘了，这里住的多是贫民，哪里有能力重新盖房子呢！
因此，居民们纷纷致函总商会，要求总商会为他们申诉，请求政府准许缓拆。作为理事长的何贤听到民众的呼声后，深表同情，觉得应当替他们奔走呼吁。
何贤偕同商会理事陈直生、叶子如、陈毅生，到了工务局找局长毕士达。毕士达见是何贤，不能敷衍，只得亲自带领官员到青洲实地了解。他们一到青洲木屋区，居民们就派出代表来向“贵人们”陈述迁建的困难，和新规划区街道太狭窄、房屋之间距离太密，以及自来水龙头不够等等问题。
毕士达与何贤等人又访问了几户木屋贫民，见到他们的屋中大都四壁空空，穷困不堪……何贤见毕士达愕然，于是说：“你总算眼见为实吧？似这番模样，他们填肚子都困难，哪里有钱建新屋呢？”
毕士达也很同情地点头，于是他当场答应木屋居民的请求，改变了拆迁办法。
青洲百姓们都流着泪，感谢商会和工务局能体恤民情，对于何贤为他们奔走请命，更加感激得叩首涕零……
1955年1月10日，正是冬天。本就拥挤不堪的青洲区不幸再失大火，这可真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四百多间木屋顷刻之间已烧成灰烬。
那时快到年关了，两千多贫民一下子雪上加霜，变成无家可归的难民，其困苦情况可想而知。
何贤流泪了。事发当天他就率领总商会、工联、同善堂和镜湖慈善会四大社团的人们赶到青洲现场了解民情，并且发放救济款，尽全力帮助解决难民们充饥、御寒和临时住宿等急需解决的困难。
第二天，澳门社会各界成立“澳门各界救济青洲火灾灾民筹募委员会”。谁来领导这筹委会呢？“贤哥！”大家毫不犹豫，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喊出这个令他们倍觉力量的名字。
何贤凡是做�